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人類學》初版問世以來雖已過去25年，但本書討論的人類生態學的原理和概念仍然相當流行。例如，理解生態系統（尤其是人類起源系統）的構成及運作方式仍然是規劃未來持續發展的基石。為此，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正籌備編寫一部巨著《人類生命支撐體系百科全書》。本書討論的生態人類學方法也仍然流行。例如，近至1993年，已故羅伯特‧內亭（Robert
Netting）在他的著作《小業主家庭︰農戶與精耕和持續農業生態學》（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加利福尼亞州）引用了文化生態學的框架。在其著作中，他把小業主家庭作為一種以文化為基礎的行為策略來探討，這種行為策略帶有跨文化和歷史效用的特質。
同時，自從《生態人類學》于1977年出版以來世事巨變。最具戲劇性變化的可能是進化生態學和歷史生態學兩種與眾不同的方法的發展。進化生態學植根于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原理。這一方法的重點是在選擇或拒絕環境資源時人類個體所作的決定，並使用近似于微觀經濟學中以及決定論中的最優化模式。最常用的是最優攫取模式。這些模式描述了行為人被逼根據最優化策略作出選擇。（可參考艾里克‧史密斯《Inujjuamiut人的攫取策略︰北極狩獵經濟的進化生態學》，艾爾但‧格魯依特出版社，紐約，1991）
歷史生態學是用歷史來解釋人類生態學的標志方法，它起源于20世紀80年代，以其獨特的方式闡釋生態人類學。（作品如︰《歷史生態學》，卡羅爾。L‧克拉姆利編寫，美國研究學院出版社，聖塔菲、新墨西哥，1994）在很多方面，歷史生態學大體上反映了環境科學的最新潮流。例如，研究火的生態學家史蒂芬‧派恩的有趣的著作《世界之火︰地球上的火文化》（荷特出版社，紐約，1995）采用了明晰的歷史方法來探討世界上地區生物群落發展中火的作用。從人類個體的決定與行為方面考慮，歷史生態學與進化生態學類似。地理形貌，這一人類—環境關系歷史之累積的物質體現，是關鍵的環境概念。因而，以上引述的《歷史生態學》的編者克拉姆利將歷史生態界定為“在地理形貌上標注歲月變化的已逝生態系統的研究”（5～6頁）。這一方法也涉及時間與空間的復合框架，環境事件與演變過程在其中運作，導致人類發展的生態系統不斷產生地理分界與組織結構的變化。
總之，生態人類學是一門進化的學科，將來也會變化。我希望本書讀者將積極參與這一進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