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洛陽燒溝發掘了一批隨葬有一種磨光黑皮、飾以繁縟暗紋，且造型碩奇的陶器墓葬。這些陶器與當地其他同時期的墓葬，諸如中州路墓地所出陶器相對簡陋的情況迥然有別。當時即引起人們的注意，於是有了所謂「東貧西富」的說法。然而幾十年過去了，對於出有這些陶器的墓葬的文化屬性、所屬國別，甚至分期等都一直未能搞清，一般只是籠統地稱之為戰國墓。直到80年代末，這一問題才終於得到基本解決，這就是我的學生張辛君的博士論文《三晉兩周地區東周陶器墓葬類型研究》中諸多創見之一。
今本書以「中原地區東周陶器墓葬研究」冠名出版，是一件十分有意義和令人高興的事情。因為這是一部很道地的考古學專著，這里我想談三點意見：
第一點，本書嚴格地按照考古學研究的兩大基本方法之一——類型學的方法，把整個中原地區當時已發表的東周陶器墓葬中所出的6000余件陶器，打亂地域和墓地的界線，不計出土單位，很客觀地統一進行了型式划分。在此基礎上，根據不同型式器物的組合方式，結合墓葬形制的研究，把全區東周陶器墓葬划分為17組。爾后分別建立起各組墓葬發展演變的年代序列。又進而逐一對各組墓葬之間的內在聯系做了深入探討，最后把存在於中原地區陶器墓葬中的五大類型正確地揭示出來。這五個類型墓葬分屬晉、周、鄭、鄶、衛、邢及魏、趙、韓等十一個國家。前面所述洛陽燒溝戰國墓即屬於A類型晉系墓葬之一種，即屬魏國。以往學術界一般只注意到中原東周墓葬與其他地區東周墓葬有所不同，而往往忽視了區域內存在着的類型差異，因此本書的選題確有其相當重要的學術意義。同時，本書的研究及所取得的成果也證明，正確方法的掌握和客觀的態度應當是從事考古學研究的基本前提，但遺憾的是，若干年來有些人已把考古專業的「道統」扔掉了，玩起了花架子，此刻面對是書這些人當有所反省。
第二點，本書關於侯馬區組和鄭州區組的論述相對深入，也相對精采。如考證出分布於山西天馬一曲村的戰國墓屬於魏統治下晉遺民墓；鄭州E類型Z5組墓葬屬於韓轄區內鄶國遺民的墓葬等等，均發前人所未發。何以做出如此成績，我想當取決於本書作者田野工作尤其墓葬清理工作的水平和能力。張辛君自1982年做我的研究生，直到博士生階段曾數次到天馬一曲村遺址帶隊實習，墓葬找邊、挖掘清理、照相記錄、現場繪圖，均有較高水平，這從《天馬一曲村（1980～1989）》中由他主筆的第叄部分《戰國墓葬——晉文化（下）》可見一斑。沒有相當的田野工作能力，尤其不能現場繪圖，那對考古遺跡、遺物的研究勢必有所隔膜。因此我要說，實際田野考古工作是考古學研究的基礎，沒有做過田野發掘，而進行考古學研究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點，本書第七章結合歷史文獻對各類型各組墓葬所屬國別的考訂簡捷、明快，多有創獲，也比較成功。這當與張辛君相當的文獻功底分不開。考古學研究雖然主要旨在揭示遺跡遺物發展演變的邏輯過程，但畢竟不是終極目的，考古學研究最終還是要由物到人，力求探索實際的歷史進程，復原古代社會。而欲達此目的，就必須結合古代文獻的研究，尤其是歷史時期的考古學。沒有相應的文獻基礎，即使有一定的田野發掘能力，也不是一個真正意義的考古學家。
當然，墓葬考古研究尤其是陶器墓葬的研究畢竟是一種最為基礎性的工作。本書也只是就墓葬考古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即類型問題展開論述，還有許多方面尚有待繼續討論。我希望作者以此為基礎，再做深入研究，正如作者當時在答辯會上做報告時所說：化整為零，一個類型一個類型，甚至一個組一個組地吃深吃透，究其文化構成，溯其文化淵源，最后結合有關文獻的進一步發掘，探索中原古國之起源。如此矢志守一，作為一個終生研究題目，亦未嘗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