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國內學術界來說,譯介學迄今為止還是一個比較陌生的術語,人們往往會把它與一般意義上的翻譯研究混同起來,以為譯介學是研究什麼翻譯技巧或是什麼翻譯理論,甚至把它與訓練和提高人們的翻譯水平聯系在一起,這顯然是一個誤解。
那麼什麼是譯介學呢?譯介學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翻譯研究,如果要對它作一個簡明扼要的界定的話,那麼不妨說,譯介學最初是從比較文學中媒介學的角度出發、目前則越來越多是從比較文化的角度出發對翻譯(尤其是文學翻譯)和翻譯文學進行的研究。嚴格而言,譯介學的研究不是一種語言研究,而是一種文學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關心的不是語言層面上出發語與目的語之間如何轉換的問題,它關心的是原文在這種外語和本族語轉換過程中信息的失落、變形、增添、擴伸等問題,它關心的是翻譯(主要是文學翻譯)作為人類一種跨文化交流的實踐活動所具有的獨特價值和意義。譯介學尚沒有相應的固定英語術語,曾有人建議可翻譯成Medio-Trans-latology,這個詞的前半部分意為“媒介”、“中介”,英語中的“媒介學”一詞即為Mediology,後半部分意為“翻譯學”,這樣勉強可以表達譯介學的意思。在西方比較文學界,在談到譯介學時,我們經常接觸到的是一個意義相當寬泛的術語——翻譯研(translation
studies或translation study)。但這樣一來,這個術語所指的內容其實大大超出了嚴格意義上的譯介學研究的範疇了。
由此可見,譯介學是比較文學研究的一個分支。但是,比較文學誕生于上世紀末,而譯介學的產生則要晚得多,大約起始于本世紀的三十年代。而真正取得重要的地位,則已經是本世紀五十年代以後的事了。近年來,翻譯在比較文學界乃至在整個人文科學界的地位越來越高,有人甚至提出要重新調整翻譯研究與比較文學的關系,認為今後翻譯研究不再是比較文學的分支,相反,比較文學倒應該是翻譯研究中的一個分支,因為翻譯研究作為一門跨文化研究學科,它的涵蓋面比比較文學寬泛得多。翻譯在比較文學中的地位的這一變化,實際上反映了國際比較文學界從文學研究向文化研究發展的一種趨勢(翻譯研究是文化研究尤其是跨文化研究的集中體現),同時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歐洲中心論”的破滅和東西(包括中西)比較文學的崛起:眾所周知,在歐美比較文學界,通曉三四門歐洲國家語言的學者比比皆是,因此,當他們把研究的眼光局限在歐洲文學內部的時候,他們無須借助翻譯,但一旦他們把眼光投到歐洲以外,尤其是投到東方的時候,他們中的極大多數人就不得不仰仗翻譯了,翻譯也由此取得了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目錄
序一 賈植芳
序二 方平
緒論
第一章 翻譯和翻譯研究中的文學傳統
第一節 西方翻譯史上的文藝學派
第二節 俄國翻譯史上的文藝學派
第三節 中國翻譯史上的文學傳統
第二章 二十世紀文學翻譯研究的趨向
第一節 文學翻譯的空前發達
第二節 西方:不僅僅是語言學派
第三節 蘇聯與東歐:強勁有力的文藝學派
第四節 中國:文學翻譯主體意識的覺醒
第三章 文學翻譯的創造性叛逆
第一節 文學翻譯的創造性與叛逆性
第二節 媒介者的創造性叛逆
第三節 接受者與接受環境的創造性叛逆
第四章 翻譯研究與文化差異
第一節 翻譯中文化意象的失落與歪曲
第二節 翻譯中不同文化的誤解與誤釋
第五章 翻譯文學——爭取承認的文學
第一節 譯作——文學作品的一種存在形式
第二節 翻譯文學與外國文學的關系
第三節 翻譯文學在民族文學中的地位
第六章 翻譯文學史的名與實
第一節 翻譯文學史和文學翻譯史
第二節 翻譯文學史:挑戰與前景
附錄一 本書主要人名中外文對照
附錄二 中國譯介學研究資料輯錄(1949—1998)
後記
序二 方平
緒論
第一章 翻譯和翻譯研究中的文學傳統
第一節 西方翻譯史上的文藝學派
第二節 俄國翻譯史上的文藝學派
第三節 中國翻譯史上的文學傳統
第二章 二十世紀文學翻譯研究的趨向
第一節 文學翻譯的空前發達
第二節 西方:不僅僅是語言學派
第三節 蘇聯與東歐:強勁有力的文藝學派
第四節 中國:文學翻譯主體意識的覺醒
第三章 文學翻譯的創造性叛逆
第一節 文學翻譯的創造性與叛逆性
第二節 媒介者的創造性叛逆
第三節 接受者與接受環境的創造性叛逆
第四章 翻譯研究與文化差異
第一節 翻譯中文化意象的失落與歪曲
第二節 翻譯中不同文化的誤解與誤釋
第五章 翻譯文學——爭取承認的文學
第一節 譯作——文學作品的一種存在形式
第二節 翻譯文學與外國文學的關系
第三節 翻譯文學在民族文學中的地位
第六章 翻譯文學史的名與實
第一節 翻譯文學史和文學翻譯史
第二節 翻譯文學史:挑戰與前景
附錄一 本書主要人名中外文對照
附錄二 中國譯介學研究資料輯錄(1949—1998)
後記
序
天振把他剛完成的專著《譯介學》的小樣拿來給我看,問我有無時間給他寫篇序言,我當然是一口答應。
近幾年來,經常有中青年朋友送來他們的書稿,希望我幫他們寫序,我總是樂意地答應。序寫多了,我有時就以“寫序專業戶”自嘲。然而話說回來,寫序雖然花掉了我不少時間,我卻是樂此不疲,因為我覺得為中青年朋友的著作寫序,實際上也是一個與中青年學者交流思想的很好機會。在寫序的過程中,我也從他們的著作中掌握了不少當代學術界的新信息,看到了不少新思想,也學到了不少新知識。眼前這本《譯介學》就是如此。
對于不搞比較文學研究的人來說,譯介學也許還是個比較陌生的術語。事實上,譯介學也確實是從七十年代末隨著比較文學在中國大陸的重新崛起才逐漸為國內學術界所了解的一個新的文學研究術語。所謂譯介學,據天振介紹,從寬泛意義上說,就是指從文化層面上對翻譯、尤其是文學翻譯所進行的一種跨文化研究。隨著當前各民族之間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已經有學者預言,這種研究勢將成為二十一世紀國際學術界的一個研究熱點。
天振自九十年代以來,就一直致力于譯介學的研究,至今大約已發表二十余篇有關譯介學的論文,還為好幾本比較文學的教材撰寫過有關譯介學的專章。前幾年台灣出版了他的論文集《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我也曾為該書寫過一篇序。該書出版後在海外頗得好評,認為是國內翻譯研究中的“開創性的”著作。如今他又推出了他的專著《譯介學》,可見他的研究更加深入了。我沒能來得及細讀天振送來的全部小樣,但我前後大致翻閱一下,重點讀了其中的幾章,就已經能強烈感受到書中透露出來的一股當代學者的學術銳氣,感覺到作者寬闊的學術視野以及他獨特的研究視角。
天振的研究,雖然稱作翻譯研究,但是他並不局限于、或者說幾乎就不討論某字某句如何翻譯如何處理等一些語言轉換的具體問題。我的感覺是,天振的研究,與其說是翻譯研究,倒不如說是一種文學研究,一種文化研究。譬如,本書第三章談翻譯中的創造性叛逆,認為任何翻譯總是存在著創造性的叛逆現象,他說正是這種創造性的叛逆延長了原作的生命,賦予了原作以第二生命,許多杰出的作品正是有賴于這種創造性的叛逆才得以流傳于世。‘這里,盡管談的是翻譯問題,實際觸及的還有對外來文化的移植和接受問題,甚至還包括了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和接受問題。再如,第四章有一節在討論文化意象的傳播問題時,提出一直被國內翻譯界視作“錯譯”、“亂譯”典型的趙景深先生翻譯的“牛奶路”,從譯介學的角度看反倒比譯成“銀河”、“天河”還更為正確。這里涉及的也已經不是簡單的兩種語言如何移譯的問題了,而是觸及到了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文化意象的錯位、文化意象變形和文化接受等一系列文化問題了。
作為一名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教師和研究者,我對本書的第五章《翻譯文學——爭取承認的文學》和第六辜《翻譯文學史的名與實》最感興趣。我一直認為,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除理論外,就作瘃作品而言,應由小說、詩歌、散文文、艱劇和翻譯文學五個單元組成。由中國翻譯家用漢語譯出的、以漢文形式存在的外國文學作品,為創造和豐富中國現代文學所作出的貢獻,與我們本民族的文學創作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有人曾把翻譯文學與我們自己民族的創作比喻為中國現代文學的車之兩輪,烏之兩翼,我以為這個比喻極為形象貼切。但有些人卻看不到翻譯文學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巨大作用(其實翻譯文學的作用又何止于中國現代文學呢,譬如佛經翻譯文學,不是對我國的古代文學也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嗎?),一直對翻譯文學抱有偏見,總覺得翻譯文學要低民族創作文學一等,還把翻譯文學排斥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之外,使得翻譯文學,如同天振在書中所說的,成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棄兒”。現在天振從翻譯文學的性質、地位、歸屬等方面,從理論的高度論證了翻譯文學與民族創作文學之間的關系,指出,“對翻譯文學的理論界定,不僅牽涉到人們對翻譯家及其勞動的評價,它對中外文學交流史、翻譯文學史,乃至整個中國文學史的撰寫,都有重要的直接意義。”他從文學翻譯的再創造性質、從翻譯文學作品的國籍判斷依據等方面的分析著手,令人信服地指出,翻譯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可以說是對文學翻譯家的創造性勞動的最有力的肯定,也是對那些對翻譯文學抱有偏見的人們的最好的回答。
我還特別贊賞天振對翻譯文學史的研究。他認為,翻譯文學史究其本質,應該是一部文學史,而作為一部文學史,它就應該具有其他文學史一樣的三個基本要素,也即作家、作品和事件。他還進一步提出,翻譯文學史應該有對翻譯文學作品在譯語國的傳播和影響的分析和評論,翻譯文學史里的“作夏”應該不僅僅指的翻譯家,還應該包括那些“披上了中國外衣的外國作家”,他把翻譯文學史看作是一部文化交流史、文學影響史和文學接受史。這樣一些觀點應該說是抓住了翻譯文學史的本質的,是道前人所未道、很有見地的觀點。不僅如此,他還收集了大量國內外關于翻譯文學史的編寫理論和實線方面的材料,尤其詳細地考察了自本世紀三十年代阿英撰寫的《翻譯史話》以來的我國自己在編寫翻譯文學史方面的實踐,其中包括五十年代末北京大學西語系學生編寫的、從未正式出版過的《中國翻譯文學簡史》,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他自己的編寫翻譯文學史的具體設想,這就表明天振對翻譯文學史的研究不尚空談,而是理論聯系實際的,這樣的學風我覺得也是很值得肯定的。
在我的印象中,國內像《譯介學》這樣,既有理論高度,又有大量豐富的實例,把翻譯作為文學和文化研究的對象進行分析、評述,從而得出與文學史的編寫、中外文化的交流等有直接關系的重大結論的著作,恐怕還沒有過。《譯介學》的研究,不僅在國內處于學術的前沿,即使在國際學術界,也同樣處于當前學術發展的前沿(這一點,熟悉最新國外翻譯理論研究的學者恐怕比我更有發言權)。《譯介學》的出版,揭開了從比較文學和比較文化角度研究翻譯的新層面,開拓了國內翻譯研究的新領域。我對它的出版表示衷心的祝賀!是為序。
賈植芳 1998年11月于上海寓所
近幾年來,經常有中青年朋友送來他們的書稿,希望我幫他們寫序,我總是樂意地答應。序寫多了,我有時就以“寫序專業戶”自嘲。然而話說回來,寫序雖然花掉了我不少時間,我卻是樂此不疲,因為我覺得為中青年朋友的著作寫序,實際上也是一個與中青年學者交流思想的很好機會。在寫序的過程中,我也從他們的著作中掌握了不少當代學術界的新信息,看到了不少新思想,也學到了不少新知識。眼前這本《譯介學》就是如此。
對于不搞比較文學研究的人來說,譯介學也許還是個比較陌生的術語。事實上,譯介學也確實是從七十年代末隨著比較文學在中國大陸的重新崛起才逐漸為國內學術界所了解的一個新的文學研究術語。所謂譯介學,據天振介紹,從寬泛意義上說,就是指從文化層面上對翻譯、尤其是文學翻譯所進行的一種跨文化研究。隨著當前各民族之間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已經有學者預言,這種研究勢將成為二十一世紀國際學術界的一個研究熱點。
天振自九十年代以來,就一直致力于譯介學的研究,至今大約已發表二十余篇有關譯介學的論文,還為好幾本比較文學的教材撰寫過有關譯介學的專章。前幾年台灣出版了他的論文集《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我也曾為該書寫過一篇序。該書出版後在海外頗得好評,認為是國內翻譯研究中的“開創性的”著作。如今他又推出了他的專著《譯介學》,可見他的研究更加深入了。我沒能來得及細讀天振送來的全部小樣,但我前後大致翻閱一下,重點讀了其中的幾章,就已經能強烈感受到書中透露出來的一股當代學者的學術銳氣,感覺到作者寬闊的學術視野以及他獨特的研究視角。
天振的研究,雖然稱作翻譯研究,但是他並不局限于、或者說幾乎就不討論某字某句如何翻譯如何處理等一些語言轉換的具體問題。我的感覺是,天振的研究,與其說是翻譯研究,倒不如說是一種文學研究,一種文化研究。譬如,本書第三章談翻譯中的創造性叛逆,認為任何翻譯總是存在著創造性的叛逆現象,他說正是這種創造性的叛逆延長了原作的生命,賦予了原作以第二生命,許多杰出的作品正是有賴于這種創造性的叛逆才得以流傳于世。‘這里,盡管談的是翻譯問題,實際觸及的還有對外來文化的移植和接受問題,甚至還包括了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和接受問題。再如,第四章有一節在討論文化意象的傳播問題時,提出一直被國內翻譯界視作“錯譯”、“亂譯”典型的趙景深先生翻譯的“牛奶路”,從譯介學的角度看反倒比譯成“銀河”、“天河”還更為正確。這里涉及的也已經不是簡單的兩種語言如何移譯的問題了,而是觸及到了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文化意象的錯位、文化意象變形和文化接受等一系列文化問題了。
作為一名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教師和研究者,我對本書的第五章《翻譯文學——爭取承認的文學》和第六辜《翻譯文學史的名與實》最感興趣。我一直認為,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除理論外,就作瘃作品而言,應由小說、詩歌、散文文、艱劇和翻譯文學五個單元組成。由中國翻譯家用漢語譯出的、以漢文形式存在的外國文學作品,為創造和豐富中國現代文學所作出的貢獻,與我們本民族的文學創作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有人曾把翻譯文學與我們自己民族的創作比喻為中國現代文學的車之兩輪,烏之兩翼,我以為這個比喻極為形象貼切。但有些人卻看不到翻譯文學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巨大作用(其實翻譯文學的作用又何止于中國現代文學呢,譬如佛經翻譯文學,不是對我國的古代文學也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嗎?),一直對翻譯文學抱有偏見,總覺得翻譯文學要低民族創作文學一等,還把翻譯文學排斥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之外,使得翻譯文學,如同天振在書中所說的,成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棄兒”。現在天振從翻譯文學的性質、地位、歸屬等方面,從理論的高度論證了翻譯文學與民族創作文學之間的關系,指出,“對翻譯文學的理論界定,不僅牽涉到人們對翻譯家及其勞動的評價,它對中外文學交流史、翻譯文學史,乃至整個中國文學史的撰寫,都有重要的直接意義。”他從文學翻譯的再創造性質、從翻譯文學作品的國籍判斷依據等方面的分析著手,令人信服地指出,翻譯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可以說是對文學翻譯家的創造性勞動的最有力的肯定,也是對那些對翻譯文學抱有偏見的人們的最好的回答。
我還特別贊賞天振對翻譯文學史的研究。他認為,翻譯文學史究其本質,應該是一部文學史,而作為一部文學史,它就應該具有其他文學史一樣的三個基本要素,也即作家、作品和事件。他還進一步提出,翻譯文學史應該有對翻譯文學作品在譯語國的傳播和影響的分析和評論,翻譯文學史里的“作夏”應該不僅僅指的翻譯家,還應該包括那些“披上了中國外衣的外國作家”,他把翻譯文學史看作是一部文化交流史、文學影響史和文學接受史。這樣一些觀點應該說是抓住了翻譯文學史的本質的,是道前人所未道、很有見地的觀點。不僅如此,他還收集了大量國內外關于翻譯文學史的編寫理論和實線方面的材料,尤其詳細地考察了自本世紀三十年代阿英撰寫的《翻譯史話》以來的我國自己在編寫翻譯文學史方面的實踐,其中包括五十年代末北京大學西語系學生編寫的、從未正式出版過的《中國翻譯文學簡史》,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他自己的編寫翻譯文學史的具體設想,這就表明天振對翻譯文學史的研究不尚空談,而是理論聯系實際的,這樣的學風我覺得也是很值得肯定的。
在我的印象中,國內像《譯介學》這樣,既有理論高度,又有大量豐富的實例,把翻譯作為文學和文化研究的對象進行分析、評述,從而得出與文學史的編寫、中外文化的交流等有直接關系的重大結論的著作,恐怕還沒有過。《譯介學》的研究,不僅在國內處于學術的前沿,即使在國際學術界,也同樣處于當前學術發展的前沿(這一點,熟悉最新國外翻譯理論研究的學者恐怕比我更有發言權)。《譯介學》的出版,揭開了從比較文學和比較文化角度研究翻譯的新層面,開拓了國內翻譯研究的新領域。我對它的出版表示衷心的祝賀!是為序。
賈植芳 1998年11月于上海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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