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

中文版序言
第一篇 一個新人的誕生
序曲
第一章 早年在江蘇
第二章 曖昧的造反：王韜與太平軍
第三章 流亡歲月：香港與歐洲
第二篇 新的世界圖景
序曲
第四章 當代世界中的德與力
第五章 歷史創造中的天與人
第三篇 為新中國開的藥方
序曲
第六章 教育改革
第七章 經濟改革
第八章 政治改革
第四篇 中國近代史上的沿海與內地
序曲
第九章 早期改革者與沿海
譯後記

我的王韜傳要出中文版了，這使我深感榮幸。然而，此書原文的出版畢竟距今已有近20年了，而書籍並非美酒，不一定愈陳愈醇。所以我覺得眼下重提此書時，有必要作某些分辯。

使這樣做顯得合乎情理的原因之一，與這部專著（共九章）的前八章所探討的對象——王韜本人有關。王韜是位傑出的歷史人物，作為19世紀後幾十年的改革推動者，以及作為兩種文明間的調停者，他都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現在雖然已有一部出色的中文王韜傳記印行於世，但該書作者卻未能接觸到我所查閱過的某些英文材料以及未刊的中文史料。由於這些史料對了解王韜生平中許多為人們爭論不休的重要方面——他去世的日期、他皈依基督教的實質、他與太平天國的關系——大有裨益，故此這些信息對中國讀者似乎更有用處。

除此之外，在原書的最後一章，我力圖探討一些更為廣泛的問題，它們關系到19—20世紀在中國發生的變化。雖說倘若今天重寫此章，我會在結構上作部分調整，但這些問題本身對我來說卻與20年前同樣重要。的確，可以雄辯地說，隨著「文革」的結束，作為毛澤東之後四個現代化的領導政策的一部分，中國對外來影響已日漸開放，遂使這些問題比以前更加凸顯出來了。

我先概述一下本書末章的主要內容，然後再說明若讓我重寫此章，我可能會作哪些修正。我所使用的解釋框架包括三個前提：第一，廣泛的文化變革一般都有兩個階段，前一階段由開拓者（或革新者）主導，後一階段由使其合法化者（或生效者）主導；第二，自鴉片戰爭後，中國歷史可被視為兩種判斷有別且又自成一體的文化環境——沿岸或沿海（香港、上海、天津等）與內陸或內地——之間互動的結果；第三，在19世紀及20世紀初葉，啟動變革的重任主要依賴於沿海亞文化，而內陸則起著使之合法化的作用。在努力闡明沿海地區於晚清作為改革啟動者的諸方面之後，我在這結論性的二章中從寫個人傳記轉而寫集體傳記，探討了12位開拓者的經歷，其中。8人（包括王韜）與沿海文化密切相關，而其余4人則是中國內陸的產物。

當初，我便公開承認送一構架「本質上是嘗試和探索性的」，並對之作了許多限定。但直到我能使自己與此書保持一定距離以後，我才更清晰地意識到了它的瑕玷所在，以及補救之方。我耍說，此書的最大闕失在於它有這麽一種傾向——把西方影響中國之制皮和文人世界觀的程庋作為衡量晚清變革的決定性尺庋，而且這種傾向貫穿了全書，並非僅見亍最後一章。換句話說，我把變革過分地雷同於西方對中國人生活的影響，過分地雷罔子上述三個忽視或貶低了內在變化的論斷；而剞庋性變遷的過程，即本書所謂「合法化」，又極易被簡化為一種單純的「中國化」（或反西方化）；最後，我忽略了社會、經濟和跋治等對變革的阻礙，而幾乎只盯住了精神、文化和心理的蔽障。

當然，如果今日重新枸思這一章，我仍會保留沿海與內地的兩分法，繼續堅持將文化變草區分為開拓與使之合法化兩階段的重要性（我抬的是廣義的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不過，我將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於中國19世紀後半葉出現的內傾性交革，如商業發展、城市化、地方精莢的口益豉治化等等，而更耍緊的是，我將費點兒筆墨來說明——對這種變革的合法化引起了哪些特殊問題，而速些閂題又跟在合法化外來交革時所產生的閂題有何不同。例如，馮桂芬捷出的改革中國地方跋府的深遠主張，主要是（如果不是全部的話）受到了內生的刺激；在把這種主張融入19世紀60－80年代的中國世界時，其遇到的障礙可以說不亞亍互韜之流在努力改革時所面臨的障礙。但就王韜的情況而言，由於他的改革方案有那麽多都反映了西方的影響，所以其合法化的障礙本質上更多是大化的和社會的，而馮桂芬的障礙則更多是跛治的和經濟的。

更充分地詵識晚清的內在變化進程（與最後一章所強調的本土的「被動變革」不同），自然會修正對西方作用的過分渲染；同時，也使這種作用不大容易被說錯。例如，重讀這本書時，我注意到在若干處我幾乎是不由自主地曾把19世紀後半片較為激進的變革形式大鄱（如果不是統統）歸結於「西方的挑戰」。除了從目前的觀點出發我將盡力避開「挑戰」這一術語外（因為它太基於主觀的價值偏好），我還耍在此揩出更塞本的一點，即中岳所推行的受西方啟示的交革（開始是在撥術領域，但最終也荏許多其他方面），常常被論證為一種防范戰略，以阻撓部分或完全源於本土的更為根本——囡此也更具威脅性——的變革，而且當改革的提倡著為豉府成員或社會精莢時，尤其如此。換句話說，與西方有關的變化在特走環境下亦能與中國社會中本質上較為保守的力量聯合。所以，並非僅圈其受西方啟發，就能保證它必然具備更為「激迸」、「根本」或「威脅體制的」品格。

最後，也許從我剛才的幾點陳述來看多少有些矛盾的是，如果現在重寫此書的最後一章，我將不會如此匆忙地否認沿海地區在20世紀後半葉仍是中國革新的主要源泉。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琰策傾向的主要特點已經是向外部世界開放，而且其速庋之快是在70年代初完成此書時難以想像的。雖不能說近年涌入中國的外來影響全都由沿海輸入，但其中絕犬部分卻是這樣；而且就對受舛束啟發的變革的接受性和容納性而言，在上海、天津、廣州速類沿海貿易集散地與遼闊的中國內陸之閭，仍有巨大的反差。

由於同一原囡，在毛澤東之後的歲月里，整合與接受由外來專利（尤其是西方專利）所引起的一系列特殊問趣，仍然受到一貫的重視。對中國文化獨特性和自足性的特有感情，仍是一種需要考慮的力量。

雖說——而且部分是因為——中圍在過去一個芊世紀受到了所有外來影響的沖擊，深深的民族中心主義的水庫仍柱放水，而且在中國遼闊的內陸地區和官僚部門，尤其是在形勢危機時水流特別湍急。這種民族中心主義建立起一種不確定的「中岳的」標准，外來觀念可與之協商，但卻不易與之聚含；同樣，它還使深受外來觀念影響的人在更為廣大的中華世界中居於極端邊緣和十分脆弱的地位。雖然這些受西方影響的個人的實際觀態與一個世紀前的改草開拓者差別極大，但他們所遏到的那些問題，諸如使自己在中囡茌會合法化，及他們的某些思想傾向合法化，仍使人想起王韜及其同時代人所面臨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本書最後一部分所探討的主題無論多麽幼稚，幫鏑可以說它並非只涉及了晚清，還更針對著中國歷史的較晚階段。

柯文
1992年元月於馬薩諸塞，坎布里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