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應該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而不應該被固化為一個傳奇，變成一個讓人無法忍受的石膏像。
——阿爾瑪·馬勒：《我的一生》
有種至高無上的滿足感，那是當一個人發現自己的命運與痛苦與那些身居高處的人們有相似之處的時候獲得的……在空間與時間之外，還有那麼一小群孤獨的人，他們聚在一起，共同分享那更加緊張強烈的生活。
——古斯塔夫·馬勒致阿爾瑪，1904年7月
這些互相矛盾的宣言，道出了這部傳記的兩個核心內容，而從原則上來講，我感覺這部傳記對自己要達到的目的有些無所適從。這對矛盾本身指向的是第一個核心內容：由於愛情與互相不理解，而在馬勒和他的妻子之間產生的緊張關系。除此之外，還存在着一系列更加廣泛的、互相關聯的話題，它們與「藝術」和「天才」的概念有關，同時還涉及在19世紀的歐洲，通過個人體驗和公共的創造性活動，「藝術」和「天才」是如何得以調和的。在我們這個神經更加緊張、充滿懷疑，而又繼承了那個時代的「遺產」的世界，這些方式已經成為批評與探討的主題。馬勒很可能在我們對這些事物的理解中起着核心作用。正是出於這個原因，他的一生才值得研究，雖然如今有關他的其他記載汗牛充棟。
在這些記載當中，最重要的是德·拉·格蘭奇那部氣勢雄偉、內容權威而詳實的多卷本著作。所有在它之后的馬勒的傳記，包括本書，必然在某種程度上依賴於，或來源於這部詳盡的三卷本法語著作。它的經過擴充、潤色的英文譯本，即將在未來10年中面世。從某種意義上講，它始終是20世紀60年代出現的「馬勒熱潮」中最重要的一部傳記作品，在這股熱潮中，作曲家的朋友們及早期評論界的支持者們的開創性作品，首次得到了重要拓展。到「馬勒熱潮」涌現的時候，對20世紀20年代的作品——例如納塔麗·鮑爾一萊希納去世后出版的《回憶古斯塔夫·馬勒》和阿爾瑪·馬勒編輯的她丈夫的書信集(1924年出版，與他的《第十交響樂》手稿影印本出版同年)——所進行的關鍵性的淵源研究，已經被一些作家吸收利用，並加以解讀，例如迪卡·紐林、漢斯·雷德里希、唐納德·米徹爾和德里克·庫克等。所有這些人，都從阿爾瑪的自傳體回憶錄(《古斯塔夫·馬勒：回憶與書信》，1940)，特別是以馬勒為中心的第一卷中獲益良多。尤其是在它節選的英文版中，此書對不斷升溫的馬勒熱起了一定作用。這種熱潮還將刺激產生一些重要的唱片業產品，以及出序版界的大批作品。它還在持續不斷地產生着一些未曾發表的書信集，唐納德·米徹爾正在出版中的一系列有關馬勒音樂的叢書，庫爾特和赫塔·布勞科普夫的一部重要的文獻和傳記作品，以及克努特·馬特納和佐爾丹·羅曼的作品。
然而，矛盾的是，此書的面世恰好面臨着對藝術類傳記的支持逐漸削弱的趨勢。藝術類傳記之所以成為一種可疑的文學與藝術相結合的方式，恰恰因為它「擋在」了我們與藝術作品之間。它同時還可能在無意中產生了令人改變原有觀念的作用，忽略了疑問的聲音。1988年，漢斯·萊納伯格在追溯藝術類傳記這個文學體裁在音樂中產生的疑問時，發現了基多·阿德勒在1885年寫的一篇論文。阿德勒(1855～1941)是現代歐洲音樂歷史學的奠基人之一，同時又是馬勒的親密朋友和早期傳記作者，他希望通過規避記錄個人交往而客觀地觀察他的傳主，就像他說的那樣，「從一個更高的層次上」。他力求建立一種對作曲家的生平與作品進行全方位、技術性分析研究的模式，並把重心放在作品上。1916年，阿德勒哀嘆道，那種能夠反映「我們的學術研究中存在的巨大的腫瘤」的方法簡直是太罕見了。他暗示的含義是，通俗的藝術類傳記往往青睞逸事、流言以及與嚴肅的歷史或批評內容相去甚遠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