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天涯：南渡

自序

　　時常聽到有人張冠李戴，把德國納粹派普的「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說成是邱吉爾名言。此說無非想否定歷史的可信性，所以英國歷史學家卡萊爾說：「歷史都是假的，除了名字；小說都是真的，除了名字。」其實無論歷史和小說都有真有假。令我感慨的是：現代人的存真能力，遠勝前人。我們有錄音機、錄影機、有容量極大的記憶卡，但寫的歷史書，可信性往往不如二千多年前的史記。文學作品的小說都是真的？也不盡然，梁任公對中國傳統小說是甚表失望的，指其宣揚妖巫狐鬼、權謀詭詐，敗壞世道人心。不過小說家說：我沒有說過我寫的是真的，都說本故事虛構「如有雷同，純屬巧合」，以免有人對號入座，有被告誹謗之虞。如果小說時間、地點、人物、事情全部是真的，沒有文學的誇張、潤飾、提煉和集中，亦很難成為好小說。所以本篇小說是以真實的社會背景、社會現象為基礎，故事、人物、事情，經過加工而成，也是「如有雷同，純屬巧合」了。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大批年富力強的內地人來到香港，替香港的經濟騰飛作出貢獻。七、八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華南地區引進外資、發展鄉鎮企業、國企紅籌來香港上市，是中國改革開放先驅。為中國成為「世界工廠」；成為高新科技發展基地；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打下堅實基礎，也是今天大灣區的初圖。這些人物和事情，理應載入史冊，文學作品應有所反映，這也是我寫作此小說的一個觸發點。

　　小說是想通過兩個人物的遭遇，揭示其間的變化。有時以唐明為主線，有時以余天海為主線。但終歸以唐明為主，余天海為輔。余天海由亡命香江的年青人成為現代的知青（文革時期之知青，大多是沒有甚麼知識的失學青年）；唐明由高官成為死囚，二人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西方有些學者認為：社會的變化，人的世界觀，無可避免受到現代化浪潮、傳統的復活兩股力量的左右。可以說任何人即使在天涯、在海角，都不能擺脫這兩方面的影響。年前到俄羅斯旅行，我震驚於傳統復原力量的強大，鐡錘鎌刀工農標誌幾乎全被沙皇的雙頭鷹取代，七十年蘇維埃管治似不留痕迹。現代化浪潮彰顯自由、平等、人權、法治和契約精神等，同時又衍生出物化無情、唯利是圖、急功近利、散漫無禮和不守紀律等問題。中國傳統有仁、義、禮、智、孝、悌、忠、信等德目，又有愚昧迷信、崇尚權威、不重邏輯、逆來順受、權謀詭詐等流弊。唐明、唐大志在此影響下沉淪；余天海、鄺帥在此影響下向上邁進。如何在急劇變化的現代化洪流中不被淹沒；在傳統復活的風氣下去濁揚清。這是一個大課題大考驗。需要我們拓展視野不斷學習；需要我們認識傳統反思革新。

　　小說涉及政治、經濟、文學和歷史各個層面，大抵以經濟政治為主。列寧說「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是一句極深刻的說話，政經二者密不可分。近年常聽到有人說：我只談經濟不講政治的。殊不知政治就是超級經濟，中國歷史上多少政權改易就是經濟破產、民不聊生導至民變。吏治日壞往往是貪官橫行，兩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一個本來純樸的共產黨人，曾經在工作崗位上對黨和人民作出過貢獻，卻走上錯誤的路途而不得善終，值得人們深思。而這種情形的發生，並非孤立的事件，而且似乎順理成章，發生得很自然。但這是不應該的、不能夠讓此情況繼續發生，歪風蔓延的。

　　小說中的語言，原稿甚多粵語對白，考慮到國內許多人不懂粵語，所以作出改易，除去個別人物對白仍保留粵語，以突出人物性格及更為傳神外，大部份用通行語體行文。小說初稿完成，想過邀請內地、香港和台灣的作家朋友寫序推介，但考慮到序言有引導閱讀的作用，因而打消此念頭，還是讓讀者自行閱讀，如魚飲水冷暖自知。待閱讀完再批評指教。小說寫作過程中，曾得到很多朋友的鼓勵和協助，提供資料、意見、寫法和出版都有。人數眾多，私下一一表示謝忱，恕不在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