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均衡的策略基礎:動態匹配與討價還價博奕

一般均衡的策略基礎:動態匹配與討價還價博奕
定價:108
NT $ 94
 

內容簡介

本書是復旦在經濟學院的韋森(李維森)教授組織翻譯出版並列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當代經濟學譯庫」中的一本,原書是在美國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Douglas Gale在劍橋大學丘吉爾學院所做的三次講座的講演稿基礎上形成的,是當代理論經濟學領域中的一部前沿著作,它將當代經濟學兩大核心問題--一般均衡理論和討價還價博弈--結合起來,探討完全競爭的一般均衡理論的策略基礎,是一部有較高數學深度的經濟學前沿專著,對於國內經濟學人跟蹤和把握當代經濟學諸領域中的前沿動向,增強經濟學理論前沿意識有較高的價值,並且有助於掌握當代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方法。

道格拉斯•蓋爾(Douglas Gale),美國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曾於2000—2002年間任美國紐約大學經濟系主任。作為計量經濟學會的研究員,他至今仍擔任《經濟研究評論》(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的助理編輯和《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a)的合作編輯。他目前也是《經濟理論雜志》(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經濟學研究》(Research in Economics)和《經濟理論》(Economic Theory)的副主編,並且也是《宏觀經濟動態》(Macroeconomic Dynamics)的顧問編輯,其研究論文見諸於國際權威雜志上。
 

目錄

1 市場與博弈
1.1 完全競爭的策略基礎
1.2 為什麽要研究策略基礎?
1.3 合作市場博弈
1.4 非合作市場博弈
1.5 動態匹配與討價還價模型
1.6 余論
2 完全競爭
2.1 引言
2.2 純交換經濟
2.3 動態匹配與討價還價博弈
2.4 均衡
2.5 埃奇沃思特性
2.6 效率
2.7 競爭性的經濟序列
2.8 存在性
2.9 有貼現因素的效率
2.10 隨機匹配
2.11 混合均衡
2.12 總結
3 連續性與匿名性
3.1 魯賓斯坦和沃林斯基(1990)
3.2 限理性和惟一性
3.3 極限原理
3.4 重復博弈
3.5 有限記憶
3.6 多方匿名博弈
3.7 非匿名博弈
4 有限理性
4.1 模仿和試驗
4.2 競爭的行為模型
4.3 向競爭價格收斂
4.4 擴展
5 跋
參考文獻
譯後記
 

這些年來我在各種場合經常講中國經濟現象是經濟學研究的一個大金礦,研究中國的經濟問題有可能產生一批世界級的經常學大師。我的信念源自經濟理論的作用在於解釋經濟現象,其作用的大小由所解釋經濟現象的重要性決定。在現代社會中,各國經濟緊密相連,發生在世界經濟中心的經濟現象所產生的影響遠大於發生在周邊小國的經濟現象,所以,自亞當·斯密出版《國富論》,經濟學成為一門獨立的社會科學以來,世界級的經濟學大師大多先後產生於作為世界經濟中心的英國和美國。而我預測中國的經濟規模很有可能在本世紀30年代超過美國,中國將有可能逐漸成為一個新的領導經濟學思潮的國際中心。如果我的樂觀預測是正確的,那麽中國經濟學界的第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最有可能來自於從事制度經濟學研究的經濟學家。

從工業革命開始至西方殖民強權興起,許多亞洲和非洲國家紛紛繼拉丁美洲國家之後淪為被殖民地。20世紀初民族自決運動風起雲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亞、非、拉被殖民國家終於迎來了民族解放,開始了獨立建國後的追趕發達國家的努力。但是,除了東亞的日本和幾條「小龍」外,世界上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不但沒有趕上發達國家或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而且,這個差距還在不斷擴大。到2001年底世界人品總數為61.3億,中低收入國家和地區的人口就占了81.5%。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怎樣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甚至趕上發達國家仍然是當今世界最大的經濟問題之一。

根據索洛(Robert Solow)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的新古典增長理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可以采用同樣的技術來生產,由於發達國家資本較多,資本的邊際報酬較低,因而發展中國家會有比發達國家更高的資本積累,取得更快的經濟增長,兩者的人均收入差距應該逐漸縮小;然而,許多發展中國家經過30-40年的努力,並取得預料中的快速增長。由於新古典增長理論不能解釋發達國家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之間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的現象,羅默(Paul Romer)和盧卡斯(Robert Lucas)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了內生增長理論,認為一個國家的技術創新速度是由人力資本積累、研究和開發、「干中學」等因素內生決定的;發達國家在這些方面的投資多於發展中國家,因此,技術變遷較快避免了資本的邊際報酬遞減,使得發達國家經濟保持持續增長,並且拉大了和發展中國家的收入差距。然而這個理論也有缺陷,韓國、中國台灣、中國香港、新加坡以及後來加入的中國等亞洲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在20世紀最後30年間實現了超乎尋常的經濟增長,趕上了發達國家或大大縮小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但是它們在追趕時期並未在內生增長理論所強調的因素上比發達國家有更多的投資。到了20世紀90年代末,以哈佛大學的羅德里克(Dani Rodrik)、施萊弗(Andrei Shleifer)和阿斯莫格魯(Daron Ace-moglu)等為首的一批經濟學家,開始把眼興從資本積累和技術創新轉移到制度問題上來,試圖從市場效率、政府干預、腐敗程度等制度因素出發來解釋發展中國家發展績效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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