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斷力批判

序言[第一版，1790年]
導言
Ⅰ．哲學的劃分
Ⅱ．一般哲學的領地
Ⅲ．判斷力的批判作為把哲學的這兩部分結合為一個整體的手段
Ⅳ．判斷力，作為一種先天立法能力
Ⅴ．自然的形式的合目的性原則是判斷力的一個先驗原則
Ⅵ．愉快的情感和自然合目的性概念的聯結
Ⅶ．自然的合目的性的審美表象
Ⅷ．自然合目的性的邏輯表象
Ⅸ．知性和理性的各種立法通過判斷力而聯結
第一部分 審美判斷力批判
第一章 審美判斷力的分析論
第一卷 美的分析論
第一契機 鑒賞判斷按照質來看的契機
§1．鑒賞判斷是審美的
§2．那規定鑒賞判斷的愉悅是不帶任何利害的
§3．對快適的愉悅是與利害結合著的
§4．對于善的愉悅是與利害結合著的
§5．三種不同特性的愉悅之比較
第二契機 即鑒賞判斷按照其量來看的契機
§6．美是無概念地作為一個普遍愉悅的客體被設想的
§7．按上述特征把美和快適及善加以比較
§8．愉悅的普遍性在一個鑒賞判斷中只表現為主觀的
§9．研究這問題:在鑒賞判斷中愉快感先于對象之評判還是後者先于前者
第三契機 鑒賞判斷按照它里面所觀察到的目的關系來看的契機
§10．一般合目的性
§11．鑒賞判斷只以一個對象（或其表象方式）的合目的性形式為根據
§12．鑒賞判斷基于先天的根據
§13．純粹鑒賞判斷是不依賴于刺激和激動的
§14．通過例子來說明
§15．鑒賞判斷完全不依賴于完善性概念
§16．使一個對象在某個確定概念的條件下被宣稱為美的那個鑒賞判斷是不純粹的
§17．美的理想
第四契機 鑒賞判斷按照對對象的愉悅的模態來看的契機
§18．什麼是一個鑒賞判斷的模態
§19．我們賦予鑒賞判斷的那種主觀必然性是有條件的
§20．鑒賞判斷所預定的必然性條件就是共通感的理念
§21．人們是否有根據預設一個共通感
§22．在一個鑒賞判斷里所想到的普遍贊同的必然性是一種主觀必然性，它在某種共通感的前提之下被表象為客觀的
對分析論第一章的總注釋
第二卷 崇高的分析論
對審美的反思判斷力的說明的總注釋
純粹審美判斷的演繹
第二章 審美判斷力的辯證論
第二部分 目的論判斷力批判
第一章 目的的論判斷力的分析論
第二章 目的論判斷力的辯證論
附錄 目的論判斷力的方法論
對于目的論的總注釋
漢德詞匯索引
德漢人名索引
論康德《判斷力批判》的先驗人類學建構

康德的“第三批判”即《判斷力批判》出版于1790年。全書除了序言和一個完整系統的導言外，分為“審美判斷力批判”和“目的論判斷力批判”。前者又分為審美判斷力的“分析論”和“辯證論”（其最後一小節題為“附錄:鑒賞的方法論”），後者則分為目的論判斷力的“分析論”和“辯證論”及一個計有13節的“附錄︰目的論判斷力的方法論”，加上“對于目的論的總注釋”。

序言提綱挈領地總括了《判斷力批判》對于聯結前兩個批判從而完成純粹理性的全部批判的必要性和意義，也是全書導言的一個簡短的綱要。

導言是關于批判哲學體系的總體結構和《判斷力批判》的基本概念及總體構想的一篇獨立論著，也是研究康德哲學及其思想發展的重要文獻。導言前三節確定了判斷力的先天原理對于聯結彼此獨立的知性立法和理性立法，即聯結相互分裂的自然和自由、認識和道德所起的作用和所處的地位，以此闡明批判哲學必須是由三個批判組成的總體；第四、五、六節闡明了作為聯結中介的判斷力不是知性認識中從普遍概念出發規定特殊對象的“規定性的”判斷力，而是從給予的特殊出發去尋求其可能的普遍原則的“反思性的”判斷力，它出于這種需要而給自己立了一條法，即自然的形式的合目的性這條先驗的原則，這種合目的性只與對象對于主體認識能力的適合性相關，因而具有形式上普遍引起愉快的特點；第七、八、九節闡明了自然合目的性之區分為直接與愉快相關的主觀的、形式的合目的性，和建立于其上、不直接與愉快相關而與對客體的知識相關的客觀的、質料的合目的性，與這種區分相應，反思判斷力也就區分為通過愉快對主觀形式的合目的性作評判的審美判斷力，和通過知性和理性的關系對客觀質料的合目的性作評判的目的論判斷力，並在探討兩種反思判斷力的概念、作用、相互關系這一基礎上闡明了它們各自聯結自然和自由、認識和道德的方式。

審美判斷力的分析論中的美的分析部分，通過鑒賞判斷的四個契機概括出對于美的普遍一般的說明︰前兩個契機提出鑒賞的愉快的兩個特點，即無利害的快感和無概念的普遍性；後兩個契機則追溯到這兩個特點的先天根據，即無目的的合目的性形式和人類的共通感，從而說明了鑒賞判斷是想像力和知性這兩種認識能力的自由協調活動或“游戲”，它所判定的是普遍可傳達的愉快感，這就是“美”。崇高的分析從崇高的對象是自然界的“無形式”出發，闡明了崇高是想像力和知性不能和諧（因而帶來痛苦）卻跳過知性去和理性達到和諧（因而帶來更高層次的愉快），因而同樣顯示為想像力的合目的性活動；無論數學的崇高還是力學的崇高，都不是在自然對象或自然力上尋找到的，而是想像力在評價自然界時借助于理性的理念在自己內心中激發起來的，或者是為了抵抗、戰勝盲目的自然界，或者是以自然界的偉力象征和加強理性的人格力量或道德精神。審美判斷力的辯證論則考察了鑒賞所必然陷入的審美標準問題的二律背反及其批判的解決。

目的論判斷力批判強調自然的客觀合目的性只是反思性判斷力反思自然的一條調節性原理，而非構成性原理。其中，分析論闡明了作為自然目的之物的有機體不是一種外在目的，而是內在目的，即“有組織的和自組織的存在者”，它的一切部分都是互為目的和手段；有機體的內在目的性的確立必然導致整個自然界的目的論等級系統；但這個系統對于自然科學只是一種外來的輔助手段，它不是理論自然科學的一部分，而是神學的入門。辯證論闡明了反思性判斷力一旦將其目的論的主觀調節性準則誤解為對象的構成性原理，就必然陷入目的論和機械論的二律背反，而解決這個二律背反的必要準備就是不承認反思性判斷力的主觀準則有客觀實在性。“方法論”對自然界的最終目的進行了追溯，這一追溯實際上是從以人為最後目的的自然目的論系統出發，通過對人身上體現的最後目的進一步反思而追溯到道德目的論，並由此而向超自然的終極目的即神學目的過渡。在人身上體現的終極目的就是作為道德法則的主體並遵照這個法則而使自己成為自由的存在者的、作為本體看的人。在道德目的建立之後，幸福也才能成為值得追求和希望的，而為此就需要上帝，這就從自然神學過渡到了“倫理學神學”。

《判斷力批判》在國內已有兩個中譯本，一個是196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上卷宗白華譯本和下卷韋卓民譯本，二是1992年台灣學生書局出版的牟宗三全譯本。目前這個本子是第三個中譯本。書的翻譯開始于三年以前，中間時斷時續，但始終沒有完全放下過。翻譯工作的程序是，首先由我在電腦中譯出一個初稿，打出樣稿，然後由楊祖陶先生用鉛筆仔細校訂，我再根據校訂過的樣稿加以訂正。由于電腦操作，省去了很多重復抄寫的麻煩。但使我和所有見到過楊先生的校訂稿的同事們感到吃驚的是，盡管我在初譯時盡了最大的努力小心謹慎，力求少出或不出錯誤，但仍然被楊先生在初稿上用極細小的字體校改得密密麻麻，幾乎要把原文都淹沒不見了。算起來，楊先生校改所花的時間，比我譯出初稿所用的時間還多得多。這種認真的程度，在目前的國內翻譯界還是很少見的。所以我的二次訂正絕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甚至比我自己直接翻譯還更加令人望而生畏。當我在電腦上敲下最後一個文件的存盤鍵時，可以說是長長地舒了一口氣，一件長期縈繞于懷的工程終于完成了。

我們之所以要花這麼大的力氣來重譯這樣一本已經有兩個中譯本的書，當然是有我們的考慮的。在已有的中譯本中，要麼譯者對康德哲學缺乏了解，要麼不是直接從德文原本翻譯過來的，而是從英譯本轉譯的，與原文出入較大，不少意思譯得不明確，錯漏也比較多，加上譯名的不統一和表述上存在的問題，總的來說，都不能令對康德哲學有興趣的中國讀者們滿意，更談不上滿足康德哲學和美學的研究者的迫切需要了。現在宗、韋、牟三位先生均已作古，譯本的情況卻仍然沒有改觀，這是學術界多年來早已深感遺憾和不便的。眾所周知，翻譯是一樁費力不討好的工作，尤其是重譯，如果不能超出前人的工作（且不說甚至比前人譯得更差），其遭人詬病將比初次翻譯者更甚；如果超出了前人譯本，那功勞也得大打折扣。至于康德著作公認的難讀難譯，則更是眾多譯家不敢隨便踫它的一個重要原因。然而中國學術界又不能沒有一個更好的譯本，所以我們不揣冒昧，不惜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做這件很少有人願意做的基礎工作。當然，我們的工作做得如何，是否真的對原來的譯本有所改進，這還有待于學術界諸位專家學者來檢驗和評價。以康德著作譯事的繁難，我們深感這幾乎是一個“無底洞”，與人們常掛在口頭的“說不盡的康德哲學”相類似，我們也不能不承認“說不盡的康德哲學翻譯”這一客觀事實。我們只能說，現在這個譯本是我們盡力之所能奉獻在讀者面前的一個階段性成果，來自各方的一切批評指正都是我們誠心歡迎的。

本書翻譯所依據的主要是《哲學叢書》第39a卷，卡爾‧弗蘭德爾編，費利克斯‧邁納出版社，漢堡1924年第6版，1974年重印本（Kritik der Urteilskraft，Hrsg.von Karl Vorlander，Felix Meiner Verlag，sechsten Auflage，Hamburg 1924，Nachdruck 1974），本書中所載邊碼均是這個本子的原版頁碼，此外還參照了普魯士科學院版《康德文集》第5卷，柏林1968年版（Kants Werke，Band Ⅴ．Akademi-Textausgabe，Berlin 1968），個別地方也參考了Werner S.Pluhar的英譯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西學經典‧哲學》第6卷，1999年版︰Critique of Judgement，transltated and with introduction by Werner S．Pluhar with a forword by Mary J．Gregor）；校譯所依據的主要是上述《哲學叢書》第39a卷的1990年第7版，1993年作為“三大批判”套書的重印本。另外，在翻譯時還參考了上述宗白華、韋卓民、牟宗三諸先生的中譯本，他們的篳路藍縷的開創之功是我們不能忘懷的。

鄧曉芒
2001年7月
于珞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