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與理性︰中世紀基督教文化的興衰

中世紀早期的西歐幾乎完全變成了一個農業社會，所謂的城市實際上不過是一種廟宇城市，因為里邊除了由主教或伯爵控制的擔負著城市安全職責的騎士武裝守備隊之外，沒有任何獨立的城鎮居民階層。然而，從11世紀開始，城市及其從事商業和手工業的市民階層重新興起，到12世紀以後，中世紀世界再一次成為城市的世界。

中世紀的“城市生活和市民精神幾乎與希臘羅馬的古典時期同樣濃厚。中世紀城市也不再是先前消失了的事物的翻版，而是一次新的創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生活經驗使商人和工匠們形成了一種新的共同觀念和市民精神︰理性並熱心地參與公共事務，拒絕屈從他人並防止他人侵犯個人的自由，自己制定法律並服從這些法律。于是，市民們建立起自己的議會，在議會上通過法律，征收稅款，組織法庭並執行法律，城市逐漸地變成了自治城邦。這是“一種新型市政機構，這種機構與古典城邦或者領主封建國家具有的任何機構都極為不同，因為就其根源而言，它是惟一沒有特權的階層的一個群體功能有限的機構。這種自行建立的商人群體在他們選舉的首領的管理下聚在一起，為著他們的共同利益而進行協商，並為著他們的共同需要而設立自願捐助的基金。隨著他們的財富和人數的增長，他們日趨演化成為一個可以脫離封建國家的常設機構而獨立存在的完善的自給自足的組織。而且，隨著商人勢力的增長和他們日益習慣于共同行動，他們最後渴望將從前絕對屬于主教、伯爵或封建國家代理人的政治、司法和軍事職責接管過來。以這種方式，自治聯盟興起了。它是中世紀最偉大的社會創舉之一。自治聯盟不只是商人的聯盟，而是一個城鎮的所有居民的聯盟，他們都受到保衛共同和平、維護共同自由、服從共同的首領這一誓約的約束”。在自治的城市內，有權處理自己事務的各階層市民，先後建立起自己的組織，用集體的力量維護自己的利益，這就是行會制度，它是在中世紀繼鄉村莊園制度、土地分封制度和農奴制度之後，出現于城市的又一重要封建制度。它最早在10世紀時出現于意大利，以後在10至12世紀期間遍及法國、英國、德國等西歐國家。

城市的興起在中世紀社會生活中具有深刻的宗教文化意義，它把經濟功能、市民自由、合作組織三者結合起來，成為中世紀基督教社會生活理想的完善體現者。“中世紀城市基本上是一個統一體，一個看得見摸得著的統一體，它被嚴格地限制在它的城牆和塔樓所圍成的圈子里，並以主教座堂，這個可見的團體之信仰和精神目標的具體體現為中心。在城市里，團體的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通過行會體系而與基督教關于社會成員的有機區分和相互依賴的教義十分完美地吻合起來……中世紀行會生活最顯著的特征之一，便是它把世俗活動和宗教活動結合在同一個社會混合體中的方式。行會附屬的禮拜堂、為死去的教會友做祈禱和彌撒而準備的食物、盛大節日所舉行的慶典和演出的神秘劇，所有這些與……調整工作和工資、幫助染病或不幸的會友以及參與城市管理的權利一樣，都同樣是行會的功能”行會為人們提供了經濟生活、政治生活以及精神文化生活的空問，既是滿足世俗需要的場所，也是實現宗教追求的途徑。因此可以說，中世紀城市為社會生活的徹底基督教化提供了有利條件，因為城市作為一種經濟聯合體，需要的正是和平、自由、所有市民的共同利益以及以個人努力勞作為基礎的財產積聚，這與基督教的倫理要求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一致的。只有城市的崛起，才能把各個不同階層的人們聯合起來，清除封建主義的野蠻和暴力，使基督教的觀念得以完全實現，從而為更高層次的中世紀社會奠定基礎。事實上，從中世紀城市的大教堂及其虔誠的教會生活來看，就城市的宗教團體對于居民的精神福利和物質福利，對于教育組織和福利組織的關注而言，都使得中世紀精神達到了發展的頂峰。

城市興起為中世紀早期的封建等級制注入了新的要素，促進了它的變化和發展，形成了一種新的政治文化理念。由于城市在封建等級制中佔有一席之地，因而，城市市民與貴族、神職人員一起，把一種新的代表制原則引入了政治生活，這就是只能通過選舉出來的代表，才可以參與政治生活。正是在這種代表制的等級體制中，把社會視為一個多團體的統一體這一中世紀的社會概念，得到了最為完善的表現。在這里，作為整體的王國，就是一個由許多不同的團體組成的自由的聯盟，而在每一個團體中，社會的每一個等級又被視為一個統一的整體。正是由此以後，代表制原則才成為議會體制中的一個基本因素，它賦予中世紀議會會議以新的特點和在憲法中的重要地位。就此而言，中世紀國家不再是一種建立在土地所有權的原則基礎上的封建等級制，而成為一種貴族和平民為了共同的社會目的而在其中相互合作的真正的政治團體。在這里，立憲代表制政治制度作為近代西方文化獨具特色的政治形式，已經可以找到它的根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