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幾年來我一直在考慮出版一本論文選集，但如果不是法蘭克福的薩岡普出版社來函請求把我的幾篇文章的德文譯稿匯編成集，這一想法可能永遠也實現不了。對他們原來的目錄和由我授權但又無法完全由我支配的譯文，我都有保留意見。但是當一位富有魅力的德國客人同意負起重新編一本德文選集約責任時，我的疑慮全告消失了。此後他成了我的朋友。他就是洛倫茲‧克魯格，比萊菲德大學的哲學教授。我們二人密切和諧地合作，挑選安排了選集的內容。而且，他還說服我準備了一篇專門的序言，以說明這些論文同我那部較著名的著作之間的關系，有的是作為後者的準各，有的則是它的發展和修正。他極力主張，這樣一篇序言應能幫助讀者較好地理解我的科學發展觀中某些重要而又顯得有點含糊的東西。現在這本書，幾乎完全是由他主持出版的德文本的英文原版，�為此我特別感激他。
無可避免，克魯格教授所設想的序言要求加強自傳性，這就常常使我產生一種感覺︰我過去的精神生活已經逐漸地從我眼前消逝了。但是當我回顧這本書的內容時，在主要方面並不單單是促使我追溯過去的簡歷。《科學革命的結構》（TheSgnt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直到1962年底才出版。早在十五年前我還是一個物理學的學生，還在寫博士論文時，就想到要寫這樣一本書。接著我就放棄了科學轉而去學科學史。在以後好多年中我發表的成果都是歷史方面的，一般都是敘述文。起初我計劃在這里重印一些這種早年的文章，以提供一些現在所缺少的自傳成分——歷史實踐在我思想發展中所起決定性作用的某些痕跡。但是在試擬了幾種不同的目錄以後，我逐漸發現歷史敘述並不能表明我想表明的東西，甚至還會引起嚴重的誤解。作為一個物理學家的經歷盡管使我可以用歷史事例去教訓哲學，但歷史著作一經完成，這種作用就消失了。最初使我轉向歷史的偶然事件，可以說明後來發生的事，同時也提供了理解下列文章的有用基礎。
己有的歷史敘述大都是由過去事實所組成，絕大部分顯然無可置疑。因而許多讀者都認為，歷史學家的首要任務是審查文本，從中抽出有關事實，再大體按照編年順序用優美的文字加以重述。這也是在我作為一個物理學家的年代里對我所不大重視的歷史學科的看法。當我改變了這種想法（接著也改變了我的行業），我所作的歷史敘述似乎也類似地引起同樣的誤解。歷史科學所完成的研究成果，總是掩蓋著產生這一成果的工作過程的真相，在這一點上，它似乎比我所知時任何其他學科都更加嚴重。
我自己是在1947年才開始徹底醒悟的，當時要我暫時中斷我的當代物理學的研究項目，準各一組關于17世紀力學起源問題的講演。為此我首先要查看伽利略和牛頓的先驅們對這個問題已知道些什麼。工作開始才不久，我就接觸到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Physica）對運動的討論以及由此以降的各種著作。我同以前的大多數科學史家一樣，通過這些文本懂得牛頓的物理學和力學是怎麼回事。我也同他們一樣對我讀的這些文本提出這個問題︰在亞里士多德傳統中已懂得多少力學？它給17世紀的科學家們留下了多少有待發現的東西？在牛頓用語範圍內提出的這些問題，要求以牛頓的術語來作答，這些答案也是清楚的。即使就表觀的描述層次而言，亞里士多德學派也不大懂力學，他們如必須談論力學也大都根本錯誤。這樣一種傳統，無法為伽利略及其同時代人提供任何工作基礎。他們必然拋開這一傳統從頭重新開始力學研究。
類似這樣的說法，曾經是廣泛流行的，也是顯然不可避免的。但這也使人困惑不解。亞里士多德如涉及物理學以外的問題，他是一個敏銳的和自然主義的觀察者。在生活學或政治行為領域中，他對現象的解釋也經濟很深刻透徹。他那特有的才能為什麼一旦用到運動問題上就一敗涂地呢？他怎麼會對運動發表那麼多明顯荒謬的論點呢/而且最重要的，對這種觀點怎麼會有那麼多的後繼者那麼長久地認真對待叫/我讀得愈多，就愈感困惑。亞里士多德當然會犯錯誤，對此我並不懷疑，但是怎麼能想象他會錯得那麼顯眼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