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導讀
歐康諾短篇小說裡的暴力與救贖
蔡秀枝（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故事之光，在彼他鄉
二十世紀美國南方女作家法蘭娜瑞‧歐康諾（※1）(Flannery O’Connor)(1925-1964) 的作品在眾多南方作家中獨出一格，既充滿了南方怪誕敘事（the Southern Gothic）的風格，又彰顯著強烈的宗教寓意。作為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歐康諾在字裡行間，不論是小說故事或是信件文批，都不斷重申「他鄉」（“the other
country”）是她寫作與敘事的最終目標。她將小說家的職責與宗教的救贖融合在她所極欲企及的「他鄉」，因為這是她的故事人物於在世生活終結後的可能企盼之所，也是她寫作的最高指引。她「可以等待一百年」，以祈盼能理解這些故事的知音讀者的出現。
事實上歐康諾絕對不會被動地靜待這樣的知音讀者出現。一如她小說裡不斷持續探問與挑戰基督所言所行的尖銳乖誕角色，歐康諾絕不放棄任何一個機會，在各種演講、評論、通信與日記中對自己的作品進行解讀與闡釋。現實生活中的歐康諾不只是作者，也是尋找、描述、闡揚與捍衛「文之道」（文學詮釋）與「文中道」（宗教之路）的追尋者與慕義者。在歐康諾的故事裡，故事敘事的世俗意義與精神層面的纏繞，總是伴隨著對終極的宗教義理與對基督所言與行事的探究，以及在故事情節轉折和事件衝突發生之後，對基督恩典和救贖的可能性的質問與較真。如何將道成肉身的概念注入故事敘事之中，不僅挑戰歐康諾的想像力，也試探讀者對這些故事中預設的人物、情節、事件與最終意義與象徵指涉的接受度。
暴力威脅下的死亡與救贖
歐康諾的故事場景與人物事件大抵是美國南方生活的寫照，而其獨特之處，往往勝在敘事中出奇不意的觀點與對未知暴力的直擊。例如，在〈好人難尋〉裡，愉快出遊的一家六口莫名地在州際公路上遇到逃獄囚犯，因而不分男女老幼全被擊殺；〈森林風光〉裡跋扈的祖父在小孫女的纏踢撕咬下，於羞憤惱怒中將其孫女殺死，然後祖父也因心臟衰竭而亡；而〈綠葉〉、〈凡興者必合〉（※2）與〈審判日〉裡，故事的主人翁也都以死告終。正因為歐康諾的故事總是在平凡的生活點滴中平靜敘述著突然出現的乖僻又詭異的暴力事件，並且通篇都以冷漠淡然的敘事口吻讓讀者直面種種暴力與死亡，這樣的敘事與書寫風格凸顯了南方怪誕（grotesque）書寫的特質。然而歐康諾雖走筆於鄉間生活卻真正意指他鄉，所以她的故事裡對於日常現實的描寫總是富含象徵，藉以指涉出另一個不同於故事裡的人生、一個不同於此在的現實狀態（the
reality beyond this life and this secular world）。這個充滿宗教意涵的另一個真實的現實（“the reality”）才是整個故事象徵意涵真正所欲點出的基督的國度。
歐康諾因為罹患遺傳性紅斑性狼瘡，未滿40歲時就去世，出版了兩部小說（《智血》（Wise Blood, 1952）和《勇者得之》（The Violent Bear It Away, 1960））與兩本短篇故事集(《好人難尋》（A Good Man Is Hard to Find and Other Stories, 1955）和《凡興者必合》（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 1965）)。但是她短暫的一生裡所發表的前後期作品中，依舊存在著對於基督恩典降臨的不同詮釋與相異的處理態度。
〈火車〉是歐康諾在愛荷華大學寫作班結業時的碩士論文《天竺葵》（The Geranium, 1946）裡六個短篇故事的最後一篇，並於1948年的Sewanee
Review文學雜誌出版。〈火車〉是歐康諾早期的作品（後來發展為《智血》小說開頭的一個章節），對比她中後期著作裡較為複雜的故事情節與宗教象徵隱喻，僅是一個輕薄短小的敘事事件，以十九歲的海茲作為搭乘火車臥鋪的主角，完全以外在客觀敘事來看待海茲的想像力：從誤認臥車上黑人服務員為舊識所發展出，一種夾雜在現實與記憶裡互相干擾混淆下的精神與身體狀態。〈好運臨門〉(1949)也是一篇早期的作品，藉著拒絕承認懷有身孕的女主角露比在攀爬住家陡斜的四段樓梯的吵雜過程，彰顯露比對於懷孕的恐懼與對小孩的厭惡。歐康諾以懷孕母體象徵新南方與舊南方的共生與臍帶關係，同時將新生命降臨的「好運」聯繫到新舊南方角力背後抽象概念間的生死爭奪。〈好人難尋〉(1953)則是歐康諾創作中期相當具代表性的作品。從越獄囚犯（The
Misfit）開始質疑基督死而復生，並為世人帶來救贖之可能所開展出來的問難裡，這個倒霉家庭的祖母在自私、驕傲、謊言、欺騙與背叛等不良品性與罪惡下，最終被引發出對越獄者的寬愛接納。這個因為臨難而被迫面對死亡威脅的祖母得以在死亡所展現的暴力恩典中，轉化她自私的親情去無條件接納射殺她所有家人的逃犯，即使越獄者對於隱藏在這行為背後的恩典，無法敞開心胸去接受。死亡是歐康諾迫使小說人物和她的讀者去面對與反省現實中人們可能犯下的罪過的一個極端手法。突發的暴力死亡使人恐懼、顫慄，卻無法逃避，也因此能在恐怖、震撼與無助中向人展現恩典與救贖之光。
黑人，我的另一面
〈審判日〉(1964)是歐康諾臨終進入昏迷前所寫作的最後一篇短篇小說，改寫自她早期論文中的故事〈天竺葵〉。從早期〈天竺葵〉裡老達德利(Old
Dudley)先生對黑人堅決的種族歧視，到改寫的〈審判日〉裡譚納（Tanner）（編：本書譯為透納）試圖與紐約公寓裡的鄰居黑人演員進行交談並盼望能成為朋友，歐康諾對於美國的黑白種族問題有了更清晰的深思與反省。延續著〈冒牌黑人〉(1955)與〈凡興者必合〉(1961)的故事主題，歐康諾的後期作品，尤其是〈審判日〉，將南方社會因為蓄奴傳統而根深蒂固的對於黑人族群的歧視與仇恨，當作為生死現實與暴力恩典的切入口，和此鄉（此世）與他鄉（主的殿堂）的聯繫介面。
藉此歐康諾直接將黑人比喻為白人的另一面：黑暗的、被隱藏的、不被認可的一面。這個不被承認的身份並不是因為它是卑微的、低下的、可鄙的、罪惡的，而是因為蓄奴傳統加諸於黑人身上的扭曲刻板印象與種族歧視。所以〈冒牌黑人〉裡的祖父海德（Mr.
Head）先生選擇用崇高的口吻來解釋路邊花壇裡的黑人雕像：「這裡的黑人太少，所以他們要放個冒牌的。」海德先生必須要再次鞏固他在孫兒面前的睿智與道德形象，雖然他早已因為迷路而喪失自信，又因為在大街上不承認小男孩是他的孫子而背棄了祖孫血緣。但是歐康諾讓這個小黑人雕像成為老人與小孩間重續親情的橋樑，也同時將黑人雕像作為顯露基督恩典的象徵，亦是老人的背叛與自大的一面照妖鏡。在〈凡興者必合〉裡，歐康諾更是讓朱利安的母親與公車上的黑人母親戴著同樣的帽子，並且在認知上兩位母親也有著同樣地源自蓄奴傳統（而非個人生命經驗）裡對於不同種族的不信任、懷疑、歧視與仇忿。然而故事結尾朱利安母親的死亡並非全然是對朱利安的懲罰。從歐康諾的宗教觀點來看，暴力死亡不是仇恨的勝利，亦非一切可能的終點，而是重新打開母子間親情與愛的可能契機，它讓朱利安不再囿限於自己的幻想中，而是有機會重新用愛的眼光來看待母親和這個解除隔離後的南方社會。
〈審判日〉裡歐康諾則是讓老人的死亡成為象徵邁向主的殿堂的契機。他在企圖與黑人演員交友時，不幸遭受殘忍的一擊：「你不是黑人！我也不是白人！」老人在紐約公寓學到的第一課是黑人演員清楚地說明膚色不應該是差異的符號標誌，也不是種族與身分辨認的規約。但是這個重要訊息被忽略了。當老人再次遇到黑人演員，於意識茫然間將他當成牧師。這個錯認導致了他失去最後救援的機會。種族間根深蒂固的誤解、相互的欺壓與仇恨，非一朝一夕得以化解；然而因為暴力而來的恩典，終於讓歐康諾筆下的老人因爲對審判日的堅信而得以永棲他鄉。
備註：
※1 蔡秀枝老師於研究Flannery O’Connor的論文裡，將其姓名譯為法蘭娜瑞‧歐康諾。為了研究著作的譯名統一，所以此處導讀蔡老師仍然沿用研究著作裡的譯名，不隨本書對Flannery O’Connor的譯名做任何變更。造成讀者閱讀上的不便，謹此致歉。
※2 此處蔡秀枝老師仍沿用對歐康諾此篇小說的翻譯名稱。請參見：蔡秀枝，〈混雜與過渡：歐康諾〈凡興者必合〉中的城市空間〉，收錄於2007年《英美文學評論》10（2007），頁73-134。（本書譯為〈上升的一切必將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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