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本學術著作，從構思到研究和寫作的時間至少有十數年。源起倒是和個人求學的經驗有關。
60年代我在台灣大學外文系讀書的時候，曾參加同班同學白先勇和王文興等人主辦的《現代文學》的撰稿工作，因為我不會創作，所以被指派翻譯西方學者有關湯馬斯·曼（Thomas Mann）等現代作家的學術論文，當時我無知，從未聽過卡夫卡（Kafka）、湯馬斯·曼和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是何許人也，只是跟隨先知先覺的各位主編同學，一邊翻譯一邊學習，譯完後仍然一知半解。我猜當時的這種情況，和中國大陸在80年代初開始譯介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情況差不多。然而，「自我啟蒙」也自有其樂趣和意想不到的影響，因為當時在台灣，除了少數專家學者之外，文壇和學界的無知情況和我差不多，我們知道的西方文學，還是經由三四十年代的翻譯。記得我當時閱讀西方作品，中學時代還是停留在大仲馬的《基度山恩仇記》和《約翰·克利斯朵夫》。到了大學一年級，才初次讀英文原著，那年夏天花了三個月時間力「啃」Gone
with the Wind，一個字一個字的讀，借助中英字典，但徒勞無益，因為書中的許多黑人用語我根本找不到，也看不懂，只覺文法欠通。到了大學二年級，才從王文興那里聽到海明威的名字，於是又發奮勤讀《老人與海》，甚至還摹仿海明威的文筆練習英文作文，搞得一塌糊塗。同班同學郭松芬又向我介紹法國的存在主義，於是不到數月的功夫，我又沾上了一點薩特（J.-P Sartre）和卡繆（Albert
Camus）的「荒謬」哲學，再加上我自幼對電影的興趣，大學時代初看《廣島我愛》（Hiroshima mon
amour，記得台北那家影院的觀眾寥寥可數，完場時只剩下葉維廉夫婦和我），驚為絕響，於是又一頭栽進法國新浪潮電影和文學，並勤習法文，但上法文課，閱讀的卻是19世紀莫泊桑的作品。老師是一位加拿大神父，我們第一課就齊聲朗誦莫泊桑的小說《項鏈》，當時只有戴成義（後來變成香港知名的戴天）讀得懂，因為他在出生地毛里求斯早已念過法文。
這些瑣碎的大學往事，不料在二十年後成了我學術研究的題目。記得1979年左右在美國德州大學召開了一次有關台灣文學的學術會議，我宣讀的論文就是《台灣文學中的浪漫主義和現代主義》，前者指的是瓊瑤的小說，後者指的就是當年我們的雜志《現代文學》。我在這篇學術論文中，對於台灣文學中的現代主義也僅能敘述其來龍去脈，而覺得自己仍然未能客觀地做出深入分析。就在這個關鍵時刻，夏志清教授提醒我:早在30年代上海就有一本名叫《現代》的雜志，也有人用現代主義的手法寫小說。夏先生說的這個作家就是施蟄存。我當時只看過施蟄存的《將軍底頭》，而且也是從夏先生的《現代中國小說史》中得知的。夏先生一語驚醒夢中人，使我想起
弦（台灣名詩人，《聯合報》副刊主編）曾向我說過:他那一代的台灣詩人，在50年代開始寫現代詩的時候，戴望舒所譯法國象征主義作品，對他們頗有影響，而且互相私自傳閱猶如地下文學。不久，又讀到
弦主編的戴望舒詩選和對李金發的訪問，頓時茅塞大開，原來他們都是中國文學現代主義的先驅者，於是我就決定研究他們的作品。然頁，我對於現代主義也茫然無知，只好重新研讀西方現代主義的文學理論。當時我在印第安那大學任教，比較文學系有一位羅馬尼亞籍的教授麻特·去林奈斯庫（Matei Calinescu），剛剛出版了一本新書，名叫《現代性的幾張臉:先鋒、頹廢和媚俗》（Faces of
Modernity:Avant-Garde,Decadence,Kitsch），我因近水樓台之便，得以向他請教，後來又共同授課，得益匪淺。他的這本書就成了我當年研究現代主義的理論基礎。但我仍覺不足，因為書中所提出的「先鋒」（avant-garde）、「頹廢」（decadence）及「媚俗」（kitsch）等觀念，似乎與我所了解的中國現代詩和小說不盡相合。然而書中對所謂「現代性」的解釋，卻令我大開眼界，卡氏認為文學和藝術上的現代性，其實是和歷史上的現代性分道而馳的，前者甚至可以看做是對後者的市儈和庸俗的一種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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