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帕爾格雷夫法經濟學大辭典(全三冊)

第一卷
顧問編委會
序言
致謝
新帕爾格雷夫法經濟學大辭典使用說明
按字母順序的辭條目錄
主題分類目錄
主題分類辭條細目
辭典正文A—D
辭典正文（A-D）
第二卷
按字母順序的辭條目錄（A-Z）
主題分類目錄
主題分類辭條細目
辭典正文（E-O）
第三卷
按字母順序的辭條目錄（A-Z）
主題分類目錄
主題分類辭條細目
辭典正文（P-Z）
制定法、條約和指令
判例

本辭典對法與經濟學這一主題提供了翔實、全面、綜合的解釋，但該主題並沒有充分表達本辭典涉獵的廣泛內容，對此，社會學家詹姆斯·柯爾曼（James Coleman）的耐人尋味的語言似乎可以給予更完美地概括：它是「倫理學、道德學、哲學、政治學、經濟學和法學之間富有成效的交流」，這種交流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在所有這些領域，「其基本原理都是建立在一個有目的且有責任感的實踐者的人類肖像基礎之上的」(1009:1713)。

諸如大衛·休謨（David Hume）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之類的18世紀偉大的思想家，對所有這些學科領域，甚至更多的領域，均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在此後的兩百年間，隨著知識進貨和專門化進程的推進，人們越來越難於發現一個學者能在一個以上的學科領域同時作出重大的貢獻。雖然諸如邊沁（Bentham）和哈耶克(Hayek)等理論家由於他們共同觀念基礎能夠跨越所有這些學科領域，但他們確屬一種例外。哈耶克本人曾經指出：「學科專門化划分造成的惡劣影響，沒有哪個能比得上其在兩門最古老的學科即經濟學和法學里所造成的影響那樣明顯」(1973:4)。

一

這種看法是在25年前就已經形成。此後，許多相互滲透融匯研究的發展導致了在科爾曼(Coleman)所說的學科領域之間富有成效的交流。學者們，為了這種學科間的交流，自然而然的便是來源於完全不同淵源的以下三個支流：一是由於科斯（Coase Ronald Harry）（1937，1960）的原因而產生的對交易過程中發生的各種為成本對資源配置的重要性的各種新思考。現在認為這種交易成本在分析的意義上與發生於生產過程中的各種成本並沒有不同。二是同樣引人注目的現代博奕論的發展，這種發展不僅表現在諸如囚徒困境（Prisoners’’dilem-ma）之類的非合作博弈（non-cooperative games）和合作博弈（Coordination games）的諸多適用層面，而且也表現在以薩林（Schelling）關於聚點的論述（1960）和劉易斯（Leuis）關於習俗的論述（1969）為代表的更具『哲學』意義的層面。的確，從布雷斯韋特（Braithwaite）開始（1955），道德和政治哲學的許多方面已經通過博奕論框架的重塑而被改造。三是自發秩序（Sponta-neous order）觀念方面的發展，這主要應歸功於哈耶克。這種觀念被廣泛的誤解，特別是在它與生物和社會進化等完全不相關的觀念混用時（哈耶克本人從不如此）更是如此。正如有關這個主題的詞條所表明的那樣，在分析知識高度分散以至」除了在非受束狀態的經濟體系中已經知道的知識總量外任何個體幾乎一無所知」的大規模的現代社會時，自發秩序作為一種道德中立的分析工具是最具價值的（S·羅森1997:141）。

科斯對於交易成本對法律安排之影響所做的深入分析(1960)，常常被認為是「已有著述中最經濟援引的論述法律方面的文章」(J·羅森1997:172)。加爾布雷西（Calabresi）關於侵權、迪拉克特（Director）關於反托拉斯和波斯綱（Posner）關於各種問題的創造性貢獻的強化和推動之下，科斯的文章為法經濟學在20世紀70至80年代的蓬勃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原動力，其結果是形成了一個令人矚目的思想體系。對此，本辭典收集的數百篇論文便是有力的見證，甚至一位持批評態度的人也將它描述為「美國法律思想上的一般巨大活力，它將繼續維持作為這個國家獨一無二的最具影響的法理學派」[科若曼（Kronman）1995]。法經濟學不僅迅速地給普通法結構帶來新的理解，而且通過與公共選擇理論的結合，它在成文法和政府規制的理論與實踐方面同樣也散發出大量的新的光芒。

這種成功的一個令人遺憾的後果是：許多經濟學家認為，法律的經濟分析不過是經濟學帝國大廈的一個邊緣前哨，就如同諸如教育、健康和家政經濟學等它的其他殖民地一樣。然而，如果它意識到地一個國家的法律制度的經濟分析是如何重要，以及從反而觀之，這種體系對於一國經濟會產生如何重要的影響，那麽，人們便會發現，將法經濟學與這些次級學科同樣看待是不恰當的。例如，「自由市場的有效運轉要求一個適當的法律框架」已經作為一句格言而被幾乎每一個人鸚鵡學舌般反復重復著，但是，在實踐中大部分人卻對此視而不見。嚴格地對此進行分析實際上是十分困難的，科斯本人就曾指出：「經濟體系與法律體系之間的相互關系是極其復雜的，法律變化對經濟體系運行產生的影響的許多方面（這正是制定經濟政策必要的素材）現在仍然沒有為我們所知」[科斯1998：31；亦可參閱：蘭戴斯（Landes），1997]。

二

科斯的這些看法可用以下例子簡要說明，這些例子都涉及法經濟學的某個適用領域，在本辭典中，每個這樣的領域都有若干個相關的辭條[此外，對於第一個例子本辭典的姊妹篇《新帕爾格雷夫貨幣金融辭典》（1992）中也有大量的相關詞條]。

貨幣和金融的文獻包含了大量有關銀行和證券管理法規的變化產生的經濟效果的研究，如清除大量的Q項條例（Regulation Q，指由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制定的有關確定會員銀行定期存款和儲蓄存款最高利率的各種規定——譯者注）。其中，像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1963）對美國金融貨幣史的研究等是具有划時代意義的。正如凱奇（Kitch）所指出的，它已成為有關重要法律規則變化對於經濟產生的效果方面的獨一無二的、（在法律方面）極為罕見的經驗調查。用凱奇自己的話說（1986：141）：「沒有其他任何一個領域，法律制度安排（Legal arrangement）的連續切換（Sequential shifts）受到如此深入細致的跟蹤考察並與經濟地法律變化的反應聯系起來探索過。」

差不多最近50年以來，西歐各國越來越注重經濟、政治和法律的事例。自始至終，對經濟聯盟如何產生以及聯盟要達到什麽目的的這兩個頗不相同的觀念之間都存在著模糊意識和緊張狀態。在關稅同盟[韋綱爾（Viner），1950]的貿易開辟和貿易轉向方面一開始就有分歧，現在的問題是：整合是主要通過一種開放的、競爭的經濟而實現，還是以一種封閉的、相互干預主義的體制而實現？在此極其重要的領域內，歐洲法院的裁決，特別是關於競爭政策方面的判決，將繼續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最近10年中，人們目睹了東歐和蘇聯長期持續的權力主義的經濟體制的驟然崩潰，這種崩潰的突發性和徹底性至今仍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釋。此外，許多以市場經濟替代指令經濟的企圖也並非總是富有成效的，這些地區的一些國家，無論在國家對個體公民轉讓財產權方面，還是在保障這些權利占有的穩定性方面——這種穩定大衛·休謨認為「對於人類社會是絕對必要的」[（1974）1978：501]，都遇到了嚴重的難題。這類困難已使這些國家淪為犯罪猖獗和腐敗盛行的社會。

上述三方面例證都涉及到由政府組織機構執行（或不執行）的正式法律（或缺少此類法律）問題。但在過去，許多范圍廣泛的、調整商業和工業眾多方面的法律是由民間制定和民間執行的，而且，這種民間體制在當代經濟中仍繼續保持著繁榮。現實的（而不是理論上的）自由市場，諸如商品和證券市場，如果要正常的運轉，就需要有嚴格的規則和管理規范，不管這些是民間制定或政府制定的。法律，不僅在幫助克服經濟行為的不確定性或低效率方面是重要的，而且，就僅為使種類事物有序化的更為平凡的任務面言，也是非常重要的。

這部著作從更為寬潲的意義上對既作為正式法律制度的替代物，同時又作為其基礎的習俗、習慣和准則給予了密切的注意。誠然，在本辭典所覆蓋的整體范圍內，很多極富吸引力的理論和實際問題均屬於習俗與法律之間的邊緣地帶。隨著伴隨人們對於習俗的角色的理解而同時發展並相互促進的某些新的博弈理論的出現，在未來的幾年中，人們很可能會看到我們描繪的這整個領域將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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