自從《馬可·波羅游記》(約1298年)問世,七個世紀以來,西方不同文本塑的中國形象,已經形成一種觀念的傳統,其中有承繼,也有變異與斷裂,探討這一形象傳統的生成演變過程及其不同的意義側面,是本套「中國形象:西方的學說和傳說」叢的宗旨。
契丹族是我國歷史上一個古老而強大的民族,出現於4世紀中葉,至14世紀中葉以後(即至明代)契丹一詞不復再見於史,歷經約1000年。他在祖國歷史上的影響和作出的貢獻,是我國屈指可數的民族之一。他所建立的契丹國(亦稱大契丹國,即遼朝),在200多年間,不僅第一次將我國廣大的北方地區各民族統一起來,而且還第一次打破了長城的阻隔,漢人北遷,北方民族南徒,將北方的游牧經濟與長城以南的農業經濟結合為一體,使游牧經濟注入新血液,逐步走上了農牧結合的發展道路。契丹國的政治體制以及「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為後世祖國各朝統治者留下一份珍貴遺產,豐富了祖國的燦爛文化。所有這些,為祖國各民族再次大統一,奠定了基礎。名聲遠揚,俄國人迄今仍稱中國為KNma
,即「契丹」一詞的音譯,它集中反映了契丹族在祖國歷史上的影響和貢獻。
目錄
總序
導論
引言
第一章 划時代的旅行
第一節 1271:馬可·波羅,從威尼斯到北京
第二節 1275:列班·掃馬,從北京到巴黎
第二章 「蒙古和平」:舊大陸文明的一體化沖動
第一節 瞬間的世界帝國
第二節 串通世界帝國的古老道路
第三章 去東方
第一節 去東方,收獲靈魂
第二節 去東方,收獲財富
第四章 契丹形象
第一節 大契丹就是古代的絲人國
第二節 富強的傳說
第五章 既是烏托邦的也是真實的
文選
《馬可·波羅游記》(第二卷)
曼德維爾游記
出版者的話
導論
引言
第一章 划時代的旅行
第一節 1271:馬可·波羅,從威尼斯到北京
第二節 1275:列班·掃馬,從北京到巴黎
第二章 「蒙古和平」:舊大陸文明的一體化沖動
第一節 瞬間的世界帝國
第二節 串通世界帝國的古老道路
第三章 去東方
第一節 去東方,收獲靈魂
第二節 去東方,收獲財富
第四章 契丹形象
第一節 大契丹就是古代的絲人國
第二節 富強的傳說
第五章 既是烏托邦的也是真實的
文選
《馬可·波羅游記》(第二卷)
曼德維爾游記
出版者的話
序
自從《馬可·波羅游記》(約1298年)問世,七個世紀以來,西方不同文本塑造的中國形象,已經形成一種觀念的傳統,其中有連續與承繼,也有變異與斷裂,探討這一形象傳統的生成演變過程及其不同的意義側面,是本套「中國形象:西方的學說和傳說」叢書的宗旨。
一
人,只有在他人的「注視」中,才能獲得自我意識。一個人若無其事地走在空寂的走廊里,突然感到某個鎖孔里有一束目光在注視自己,這時,會意識到自己的存在,局促不安,表現出驕傲或羞恥,感到沮喪或得意,甚至手忙腳亂……人只有在感覺到他人注視自己的目光時,才能發現自我,自我只有在他人的注視下進行表現時,才成就了自我的本質。「……他人不只是向我揭示了我是什麽,他還在一種可以支持一些新的質定的新的存在類型上構成了我。」薩特的《存在與時間》詳細分析了他人構成自我存在的意識過程。薩特在個人心理經驗層次上分析的問題,在民族文化經驗上也同樣適用。一個民族只有在感覺到他民族的「注視」時,才能意識到自身文化的意義。
我們曾經不在乎,或者說根本意識不到,其他民族對我們的看法。「野蠻人」的「看法」與「說法」都是微不足道的,是所謂「胡言亂語」。很早以前中亞就流傳著一個關於中國人自大的笑話:中國人認為世界上只有中國人長著兩只眼楮,其他民族不是獨眼龍,就是瞎子。這個笑話可能在馬可·波羅時代就傳到歐洲,至少西班牙使節克拉維約(Ruy Gonzalez de Clavijo)1404年在撒瑪爾罕(Samarcand)帖木耳(Timour)的王宮里、意大利使節巴巴羅(Josafat Barbaro)1436年在波斯,都聽到過這個傳說。中國人自大到可能沒有了自我,因為感受不到「他人」的目光。
近代以來相當長的時間里,我們又太重視別人,尤其是西方人對我們的「看法」與「說法」。我們批判中國歷史的停滯,是因為沒有西方現代的進步;我們批判中國的專制與奴役,是因為不同於西方式的民主與自由;我們反思國民性,是因為西方人斷定中國現代的失敗是由某種不同於西方的「民族性格」造成的;我們否定中國傳統文化,是因為這種文化沒有孕育出西方的啟蒙理性精神……我們習慣用西方的眼光看待自身,西方成為中國文化自我意識的尺度。中國人又可能自卑到沒有了自我,因為他人已經絕對化為主體。
19世紀中葉開始,華夏文化在走向世界的同時反思自我,西方文化的「逼視」一直是我們文化自覺的動力,甚至構成我們的文化自覺。我們說,西方是中國的一面鏡子。在這面鏡子中,我們獲得自我的形象,表現並塑造自我的形象,感到希望與失望、焦慮與缺憾、自信與自卑。我們懷疑自我並改變自我,但很少懷疑這面鏡子並試圖改變這面鏡子。這面鏡子的「逼視」似乎是絕對的,不容懷疑的,甚至可能變成「地獄」,因為它的逼視正從我們身上「竊去了世界,使世界變成空虛」。我們確實曾有過分自大與過分自卑的歷史,1840年以前我們過分自大,此後一個世紀,我們又過分自卑。1949年後的一段日寸間,我們回復到過分的自大,1979年以後,我們又開始感到自卑。而不管自卑還是自大,西方總是某種絕對的「目光」,西方就是世界,幾乎就是自我之外的全部世界。
當他人的「注視」絕對化的時候,就會將自我變成他人的對象或「他人所制造的東西」。薩特在這個意義上討論「他人就是地獄」的著名命題。西方關於中國的看法與說法,就是一種「逼人的注視」,它構成現代中國的某種「文化處境」,使中國現代文化不僅在西方文化視野中結構自身,甚至被西方文化所構築。這是中國文化現代化異化的「文化困境」。中國文化曾經因為意識不到他人而沒有自我,現在又因他人(西方)作為主體的觀念擴張而失去自我。我們在反思與重建中國文化的同時,是否也應該反思西方關於中國的知識與想像,重建中國面對西方文化的態度與觀念?
……
一
人,只有在他人的「注視」中,才能獲得自我意識。一個人若無其事地走在空寂的走廊里,突然感到某個鎖孔里有一束目光在注視自己,這時,會意識到自己的存在,局促不安,表現出驕傲或羞恥,感到沮喪或得意,甚至手忙腳亂……人只有在感覺到他人注視自己的目光時,才能發現自我,自我只有在他人的注視下進行表現時,才成就了自我的本質。「……他人不只是向我揭示了我是什麽,他還在一種可以支持一些新的質定的新的存在類型上構成了我。」薩特的《存在與時間》詳細分析了他人構成自我存在的意識過程。薩特在個人心理經驗層次上分析的問題,在民族文化經驗上也同樣適用。一個民族只有在感覺到他民族的「注視」時,才能意識到自身文化的意義。
我們曾經不在乎,或者說根本意識不到,其他民族對我們的看法。「野蠻人」的「看法」與「說法」都是微不足道的,是所謂「胡言亂語」。很早以前中亞就流傳著一個關於中國人自大的笑話:中國人認為世界上只有中國人長著兩只眼楮,其他民族不是獨眼龍,就是瞎子。這個笑話可能在馬可·波羅時代就傳到歐洲,至少西班牙使節克拉維約(Ruy Gonzalez de Clavijo)1404年在撒瑪爾罕(Samarcand)帖木耳(Timour)的王宮里、意大利使節巴巴羅(Josafat Barbaro)1436年在波斯,都聽到過這個傳說。中國人自大到可能沒有了自我,因為感受不到「他人」的目光。
近代以來相當長的時間里,我們又太重視別人,尤其是西方人對我們的「看法」與「說法」。我們批判中國歷史的停滯,是因為沒有西方現代的進步;我們批判中國的專制與奴役,是因為不同於西方式的民主與自由;我們反思國民性,是因為西方人斷定中國現代的失敗是由某種不同於西方的「民族性格」造成的;我們否定中國傳統文化,是因為這種文化沒有孕育出西方的啟蒙理性精神……我們習慣用西方的眼光看待自身,西方成為中國文化自我意識的尺度。中國人又可能自卑到沒有了自我,因為他人已經絕對化為主體。
19世紀中葉開始,華夏文化在走向世界的同時反思自我,西方文化的「逼視」一直是我們文化自覺的動力,甚至構成我們的文化自覺。我們說,西方是中國的一面鏡子。在這面鏡子中,我們獲得自我的形象,表現並塑造自我的形象,感到希望與失望、焦慮與缺憾、自信與自卑。我們懷疑自我並改變自我,但很少懷疑這面鏡子並試圖改變這面鏡子。這面鏡子的「逼視」似乎是絕對的,不容懷疑的,甚至可能變成「地獄」,因為它的逼視正從我們身上「竊去了世界,使世界變成空虛」。我們確實曾有過分自大與過分自卑的歷史,1840年以前我們過分自大,此後一個世紀,我們又過分自卑。1949年後的一段日寸間,我們回復到過分的自大,1979年以後,我們又開始感到自卑。而不管自卑還是自大,西方總是某種絕對的「目光」,西方就是世界,幾乎就是自我之外的全部世界。
當他人的「注視」絕對化的時候,就會將自我變成他人的對象或「他人所制造的東西」。薩特在這個意義上討論「他人就是地獄」的著名命題。西方關於中國的看法與說法,就是一種「逼人的注視」,它構成現代中國的某種「文化處境」,使中國現代文化不僅在西方文化視野中結構自身,甚至被西方文化所構築。這是中國文化現代化異化的「文化困境」。中國文化曾經因為意識不到他人而沒有自我,現在又因他人(西方)作為主體的觀念擴張而失去自我。我們在反思與重建中國文化的同時,是否也應該反思西方關於中國的知識與想像,重建中國面對西方文化的態度與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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