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企業家：香港的上海工業家

序言
第一章 引言：工業化與上海人
環境
上海人
上海人的職業特征
棉紡織工業
訪問紡織家
上海人的飛地
第二章 精英人物的移民
離開中國
香港成為避難所
移民特點
移民方式
對主流社會的傾向
第三章 工業技術和資源
金融資源
銀行貸款
利潤的再投資
證券市場
生產資源
管理資源
市場資源
第四章 商業觀念
社會責任感
理想的政治環境
協調和沖突
競爭與合作
自治和自主經營
利潤分配
地域差異
第五章 地域主義和競爭策略
內部組織
外部交易
地位和權力
第六章 家庭主義和工業企業
企業內部組織
家長式統治
裙帶關系
家族企業
工廠間的外部關系
第七章 結論
中國的工業企業家精神
種族集中
移民的類型
種族意識
種族沖突
局限和進一步研究
第八章 尾聲
蕭條（1980—1982）
中國的經濟改革
中英談判
參考文獻
譯後記

這部書描寫的是一群控制香港棉紡織業的上海企業家。1975年，我正在牛津完成關於東南亞華僑的經濟企業的學士學位論文，並且將要回港執教時，我的導師——已故的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教授，在一次關於我研究計划的討論中向我提出這一建議。隨著對學士學位論文研究的邏輯擴展，這一研究課題立即吸引了我。此外，上海人的成功故事對於像我這樣在香港工業化時期成長起來的人有內在的吸引力。弗里德曼教授在他的論文《社會人類學的中國時代》一文中，有過如下論述：「香港的（學生）和海外華人懂得中國的工商業在中國政體結構以外實現繁榮的方法，加上來自經濟學家友好的推動作用，或許可以成功地描述中國的企業家如何成功地經營他們的事業（這種描述當然不是枯燥的）和反映出推動或延緩中國經濟革新的因素。」顯然是基於這一信念，就在弗里德曼教授猝然謝世前不久，他熱心地鼓勵我申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的研究資助，使我得以進行這項研究。

1978年夏，在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執教三年後，我開始投入田野調查工怍，當時也並非沒有顧慮。但是，被調查者的真誠令我驚喜，也讓我感到田野調查工作的愉快，並從中深受教益。對於那些在調查過程中給予我幫助的人們，我要表示深深的感謝。我首先要特別感謝景復朗（Frank H．H．King）教授，他以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的身份為我寫推薦信，對我的調查計划提出許多改進意見。我要感謝Judy Kwok小姐陪我進行調查及其為田野調查的順利完成所做的貢獻。感謝黎志勝先生利用他的商業經營管理知識幫我處理和搜集公司的記錄。我還要感謝程勞拉小姐（Miss Lau-ra Cheung）、伯林達（Belinda Law）小姐、唐健生先生和吳闊來（Wu Kwok-lai）先生等給予我研究工作的幫助。

1979年，我獲得哈佛大學燕京學社博士論文研究的資助，暫離香港大學，到牛津大學威爾遜學院（Wolfson College）逗留三個學期，寫作關於上海紡織企業家的博士論文。那一年我收獲頗豐。我從我的導師米切爾（J．C．Mitchell）教授那里學到很多，他耐心而又堅決地告誡我決不能局限在田野調查的資料中而忽略更廣泛的理論觀點。我希望米切爾教授的精湛學問和學術精神啟迪了我，並能體現在本書中。伊懋可（Mark Elvin）博士審閱了我論文的一部分，在與他令人鼓舞的交談中，我獲益匪淺。威爾遜學院的優美寧靜、牛津的青青草地都讓我感到心曠神怡，使我得以堅持度過那段致力於思考與寫作的孤獨日子。

完成這篇論文又重新回到教學崗位後，我進一步思考這個主題並寫了幾篇論文。但直到1985年我有幸獲得哈佛燕京學社的另一項資助，到哈佛大學訪學一年，我才有時間對論文進行全面修改。論文修改期間，我曾將草稿交給一些學者審閱，其中有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ere）教授、高家龍（Sherman Cochran）教授、小科布爾（Parks M. Coble Jr．）教授、韓格理（Gary G．Hamilton）教授、胡耀蘇教授、珀金斯（Dwight H．Perkins）教授、傅高義（Ezra F．Vogel）教授和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教授。我想對他們給予我論文的評價和鼓勵表示感謝。1986年4月，手稿的某些部分曾作為論文提交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中國研究中心和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社會學系聯合召開的學術討論會。我非常感激卡爾格倫（Joyce K．Kallgren）教授和韓格理教授的邀請。最後，對於Hilda Chan女士、李格雷斯（Grace Li）女士、曹小慧小姐和鍾庭耀先生為手稿的順利出版所付出的努力，謹表謝忱。

1987年9月於香港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