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西方哲學中的“革命”（有時也稱“轉向”）接連不斷。這些“革命”或為哲學家的自我標榜，或是後人以稱頌的口吻贈予其他哲學家的。到了20世紀，哲學“革命”發生的頻率似乎也越來越高，每隔20多年，就會出現一場“革命”。例如，最近就又發生了一場人稱“靜悄悄的革命”。
最近這場“革命”的核心在于，經過邏輯經驗主義和語言分析哲學在哲學界近半個世紀的“霸權統治”後，專業哲學家現在又開始談論“上帝存在的可能性”了。或者換句話說，哲學家又開始急切地關心起個人內心的宗教信仰來——哲學再次復歸宗教。據說，僅美國“基督教哲學家學會”的成員就超過了1000人，這個群體是目前美國哲學家中最大的一個“單一興趣集團”，它的人數比語言哲學家和科學哲學家的人數還要多。所以，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繼哲學中“語言學的轉向”後，西方哲學界正經歷一種“宗教的轉向”。
此外，這些“信仰上帝的哲學家”所研究問題的深度和廣度，以及分析的嚴謹性、原創性和多樣性都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其中有兩個根本的轉變意義深遠。一個根本的轉變是，這些基督教哲學家似乎都響應A‧普蘭廷加（Plantinga）的號召，要“在哲學的所有領域貫徹他們的基督教信仰”。這意味著基督徒將不依賴世俗哲學的偉大傳統，而獨立地建立起“基督教哲學”。他們的最終目的是理解、發展和擴展自己的信仰，並且使之系統化。另一個根本的轉變則表現為對“理性”重新定義。與安瑟倫的時代不同，今天的基督教哲學家不再堅持“先信仰後理解”的唯信主義原則，而是自覺捍衛＝種“基督教的理性”。他們不把信仰與理性當作沖突的兩極，而是試圖協調它們。為此，他們提出了“改革的認識論”（a
Reformed Epistemol°gy），亦即“有神論的認識論”（a
TheisticEpistemology）。這種認識論反對“啟蒙運動”所提出的理性概念，認為信仰本身也是一種理性活動。啟蒙主義認為，如果我們要理性地堅持信仰上帝，我們就要有足夠的“證據”，但我們卻找不到信仰上帝的充分的證據，因此信仰就是非理性的。這就是所謂“證據主義”（Evidentialism）的典型立場。對此，基督教哲學家指出︰“證據主義是有致命缺陷的，因為當它根據對科學假設的信仰來解釋對上帝的信仰的時候，它提出了一種錯誤的類比。相反，根據詹姆斯、劉易斯和普蘭廷加的觀點，我們可以看到，當我們把信仰上帝解釋成猶如信仰他人之心或人性的時候，就更加合適。如果信仰上帝更類似于信仰人性，那麼人性的邏輯就更適合于對有神論的合理性的判斷。對上帝的信仰馬上就是理性上可接受的。它是一個我們的理性由此而來而非靠理性推出的根本信念。它不需要論證或證據就成為理性上可接受或可堅持的——有神論者有充分的權利去信仰，而無須某個論證的證據上的支持。事實上，證據主動脈義者對證據的要求是違背常情的、冷酷無情的或不合理的。”這段引文最準確地表明了當今基督教哲學家“反證據主義”的基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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