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基於所有可以利用的材料而撰寫的一部簡明而又整合的中國商代(公元前18—12世紀)文明史。及時出版這樣的一部著作有許多理由,下面的理由是最要緊的。
首先,我們需要一部討論商代歷史和商代史料的書。由於商史編纂學已經形成的路子(參見下面的《緒論》),商文明的研究者傳統上都是在文獻、甲骨、金文和考古等專注於某一些特殊材料的獨立的學科里培養出來。所有這些材料都是重要的,但是,每一學科不可避免地側重於商文明的某幾個或某一些特殊的方面。因此,需要有這樣一種研究把所有這些材料整合起來,並希望提供給人們一個比基於任何一種單獨的材料所得到的都要完整的商代歷史的圖像。
其次,過去十年中國有關商代遺址和遺物的考古發現,一方面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這一獨特文明及其起源的知識,引起我們對我們所抱持的關於商代社會性質和商代歷史特點的某些觀點的質疑,另一方面也迫使我們反思我們關於商文明研究的某些基本前提。有鑒於此,本書不單是對我們已知的和熟悉的材料的綜述,它還將激勵我們在商文明研究的關鍵環節上追求新的認識和新的理解。
第三,我們對商文明的認識目前實際上已經達到了這樣一個高度,使我們能夠嘗試把商代社會放在比較的背景中,這對我們在世界文化的范疇內理解商文明是必要的,對於世界史學者(還有比較社會史家和進化論派的人類學家)歸納或者至少評估人類文化一般進化模式也是必要的。中國文明是人類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研究對人類普遍關心的理論問題的闡釋自有獨特的價值。作者相信,現在到了這樣一個時刻,即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材料和研究成果,看看我們在處理諸如國家起源、所謂的亞細亞社會和一般進化模式等重要問題時所處的位置了。最後作者還想補充一句,把中國放在比較的背景中,同樣可以加深對中國自身的了解。
事實上,寫作這樣一本書的必要性,並不意味它本身已經具備足夠的條件任由任何一位學者寫作它。本書寫作的許多考慮可能會受到學者的異議,在此作者略做解釋。首先,盡管作者倡導整合的而不是單學科的研究方法,作者自己卻也同其他研究者一樣,只是接受考古學專業訓練的學者,本書無疑會反映這個事實。其次,第一手的資料和重要的研究成果汗朱充棟,作者不得不在資料的使用方面和各種資料的描述方面作出選擇。所以有時候作者在該寫什麽和對某些問題的描述和解釋上難免主觀和武斷。作者希望作者的同行原諒作者沒有在每個注腳下再加文獻說明。
最後,在許多方面作者使用了文獻資料,其目的是使論證更充分和更堅強,作者對文獻的選擇是深思熟慮的。使用同時代的資料比如甲骨文和金文討論書中的問題,無疑是最理想的;但是同時代的資料不足以賦予商代歷史圖景以生命和精神。因此,作者使用了周甚至周以後的文獻記載來幫助完成商代歷史的拒絕,但這里有兩個前提:其一,它們不是形成關鍵論點的關鍵論據;其二,我們有理由相信或證明使用這些相關文獻的社會和文化有實質上的連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