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消費主義與資本主義
隨著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共產黨便以終結資本主義為宗旨。然而三十載悠悠經過，資本主義似乎在共產主義革命中倖存下來，甚至戰勝了共產主義，成為中國經濟與社會的驅動力。本書是第一本書寫中國共產主義革命（以下或簡稱共產革命）後最初幾十年消費主義發展情況的歷史論述，它對共產主義在中國看似失敗的下場提供了一個新的解釋。正如本書所表明的，消費主義的三大核心過程──消費產品的大量生產、在大眾媒體散布有關產品的話語，以及運用這些產品來創造並傳達身分認同──不僅在革命期間就已出現，實際上更透過中國共產黨（以下或簡稱中共）的政策得到擴展。本書超越了僅僅將消費主義整合進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或簡稱中國）早期歷史的作法，主張中共自我認定的社會主義國家並非資本主義的對立面，而是一個對工業資本主義實施控制的「國家─私人」光譜上不斷移動的點。因此，黨的政策總是否定其自身的革命目標。
本書嘗試將消費主義整合進毛時代（此處定義為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間）的歷史，這完整了我先前對二十世紀中國消費主義史的各種探索。我的第一本書《中國製造》（China Made, 2003）考察了二十世紀初中國民族主義的誕生、大規模生產商品的傳播和相關消費文化的發展。後來《中國好，世界就好》（As China Goes, So Goes the World,
2010）則探討了後毛時代消費主義的歷史，這段時期消費主義在中國威力無窮，包括創造出全世界最大的汽車市場、國際及中國品牌藉由廣告及大眾零售業傳播，以及各種市場（從失竊嬰兒、瀕危物種到二奶）的再次復甦，都再再說明了消費主義的影響力。這些對於一九四九年前中國消費主義的誕生及其於七○年代末復甦的論述，引領我提出本書欲解決的核心問題：「消費主義在中間這段毛澤東時代究竟發生了什麼」，以及核心爭論：「按理來說此時中國應當朝著共產主義邁進才是」。
毛時代的消費主義史始終是個謎，極少有學者認為在那個貧窮的社會主義國家，會有什麼消費主義好研究。基於早期的研究，我最初以為新中國成立前已發展出的消費主義的諸多層面，包括廣告、品牌打造、時尚以及透過消費大量製造產品而產生的社會分化其實並未消失，而是悄然地持續存在著。確實，隨著研究的深入，我也發掘出大量的證據，表明儘管「共產中國」有著反消費主義的修辭，但它卻也發展出許多被其稱為社會主義版本的消費時尚、商業活動、品牌打造和廣告，以及市場資本主義國家（market
capitalist
countries）都很熟悉的各種消費主義面向。在這些消費主義屬性的傳播過程中，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渴望諸如腳踏車、縫紉機及手錶等量產商品，最終獲取這些商品，並因此打造出新的身分認同。以下章節中收錄的大量消費主義證據及事例，向我們揭露了與既往對此一時代的認知截然不同的一段歷史；以往對這個時代的論述往往是紅衛兵集會、經濟實驗、政策災難、大饑荒，以及最重要的——毛澤東一人獨攬的大權。
一開始我沿用中共自身的政策術語和學術慣例，將我的研究發現貼上一個「社會主義」的標籤。由於我所探究的消費主義是發生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因此我一度認為它是「社會主義的消費主義」（socialist
consumerism）。然而隨著累積更多的例證，我開始思忖，在一個由共產主義政黨控制之下的國家居然發現了如此之多的消費主義，而這個政黨宣稱的目標又是透過消滅資本主義的屬性（包括其消費主義的表現形式）來「建設社會主義」，這之間意味著什麼。中國共產黨聲稱要將中國改造成一個更平等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個勞動人民的共和國，然而我所發現的例外如此之多，情況似乎表明了：首先，黨所作的這些努力非但沒有削弱反而創造了更多的消費主義；其次，這種消費主義事實上是國家社會和經濟政策的結構性後果。
儘管根據中共的預測，資本主義的表徵會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消失殆盡，但我卻看到一種位於「國家─私人」光譜上的工業資本主義形式逐漸發展；誠意和成功程度不一的中國領導人則企圖透過社會主義修辭，推行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政策來證明它的正當性，或讓它變得更容易為人所接受。
一九四九年後，整整三十年的中國消費主義歷史迄今為止從未被仔細審視過，這點絲毫不令人意外。整個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一直都是個貧窮的國家。只有少部分人能接觸到消費品，更只有一小撮人能圍繞著這些商品打造出一種消費文化。相應地，以往對這個時代的歷史研究一直都關注於共產主義革命餘波的其他面向，包括中共為了建設新國家展開鬥爭、形成地緣政治聯盟、重組農村勞動力、徵收城市資本家財富、實現經濟工業化、進行社會工程實驗，以及發起群眾運動以爭取支持。然而，正如以下章節所展示的，消費主義的傳播既是這些轉變的先鋒，同時也與它們密切相關。透過消費主義的視角來詮釋毛時代，為我們理解中國在一九四九年後政治與經濟的全面重組過程提供了一個嶄新框架。
消費主義的發展向來與工業化息息相關，它也向來是促成大規模生產的整個社會重組過程的一部分。傳統觀點認為，中共建立了一個反資本主義、超平等主義及反消費主義的社會主義方案來取代工業資本主義，而毛時代就是中共對此作出的最大膽嘗試。然而若拋開中共的修辭去檢驗其政策及結果，我們就會看見毛時代的消費主義絕不是自革命前的舊中國苟延殘喘的遺留物，也不是國家政策導致的意外後果。消費主義在整個毛時代的擴張是一個可預見的結果，它持續否定了革命本身的核心目標。中共並沒有終結資本主義，而是斷斷續續地將中國從工業資本主義的「國家─私人」光譜上推向國家的那一側。無論具體的制度安排如何變化，中共始終是在發展著某種工業資本主義的變體。
因此，這本書的目的不僅是要闡明毛澤東過世後中國消費主義復興的起源，還意在拓寬一個長期存在的評論，亦即是否應該以消費和消費主義為分析視角，將中國（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視作是某種資本主義國家的變體。本書主張應將毛時代的政治經濟體理解為既往學者所描述的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而非社會主義。也就是說，它是工業資本主義的一個變體，由國家權力透過中央計畫機構及國有制主導了資本的積累及分配。黨的主要目標是利用資本主義的做法將國家工業化，實現那些短程或長程的經濟、軍事及政治目標。一些共產主義領導人，如蘇聯的史達林，願意接受由此而產生的社會不平等，並視其為實現共產主義目標所必經的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相形之下，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導人一方面追隨蘇維埃的領導，也認知到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做在通往共產主義的道路上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他們也常痛苦地意識到自己聲稱的目標及施政結果總是相互矛盾，並擔心這些差異會摧毀他們的革命目標。然而為了進一步擴大資本，黨領導人仍持續選擇在體制內進行不同試驗，朝向更大地利用市場、私有財產和物質動機，而所有這些安排都導致了消費主義的擴張。
毛澤東經常警告，這些現象和其他的資本主義表現，將會否定中國、蘇聯及其他地方的共產主義革命。在他的聲明中，「否定」（negation）一詞意味著啟動辯證歷史唯物主義的過程，在這之中，一種生產方式被另一種生產方式否定（譬如封建主義被資本主義否定，資本主義則被共產主義否定）。儘管有這些憂慮，但相較於實現共產主義國家的長期目標，包括創造公平共享的經濟、民主化工人對生產過程的控制等等，黨的優先任務是實現工業化的首要目標，以及相應的資本積累需求。簡言之，黨所許諾的共產主義目標，正當化了它所採取的資本主義手段。
與此同時，消費及剩餘分配（也就是生產出來的東西發生了什麼）也是我關注的賺點，這為理解此一時代的歷史及政治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不同於過去側重生產和積累的傳統研究，我在本書要表明的是，國家對工業化施加的控制越多，對消費的控制就必須越多。國家一再決定將快速工業化的優先性置於其社會主義目標，亦即轉變社會生產關係（即由資本所控制的生產轉變為勞動所控制的生產）之上，這在消費層面引發了一個必然結果。在一個貧窮、資本匱乏且急需資源的國度，國家不得不壓制個人的消費欲望，或引導這些欲望遠離所謂的「資產階級」（bourgeois）消費主義，並朝向對國家更為有利的方向。這包括了毛澤東所稱的集體財（collective
goods）的社會消費（social
consumption），如武器、基礎設施以及用來改善人力資本的社會計畫。中共之所以最終未能終結資本主義，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選擇採取工業資本主義及消費主義的做法，來實現更遠大或更立即的國家目標。可以肯定的是，其工業資本主義的制度安排和那些「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都有所不同。然而非市場分配機制的出現（譬如配給券和城市工作單位），以及黨有關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的修辭疲勞轟炸，掩蓋了貫穿毛時代前後資本主義和消費主義發展的潛在連續性。誠然，相較於消費量產商品，人們或許可以從工作單位和其他與中國社會主義相關的制度安排中獲得更多建構及傳達身分認同的機會。然而，若用消費主義的概念加以檢視這些制度安排，它們似乎更像是為了促進工業化快速發展而用來限制消費的額外手段，並因此助長了消費主義中的結構性不均。
簡言之，這個時代中國的許多資本主義表現形式，並不像中共經常對內及對外宣稱的那樣，只是國家正在消滅的「舊社會」殘餘。它們反映了國家導向和市場導向的兩種資本主義形式以多樣的面貌共存於同一個「國家─私人」的光譜上，並會隨著經濟及政治的迫切需要而即時轉變。一個理論上被認為具有「計畫」和「社會主義」特徵的經濟不僅表現出消費主義的特質，更擁有許多與「資本主義」相同的制度安排，包括私人企業、地下市場和公開市場、商品價格、薪資勞動，以及公司間的競爭。在本書各章中展示的資本主義實踐例證，並不是像學者們經常提及的那樣，只是去創造出一種「國家的」或是一個「確實存在的」社會主義變體，進而挑戰社會主義的內涵或使其複雜化。相反地，這類例證反映出工業資本主義在這個時期的靈活性，這種靈活性體現在資本主義光譜上的周期性體制轉變，目的是要更加利用私人資本主義的制度安排（尤其是市場和私有制）來協助國家資本主義的積累。
自然地，中共也試圖控制或限制過此類私人資本主義做法對經濟的影響。我創造了「國家消費主義」（state
consumerism）一詞來具體指稱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形式為各方面的需求所作出的廣泛管控──從推廣、界定、甚至散播對某些物品的消費，到排除、貶低、或邊緣化對資源分配的私人偏好。這些管控包括了消費主義的全部三個定義面向，也就是量產消費品的生產及分配、有關這類商品話語的擴散，以及透過消費這些商品來傳達身分認同。國家消費主義的修辭通常只會在表面上論及社會主義和平等主義，我稱這些修辭為「帶社會主義色彩的」（socialistic）。中共承諾人民，「建設社會主義」將會否定工業消費主義的屬性，包括黨所說的「三大差別」（three
major inequalities），也就是根據居住地為城市還是農村、工作為勞心還是勞力性質，以及工作場所為工廠還是農場而產生的三種不平等。 然而黨的政策卻有意無意地加劇了這些不平等。
以往對國家資本主義的分析總是聚焦於由國家主導的積累，然而本書所使用的國家消費主義概念納入了國家對物質欲望的管控，有助於擴展研究聚焦範圍。在國家資本主義下，國家不僅是資本的主要挪用者，也是主要配置者，從而產生出與之對應的國家消費主義，去抑制試圖將剩餘挪作他用的其他競爭需求。實際上，黨不僅決定了誰會得到什麼，更抑制或阻止了具社會主義性質的資本運用方式，包括滿足工人對更高薪資、額外住房，或更公平分配稀缺消費品的欲望。在國家消費主義下，個體的選擇被認為至關重要，重要到不能交給「資產階級的」或「封建的」個人來決定，甚至連城市或農村工人所組成的「群眾」也不例外。
然而正如我的主張，國家消費主義不過是那個時代消費主義的一個面向而已，它無法取得對整個國家物質欲望的全面控制，更不用說是對消費的全面控制了。在中國和在其他地區一樣，國家是不可能支配個體欲望的；事實證明，企圖用全面國家控制來取代以個體為中心的「資產階級」消費主義，不過是個不切實際的嘗試。中國人民對這類消費的歷史，並不是一部拒絕黨所設立目標的歷史，而是一部拒絕給予黨壟斷權力、任其將社會主義等同於國家宣揚的「艱苦樸素」精神的歷史。這本書闡釋了否定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多種方式，這些否定「每日、每小時、自動自發並大規模地」發生，不僅被列寧曾預測的小規模生產否定，更被黨所害怕的消費主義否定；畢竟無論在工業資本主義光譜上的哪一點，消費主義皆是不可或缺。
透過消費主義及資本主義發展的連續性這一觀察視角，就更容易理解中國在一九七八年後看似突然放棄其所謂革命性的社會主義遺產，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與其說鄧小平及後繼的中國領導人終結了社會主義，不如說他們重塑了（或者用他們的話來說，改革了）資本主義的一種變體，將國家推向更靠近私人資本主義及私人消費主義的光譜那端。因此，重新回顧毛澤東時代的歷史，將有助於解釋中國近幾十年來在私人企業、市場資本主義和不受約束的消費主義的復興。這段歷史顯示，毛澤東之後中共內部接班的「改革派」並未推翻黨內過往終結資本主義的努力；毋寧說，他們不過是調整了體制，持續加速資本主義的擴張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