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所收的各篇論文都是根據我在1941年7月到1943年3月間和1948年7月到8月間進行的方言調查寫成的。
為了讓讀者能了解我為什麼會到中國晉北地區工作，我要先介紹我的兩段經歷。
第一，是我的家庭環境。我的父母很有語言才能，母親會法語、荷蘭語和英語，父親會荷蘭語、法語、德語和英語，在他們的培養下，我從小會說雙語(法語和荷蘭語)。我12歲時，我父親（Iudovic
Grootaers,1885—1956）為了調查比利時北部和荷蘭的方言，在魯汶大學創立了一個研究所，不久后，我第一次看到了方言地圖，那是關於「土豆」一詞的地圖，這張地圖是根據300個合作者提供的資料（通過通信調查）畫成的。
第二，是我從小懷着一個宗教上的願望，即到海外去當個傳教士，這一願望一直沒讓我的父母知道，直到我高中畢業時。
我開始學中文是1932年10月，當時我2l歲。當上了傳教士，我去接受體檢時，他們說華北干燥的氣候適合我的身體狀況。從那時起，我每周上兩次課，學習漢語文言。當時沒讓我學口語，因為有個規矩：口語必須到當地生活時才學習。這一訓練持續了七年（1932—1939），其中后四年是因宣化教授（Jos
Mullie,1886—1976）教的。閔教授當時任荷蘭烏特列希特（Utrecht）大學的古代中國學教授，著有《漢語北方方言》（三卷）。這樣，到1939年我赴中國工作時，學會了3000多個漢字，也能讀中國的古典作品了。
一到北京，就開始學習北京口語，不久就有幸師從周殿福教授（1910_—1990），學習漢語語音學和方言學（個人教授）。周教授是著名的語音學家劉復（號半農,189l一1934）的弟子。
接到要去內陸地區傳道的命令時，我申請去大同。當時還有一個選擇是去內蒙古，那里的漢族居民全都是其他地區來的移民，方言也不純粹。我做這一決定，是考慮到大同地區土著居民多，可以接觸到純粹的地區方言。
1941年7月我到大同市東南50公里處的西冊（cai）田村（正文地圖2的地點J8）。那里說的方言和北京話完全不同，當地居民聽不懂我說的北京話。我馬上就開始學起當地農民的話來，深入了他們的生活。那里有一個主任神父（比利時人，191O年生），還有一個年輕的中國神父（大同人，1991年11月10日去世），我和他說話時一定用本地方言（參見照片2）。我還擔任了當地小學的校長。
這麼一個小村庄里設立了一個大教會，還辦了個小學，是為什麼呢?這個區域在桑干河和南部的山區之間，有15公里寬，山區是共產黨游擊隊的根據地，游擊隊的活動頻繁，所以這一地帶實際上為蒙疆偽政府所放棄（參見照片3）。當時，我們和游擊隊的關系很好，偷偷地把藥品分給他們，他們也把從短波收聽到的歐洲戰況告訴我們。在大一些的村子里，偽政府命令他們開辦小學並任命一個校長，所以村里人在村子里的空廟門口掛上一塊學校的牌子，指定一個人當教員。結果這些學校都根本沒辦起來，不了了之，因為當地的村民故意不送子女去那兒上學。而當地賢達卻要求由天主教會來開辦小學。這個學校有三個中國教師和100多個學生，一半以上的學生是住校的。因為在戰爭中，要維持學校，只能收很高的學費，結果每個村只收一個學生，都是有錢人家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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