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學史事新證

敦煌吐魯番文書與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代序）
敦煌高僧竺法護譯經考論
兩件西晉敦煌寫卷疑偽考
敦煌所出粟特文信札的書寫地點和時間問題
魏晉至隋唐河西胡人的聚居與火教
武周聖歷歷間敦煌勘田文案研究
武周長安間敦煌括戶案卷研究
武周瓜沙地區吐谷渾歸朝案卷研究
唐代的論氏家族及其源流
英高窟北區47窟新出唐告身文書的復原與研究
英高窟北區47窟新出唐貸錢折糧賬的性質
莫高窟北區47窟新出唐開元廿四年（736年）後丁租牒的復原與研究
英高窟北窟新發現的兩年唐煌戶籍殘片
從敦煌吐魯番文書看唐五代地子的演變
從歸義軍受田簿看唐後期的請田制度
敦煌所出諸借契年代考
西夏天慶間典當殘契的復原
唐五代敦煌縣鄉里制的演變
唐五代瓜沙歸義軍軍鎮的演變
唐瓜沙途程與懸泉鎮
唐五代敦煌四出道路考
安史亂後的唐二庭四鎮
唐朝呈蕃陷落沙州城的時間問題
八、九世紀間唐朝西州統治權的轉移
敦煌五十九首佚名氏詩歷史背景新探
後記

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的社會狀況，在史籍上固然記述不少，可是，在對一些問題進行具體認識時，又常有情況不明之感。或因隱諱不載，或因語焉不詳，妨礙了對當時社會的深入認識。這種情形，促使著學者們對當時人留下來的地上地下遺物進行搜集和發掘，除了大批魏晉至隋唐的實物和碑刻外，還有在敦煌、吐魯番等地發現的當時人留下的大批紙質文獻資料。這些文獻資料，今天統稱為敦煌、吐魯番文書，而對這些文書內容的探索，直接關系到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深入和發展。

一、敦煌吐魯番文書的發現、特點及作用

我國甘肅省的敦煌和新疆的吐魯番，在魏晉時期，分別設置為敦煌郡和高昌郡，在唐代又分屬于沙州和西州，是當時中國通向西域的門戶。因而在它的地上地下，也留存有許多體現中國傳統文化的遺物、遺書。加之西北地區氣候干燥，水分稀少，使得這些遺物、遺書，常保存逾千年而不腐，它們或長眠于眾多的墓葬中；或被當做神明供奉在寺廟里；或密封在石窟藏經洞內。長帝國主義的探險家們便將這些珍貴的遺物、遺書一批一批地劫往世界各地。

1895年，當俄國探險隊羅波洛夫斯基在吐魯番古寺廟遺址里，褻瀆神靈，劫走古寫本經卷後，俄、德、英、日等國的探險家們陸續來到盆地，掠走了大批漢文和民族文字的寫本文書。自1912年起，日本的大谷光瑞探險隊，英國的斯坦因又連續對吐魯番阿斯塔那的古墓群進行了盜掘，劫走大批十六國至唐代的墓葬紙質文書。在敦煌的莫高窟，自1900年道士王圓策發現藏經洞內四萬多卷古寫本文書後，立即引起帝國主義的垂涎，英國的斯坦因、法國的伯希和、俄國的奧登堡、日本的大谷光瑞探險隊等又相繼從這里劫走了三萬余卷。我國的敦煌、吐魯番文書，就這樣流散到了世界各地，如英國倫敦大不列顛博物館藏的“斯坦因文書”、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的“伯希和文書”、俄羅斯聖彼得堡（前蘇聯列寧格勒）東方研究所的“敦煌特藏”、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收藏的“吐魯番文書”、日本京都龍谷大學藏的“大谷文書”等，都是來自我國敦煌、吐魯番的古文書。

這些古文書雖然大部分是西晉到唐宋時的寫經，但也有一小部分屬于社會政治、經濟生活方面的原始文獻，學術價值極高。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內出土有紀年的最早社會文書是《西涼建初十二年（416年）正月敦煌郡敦煌縣西宕鄉高昌里籍》（現藏倫敦，編號為S.113），最晚的是寫有“宋咸平五年壬寅歲（1002年）五月十五日記”的寫經（現藏俄羅斯，編號為IX1696），就整個敦煌所出社會生活文書而言，還是以晚唐五代宋初文書居多。在吐魯番文書中，最早者有吐峪溝寺廟遺址所出寫有“元康六年（296年）三月十八日寫已”題記的《諸佛要集經》殘卷（現藏日本），最晚者有元代的文書，如高昌古城所出《至元十七年（1280年）善斌賣身契》三種。整個盆地所出也以十六國至高昌國和唐前期的文書為大宗。除此以外，在敦煌和吐魯番出的文書中，還有一些龜茲文、粟特文、突厥文、吐蕃文和回鶻文的文書。由于這眾多的文書在本世紀初就被劫往國外，以致在舊中國的國內學術界欲開展這方面的研究，也無從大力進行，相反，在有些國家里，一些漢學家們結合中國的歷史，卻發表了不少對文書的研究著作。

新中國成立後，在國家的直接關注下，一些流往國外的文書相繼被攝制回來，學術界對敦煌文書也作了一些初步的整理、編目，新疆的考古工作者又在吐魯番阿斯塔那村和哈拉和卓古墓地，進行了十余次的發掘，出土了幾近萬片的漢文文書，經新疆考古工作者和“吐魯番出土文書整理組”同志們多年努力，已拼合成1800余件文書，並陸續分冊出版，其中有十六國時期高昌郡的文書；也有高昌王國時期的文書；數量最多的還是唐代的文書，基本上都是當時官私的文案和各種事務交往的記錄。所有這些，都為大力開展對敦煌、吐魯番文書的研究，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