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談佛

莫道海外無知己 談佛天涯若比鄰
——寫在《境外談佛》前面的話
什麽是宗教
佛教與中國文化
問禪
——禪與史實
清末民初的佛學復興
佛學與近代的幾位思想家
理念與探索
胡適與禪宗
禪與基督的對話
佛教與21世紀
禪考
說緣

余秋雨先生在一次談中華文化復興的演講中，把既往中華文化向世界的傳播形象比喻成「三座橋」。第一座是「經典理學之橋」，指的是我們古代的好多經典——如先秦哲學，對世界產生的深刻影響；第二座是「世俗民藝之橋」，指我們許許多多華人漂洋過海，從而將自己日常的文化生態方式——比如龍舟、舞獅、功夫、餐飲等——具有質感的文化實踐狀態帶到了世界各地；第三座曰「信息傳媒之橋」，指當年傳教士寫回去的信件和游記、調查報告的出版問世，以及現在的攝影作品、紀錄片、電視、網絡等等的傳播。由此，余先生引出了他認為未來需要搭建的能夠帶來或者說標志著中華文化復興的「第四座橋」—一即在承接優秀文化傳統的基礎上，表現活生生的中國人群體靈魂的學理或形象性的大作品的產生——它讓我們自己和我們的鄰居共同感動，從而使世人真正明白中國人究竟是什麽樣的一群人。在這次演講中，余先生還提出了自己一個判斷：2020年左右，中華文化可以出現一個范圍相當廣泛的復興。我們十分欽佩余先生為中華文化復興身體力行的積極努力和呼吁，但卻不敢同意余先生這一過於熱情的判斷。

誠如余先生所言，「世界上最有錢的國家不見得有文化尊嚴」，「中國人的尊嚴最終應該由文化來給予」。如果「當好多民族都能夠用自己的文化增添自己的重量，都用自己的文化來溝通世界的整體標准的話，那麽我們這個地球就會變得更美好」。但是，一種文化能否實現「世界范圍內的比較大的復興」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既有其主觀因素也有其客觀因素，既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中華文化能否復興，我們想至少應該考慮這樣兩個問題：一是中華文化自身是否具有與時代相適應的內在素質；二是時代是否具有相應的文化需求。所謂文化的內在素質，是一種文化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所積累的價值觀念和內涵。在經濟居統治地位的當代，全球化、市場化為文化的傳播、融合、發展創造了環境和機遇。而高科技、數字化和市場經濟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等等一系列矛盾的凸顯，使得物質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平衡已成為人類社會生存發展的必要條件。中華傳統文化特有的認識和感發生命的力量及其內在的重和諧、修身等價值導向無疑能夠幫助市場經濟時代的人類發現、認識和完善自我，滿足人類的文化精神需求。然而我們認為，現階段時代的普遍文化（精神）需求尚未形成——這一點正是阻礙中華文化復興的根本所在。

時代的文化需求應該是人類的一種自覺行為。對於剛剛徹底擺脫戰爭和動亂不久，正以全副精力投入經濟建設之中的中華民族，具有普遍意義的文化需求何時才能得以產生?我們認為最大的可能應該是在國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某一歷史時期。也就是說，中華文化的復興需要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作為基礎和前提。幾年前，加拿大皇家學會華裔院士葉嘉瑩先生上書國家有關領導，建議在中小學普及古詩詞並得到采納。葉先生數十年奔走於世界各地，一生致力於中國古典詩詞和中華文化的推廣傳播。她的建議說明，中華文化的發展繁榮不是僅靠幾個人的努力就能辦得到的，必須具備廣泛的基礎。所以我贊同余秋雨先生的說法，即使是標志中華文化復興的那種大作品，首先「第一感動層應該是海內」。一種文化只有首先在本土繁榮，進而才可能獲得世界性的發展。

從歷史的角度看來，文化的繁榮並非一定會與經濟同步，但經濟對於文化需求產生的作用卻不容忽視。中外文化史上不乏「經濟與文化發展不平衡狀態」的成例，如大家熟悉的19世紀的俄羅斯、印度，當時這兩個國家的經濟都十分落後，但是卻產生了托爾斯泰和泰戈爾這樣的一批燦若星辰的大作家。然而我們在注意到這些國家貧窮落後的時候，更應該注意的是作家本身衣食無憂的家庭背景和良好的文化修養、豐富的精神追求。中國歷史上的文化繁榮亦不都產生在太平盛世，然而，以文取仕的制度和文人的社會地位本身就具有較高的「含金量」。馬克思說過這樣一句話，「憂心忡忡的窮人甚至對美麗的景色都沒有什麽感覺」。可見，精神需求的產生是有條件的。心理學大師馬斯洛把人的需要從低級到高級分為七個層次，並認為只有較低層次的需要基本得到滿足時，較高層次的需要才會發生。他把屬於文化范疇的「認識需要」和「審美需要」列在較高的層次，而把「生理需要」視為最低級的基本要求。中國有句俗話：十年樹木，百年育人。有一種理解，百年就是三代人——說一個家族要經過三代人的努力，認真准備，才具備真正培養造就人才的能力。這里的努力、准備應該主要是指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儲備和積累。

現階段，中國致力解決的可以說仍是「生理需要」，經濟建設在很長一個歷史時期都將是整個民族壓倒一切的歷史性重任。但可以肯定，隨著國家經濟的健康發展和全民文化素質、品格的不斷提高，在一定的歷史階段，中國將會逐步形成一個在經濟、文化、政治等方面相對成熟、獨立，並具有廣泛性的「富裕階層」——他們不但具有穩定可觀的經濟收入，較高層次的文化修養和精神追求，而且還會具備強烈的民族責任感和東方文化歸屬意識，來自他們的自覺的文化追求將代表和體現整個時代的精神共鳴，成為催進中華文化實現世界性復興的必然條件。

然而，一個時期的社會文化需求是不會憑空產生的。正如「百年育人」是文化、經濟等條件積累的產物一樣，余秋雨先生所期盼的那種能夠表現中國人「靈魂的群體存在狀態」的大作品的產生，恐怕也應該是整個中華民族經濟、文化諸方面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結果。人類登月的壯舉固然輝煌，但走向輝煌的過程卻意味著艱辛與寂寞。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對中華文化的弘揚者懷有深深的敬意，他們是實現中華文化復興最前沿、最直接的鋪路搭橋者，《中國學者海外演講叢書》正是這種傳播的結果。近二十年來，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學者、作家、藝術家的對外學術交流活動不斷加強，這里選擇的三部書稿就是我們的學者在國外大學等學術場所的演講稿，它們或談美學或談佛學或談文學，既有對傳統優秀文化的繼承，又充分體現了學者在各自領域的研究成果。我們發現，因為環境和聽眾等因素的不同，這類講稿均表現出簡明扼要、通俗易懂的特色，亦為國內讀者的學習研究提供了方便，這也是我們編輯這套叢書的原因之一。

希望我們的工作能為中華文化復興起到增磚添瓦的作用。

編者
2003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