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談》雜誌精選

導讀：柳雨生（存仁）與《風雨談》／蔡登山

【《風雨談》雜誌精選】

記吳瞿安／龍沐
談山水小記／沈啟旡
俞平伯先生／穆穆
武者小路先生的「曉」／張我軍

附錄：《風雨談》雜誌全套二十一期總目錄

 

導讀

柳雨生（存仁）與《風雨談》
蔡登山（節錄）

　　上海淪陷後，柳雨生在上海的《雜誌》、《風雨談》、《古今》、《天地》、《太平洋周報》與北京的《藝文雜誌》等刊物上發表有〈入懷記〉、〈排雲殿〉、〈老鼓抄〉等小說和〈漢園夢〉、〈再遊漢園〉、〈海客談瀛錄〉等散文，後來結集出版有散文集《懷鄉記》（上海太平書局一九四四年五月出版）和小說集《撻妻記》（上海雜誌社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出版）。柳雨生的散文，又被稱為「學者的言志的散文」，且以「詞句沖淡而熱情，文體整齊而不草率」見長。譚正璧當時曾說過，柳雨生的散文很受周作人的影響，但「也有不相似的地方」，周柳兩人的散文，「筆調同樣富於情致，但是周文沖淡而柳文溫厚，周文蘊藏而柳文顯露」。譚正璧認為，柳雨生當時的文學創作，是「散文比小說好」；而在兩部散文集中，「《西星集》比《懷鄉集》好」。他說：「這自然是為了他那〈《封神演義》的作者〉一文，對於我這個愛好研究通俗文學的人，感著別人所感不到的親切有味的緣故。」但《西星集》的作品均作於柳雨生參與漢奸文學活動之前。譚正璧的評論，固然有藝術技巧的優劣比較，恐怕也包含對於柳雨生在落水前後創作具有不同思想內涵的褒貶。

　　另外一九四四年柳雨生以敵偽資金接收「太平書局」，他說：「為出版界盡了一點微力，為讀者們擺上一個精神糧攤。太平書局這個名稱，在兩年前就已有了，原址在香港路，曾發刊過書籍畫報等讀物，後來主持的人，無意繼續經營，把它停辦了。」接收後一改以前疲軟的面目，與上海雜誌社成為淪陷區出版量及水準較高的出版單位。著名的有秦瘦鷗的《二舅》、潘序祖的《予且短篇小說集》和丁諦的《人生背喜劇》及譚正璧主編的《當代女作家小說選》，散文有蘇青《浣錦集》、紀果庵《兩都集》、文載道《風土小記》、周作人《苦口甘口》、《立春以前》等，還有楊之華的論著《文藝論叢》、路易士的新詩集《出發》等等。

　　凡此等等，使柳雨生成為淪陷時期上海漢奸文學活動的「台柱」之一。正是由於當時的這些具體表現，他戰後受到中國政府的法律追究，是被以「漢奸文人」罪名緝捕治罪的為數不多的作家之一。根據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的上海《申報》報導說：「昨日下午高院又宣判一文化漢奸柳雨生，通牒敵國、圖謀反抗本國，處有期徒刑三年，剝奪公權三年，全部財產除留家屬之必須生活費外沒收。」

　　抗戰結束後，一些附逆文人都被判刑，開始時極嚴厲，大都在五至十年之間，周作人初判十四年，紀果庵判了五年，但後來發現這麼嚴厲的判決引起淪陷區民眾的不滿，因此，二審時都判得相當輕，只要有學生、關係人等聯名證明沒有危害國家的行為，就改成相當輕的判決，如紀果庵，在獄中待了半年，就釋放了。與柳雨生情況類似的陶亢德，再經上訴後，改判一年三個月，緩刑兩年。於一九四七年九月十六日釋放。因此柳雨生不會晚過於此時間，甚至有可能半年一年時間就釋放了。

　　被釋放後的柳雨生來到香港，先後任教於香港皇仁書院和羅富國師範學院，從此轉入學術研究，並以柳存仁之名聞於世。董橋說柳存仁在香港任教時，寫古裝話劇《紅拂》、《湼槃》，和姚克合寫《西施》、《秦始皇帝》，和黎覺奔合寫《趙氏孤兒》。一九五二年柳存仁還在香港大公書局出版《人物譚》一書，他在〈序〉中說：「曩歲有一個時期，承一家日報之邀按週替它寫一篇短文，其中有讀史隨想，也偶然談到現代的人物；雖然是以人為主，卻還不十分拘束，有時候也談談制度、風俗，旁及零星的考證都說不定。所以，這裡所收集的幾十篇東西，由已經逝世的賢哲如魯迅先生，如章太炎先生，到並世的學者文士；由宰相、太監、國王到木牛流馬；由藝術家、戲劇家、畫家到世界羽毛球冠軍黃炳順，或是星卜家鎮江袁樹珊；偉大如釋迦、耶穌，渺小如廣州光孝寺的樹，也都在他閒談之列，它的範圍，真地不可說不雜矣。」該書的大部分內容後來加上新寫的「歐遊」文章合為《外國的月亮》於二○○二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出版。

　　柳存仁在談到香港那段日子時說，由於香港政府並不承認北大學歷，況且那時的香港都是英國文憑掛帥，於是他常常都被人輕視，甚致遭人白眼。他在皇仁書院任教時，連他的座位也有意無意的被安排靠近厠所。且在學生行畢業時，所有教師都穿上博、碩、學士服，但因他的學歷不被承認，故連學士服都不敢穿，只好穿上一套整齊的西裝觀禮，可是這一來，更成了強大的對比，充滿自尊的柳存仁不免更感難堪。於是他心裡更明白，既然這是一個英國學歷掛帥的環境，所以他決定在香港報考英國倫敦大學，幸好皇天不負苦心人，他考上了。從此他就一邊教書，一邊不斷的努力上進，且怕自己的英文不夠好，於是每天都努力的背英文字典。最後他在一九五七年，寫成了他的博士論文，雖是研究中國小說，可內容主要的還是考證《封神演義》的作者，然因當中涉及到佛教與道教，故最後中文定名為《佛道教影響中國小說考》（《Buddhistand Taoist Influences on Chinese Novels》）。也因這論文，柳存仁獲得了英國倫敦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柳存仁說，住在倫敦總是要做點事，所以他就寫了那本《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錄》（Chinese Popular Fiction in Two London Libraries）「其實是一本英文書，那本英文書就把我所見的英國博物院、英國亞洲學會所藏的明清小說，大概都看過了，每一本都做了提要，提要只表示看見什麼而已，並不是我要拿它跟什麼比較。」

　　一九六二年柳存仁被澳洲國立大學聘為中文系教授，從此他就定居澳洲，更與澳大所藏的一批許地山中文藏書結下不解之緣。許地山是研究「道藏」專家中的專家，陳寅恪在〈論許地山先生宗教史之學〉對許的宗教史研究非常推崇：「寅恪昔年略治佛道兩家之學，然於道教僅取以供史事之補證，於佛教亦只比較原文與諸譯本字句之異同，至其微言大義之所在，則未能言之也。後讀許地山先生所著佛道兩教史論文，關於教義本體具有精深之評述，心服之餘，彌用自愧，遂捐故技，不敢復談此事矣。」以陳寅恪在學術界之聲望，自是一言九鼎，由此也可見許地山佛、道研究的成果。許地山對道教之研究，據其弟子李鏡池言，是從大學念書起，已有二十五年之工夫了，他曾積二十五年之學歷，想要寫一部《道教史》，可惜只完成《道教前史》共七章，一九三四年六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另外還有遺稿七章，為前史之續。一九四一年六月商務印書館出版他的另一道教論著《扶箕迷信底研究》。可惜天不假年，許地山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去世了。他死後，他的家人打算返回中國大陸定居，所以將他的藏書暫時托存於香港大學圖書館。沒想到十年後，在一九五一年新建立不久的澳洲國立大學派人在亞洲購書，於是許地山的中文藏書被購往澳洲國立大學圖書館典藏。柳存仁到澳洲國立大學任教後，對此批沉睡在塵封中的書，更是愛惜，他花了兩年時間，把一千一百二十冊的《道藏》看完，寫了五十冊《閱道藏記》的筆記，從此他潛心研究―道藏，最終成了近代研究「道藏」專家。

　　柳存仁於一九六六年澳大亞洲學院的中文系主任和講座教授，曾兩次被選擔任亞洲學院的院長，直到一九八三年退休，又被選做全大學的研究員（University Fellow）。在二十年間的工作歷程中，他曾被邀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夏威夷大學、哈佛燕京社、巴黎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日本早稻田大學、馬來亞大學和新加坡大學做訪問教授和訪問研究員。他在談到去美國的時候，說：「有一個朋友叫房兆楹，本來是我大學圖書館的副館長，也教目錄學的課程，是清史專家。他到美國要編明人傳記字典，他跟哥倫比亞的同事來信說請我去教書，同時要開一個明朝思想史的課，他們就請了日本的岡田武彥及香港的唐君毅等，就這麼四五個人，日本方面後來還請了一個酒井忠夫。……到了美國就在紐約住下來，所以我認識陳榮捷、夏志清、劉子健等人。當時我在班上講一些明代道教和思想史的題目，從校外來聽講的有杜維明、陳學霖等，都比我年輕，還有來問問題的。……我有時也到別處演講，就多一點錢，多認識一點朋友，附近的幾個大學都去講過。我自己用《道藏》的材料講書，就在這個時候。」「十幾年前我去過哈佛，請我去的就是楊聯陞，我們兩個人本來打算合寫一本書，後來因為楊聯陞先生生病要住院，我就一個人寫了那一本書，即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注的《道德經》的研究。」

　　柳存仁曾獲韓國嶺南大學、香港大學、澳大利亞墨篤克大學及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頒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他還是英國及北愛爾蘭皇家亞洲學會會員，也是澳洲人文科學院首屆院士。一九九二年獲澳大利亞政府頒發的AO勳銜和勳章。也曾受邀訪問台灣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並作講演多次，一九八四年又曾應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的邀請在該所講道教史及訪問，一九九八年五月他在北京大學湯用彤講座講演〈漢末的張天師是不是一個歷史人物？〉。

　　柳存仁有深厚的國學根基，讀大學時曾受教於錢穆、羅常培、孫楷第等著名學者；又精通多國語言，受到西方學術研究方法的影響，在學術研究方面取得了許多突破性的成果，著述甚富。一百二十餘萬字的《和風堂文集》三冊（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及其續編《和風堂新文集》二冊（台北新文豐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及《道家與道術》（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等，集中反映了他主要的學術成就。錢鍾書稱柳存仁為：「高文博學，巍然為海外宗師。」余英時說：「柳先生在中國學術的博雅傳統方面具有深厚的修養；他同時也承受了清代以來經、史研究所發展出來的一切專技訓練，如訓詁、校勘、目錄、版本之類無一不擅其能事，但其治學方式則徹頭徹尾是現代的。這一點特別表現在他的專業精神上。他選定了小說史和道教史為專業之後，便全力開拓這兩個知識領域的疆土。」例如他對《西遊記》的研究，雖然他曾撰有《吳承恩傳》，但後來他面對《西遊記》書中的結構和文本的「全真味」，面對宋元明全真教史中的大量資料，多層次全方為地證明了《西遊記》從構思、演衍到撰稿，均與全真教有關連。作為對道教各派文獻都很熟悉的柳存仁知道元明以來的全真教特別講究「內丹」修練，全真教創始人王重陽及「七真」都有一批「丹詞」。於是柳存仁從《西遊記》書中的詩詞，找到它源自全真教的「丹詞」，這是非常強而有力的「內證」。柳存仁從而提出《西遊記》有一個全真教古本，確是近年《西遊記》研究中的一大創獲，它實際是對「吳承恩作」說的致命一擊。同時對當年柳存仁的業師胡適在《西遊記考證》所說的：「《西遊記》不是元朝的長春真人丘處機作的」，兩者「完全無關」，也是一大挑戰。但正如余英時說的：「他以專門學問為主體，『因人所已知，告其所未知』，故每一篇論文都有『新發現或新解釋』。他『在前人的業績上去蕪存精』，故往往能改正前人的錯誤，包括他以前業師的錯誤。因此中國小說史和宗教史這兩門學問都在他的手上獲得了長足的進展。」

　　作為華人漢學界「宗師」級的人物，柳存仁的治學之道，除了記憶力驚人之外，僅僅是「認真」兩字而已。余英時也歎美其治學精神說：「他的著作，無論是偏重分析還是綜合，都嚴密到了極點，也慎重到了極點。我在他的文字中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句武斷的話。胡適曾引宋人官箴『勤、謹、和、緩』四字來說明現代人做學問的態度，柳先生可以說是每一個字都做到了。」柳存仁雖已九十二高齡，但無時無刻不在做研究，據晚年與他有通信的林耀椿兄告知：「老先生一生為學術努力，歸道山前還在為他寫的《丘處機傳》拚命撰寫。」實在令人感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