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憂鬱症是傷害生理和心理的大腦疾患
蘇冠賓 教授（台中中國醫藥大學身心介面研究中心主任、精神醫學教授，台灣營養精神醫學研究學會理事長）
憂鬱症已經成為本世紀戕害人類健康、造成人類失能最嚴重的疾病。面對全球憂鬱症所帶來的重大負擔，目前醫學對治癒憂鬱症卻束手無策，以藥物為主的治療模式幾乎停留在一九九○年代血清素藥物發明的時代！全世界最大規模的憂鬱症臨床研究STAR*D的研究結果顯示：在為期三個月的「第一線血清素抗憂鬱劑」嚴謹治療下，只有百分之二十七的病患病情出現緩解；而當病患持續配合為期一年「四階段、合併藥物及非藥物的治療」之後，竟仍有三分之一的病人沒有改善！如果再考慮治療中的安慰劑效應，那麼目前銷售最好的第一線抗憂鬱症藥物，竟需要治療九位病人，才能產生和安慰劑的差異。簡言之，在設計嚴謹的臨床試驗中，科學家要收集數以百計的病患資料，才能證實抗憂鬱症藥物的療效。
為什麼憂鬱症治療成效不彰、裹足不前，三十年來不見長足進步？最主要的原因是，從社會大眾到神經科學家，普遍對憂鬱症存有迷思。
一般民眾常見的迷思包括：（一）誤以為憂鬱症會讓人情緒不佳、心理不適，但其實憂鬱症更常以胸悶、疼痛、失眠和疲勞等非特異性的身體症狀來表現；（二）沒發現身邊的人得到憂鬱症，這是因為憂鬱症患者儘管處在崩潰邊緣，仍能耗費加倍心力去維持生活和工作表面正常，使周遭親友無法察覺；（三）媒體及社會大眾對於精神病的「污名化及標籤化」（stigmatization），引發患者潛意識的否認；（四）憂鬱症的病理特質常被誤解，有時甚至精神科及心理衛生工作人員也會有不正確的觀念及態度。
而神經科學家最大的迷思，就是迷信憂鬱症的「血清素失衡理論」。事實上，在身心介面研究中心成立之初，當我們研究團隊開始從事憂鬱症的炎症研究時，神經免疫學還在醫學圈子裡遭到嘲諷奚落。
所以《終結憂鬱症：憂鬱症治療大突破》一書的作者艾德華．布爾摩能夠很成功地把最新、最夯的醫學新知帶給眾人，既清楚呈現基礎大腦科學中的脈絡，又寫得淺顯易讀，真的是值得大力推薦！
此書清楚說明了憂鬱症不僅僅是大腦的疾病，它從神經免疫學這個嶄新領域出發，解答「憂鬱症多數以身體病狀來表現」的事實，更解釋了「憂鬱症和代謝性、心血管、自體免疫疾病高度共病性」的現象。
身為第一線的精神科醫師，我發現病患睡不好、整天疲倦、全身病痛卻找不到病因、壓力大而心情不振、過度焦慮、記憶衰弱等，這些都是大腦健康出狀況的警訊。事實上，台灣在一九九○到二○一○年的二十年內，常見身心疾患（例如憂鬱症及焦慮症）之盛行率增為兩倍，期間自殺率、失業率、離婚率也同樣節節升高。我們不也常常納悶：「事業成功家庭美滿，為什麼卻不快樂？」「如此注重養身保健，為什麼還是失眠疲憊？」
面對這些現代文明的現象，我們應該更全面性、整體性地思考：追求社會進步和經濟成長，卻犧牲了精神健康的嚴重問題。的確，未來二十年，當人類可以利用再生科學和精確醫療獲得長壽，醫學就只剩下大腦保健的難題了！（更多身心保健文章可參考蘇冠賓醫師部落格：cobolsu.blogspot.com/）
作者序
多年前，我投入了精神科。那時，我覺得這是一門既精彩又私密的學問：精神醫學關注自我紊亂的病例、失衡的情緒、心境和記憶，以及人類的世界觀。當時我還是一位新手醫師。對我來說，每一個個體的精神狀況比起腳踝腫大或皮膚癢這種生理毛病來得有意思多了。從科學角度來看，我對於大腦在精神病症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感到萬分有趣。那時候的我和現在的我都覺得，如果能多了解大腦的運作機制，就更有可能治療和預防精神疾病。同時，如果能確定精神疾病的源頭和成因，我們或許就可以放寬心胸、不帶成見地討論心理健康。
在我三十歲左右時，這成了我的使命。大概是一九九○年前後，很多精神科醫師研究多巴胺和血清素這類大腦化學物質，探討它們如何引發精神病和憂鬱症等。不過，顯然還有很多東西尚待釐清和了解。那時，我知道我不僅要是一名臨床精神科醫師，也需要成為一位科學家。
九○年代時，我在惠康信託基金會（Wellcome Trust）的獎助下，花了幾年在倫敦精神醫學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Psychiatry in London）攻讀博士學位，我的指導教授是麥可．布拉默（Michael Brammer）。那時候，第一批功能性磁振造影（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簡稱fMRI）掃描儀才剛出現，全世界只有幾個地方有。我接觸了這個新的科技，處理fMRI的數據分析，負責繪製健康人士和精神病患的人腦功能圖譜。我撰寫了也合寫了不少論文，主題都跟神經造影、神經科學和精神健康有關。對我來說，這是個有趣的轉變。在fMRI發展成全球學人前仆後繼的領域前，我何其有幸就參與了其初期的研究。我當時非常樂觀，認為不出幾年，在我五十歲前，就會有各種關於大腦掃描和一般腦科學的新發現排山倒海而來，徹底改變我們對精神疾病的看法及治療方式。
在這樣的勢頭下，我從一九九九年開始在劍橋大學擔任精神醫學教授。起初我還是照常做著腦造影研究，試圖找出新的方法來檢測和分析人腦的網絡組織。我為人所知的主要研究領域是網絡神經科學，或者說神經連接體（connectome），不過這不是本書的重點。
在我快四十五歲時，我不由得注意到，儘管神經科學在全球各地似乎有很大的進展，英國國民保健署（NHS）的地方診所和醫院，在日常作業上卻沒有任何跡象顯示重大的改變。我開始有點定不下心，覺得就算自己寫出再多關於大腦掃描的論文，恐怕也對精神科的醫療改革無濟於事。我想，一直以來，引領醫學改變的都是新療法的誕生。關於憂鬱症、精神病和其他疾病，我想要進一步發現、了解新的藥物。
於是，二○○五年，在一個還滿特別的機會下，我開始為英國一家大藥廠葛蘭素史克公司（GlaxoSmithKline，又稱GSK）工作。我一個星期有一半時間在大學實驗室裡興奮地研究著充滿奧秘的神經網絡分析，另一半時間則主管GSK的臨床研究單位，它的辦公室剛好就在阿登布魯克醫院（Addenbrooke’s
Hospital）裡，沿著走廊走一下就到了。在GSK的這個單位裡，我們針對精神醫學、腦神經學和其他醫學領域，測試了很多新藥的臨床效果，感覺就快要看見新療法的曙光，振奮不已。但就在二○一○年，GSK突然停止了精神疾病的所有研發計畫。已經五十歲的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我任職的藥廠根本不想再投入精神醫學研究。過去二十年來，我一直信誓旦旦地期待見到更先進療法的問世，但如果像GSK這麼大的一家藥廠，都無法預見治療心理疾病的突破和進展，我堅持的信念又有何意義呢？在那一刻，我開始認真思考本書的內容。
那時，抓住我目光的是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有些科學家連結了大腦、心理和免疫系統，他們稱之為精神免疫學（immuno-psychiatry），或神經免疫學（neuro-immunology）。老實說，我第一次聽到的時候覺得根本胡扯，原因有很多。可是當我深入了解時，卻覺得愈來愈有道理，由於它的新穎與不同，這可能可以為精神科帶來新的療法和認知。我到處找人討論，這時幸運之神再度降臨。我的GSK老闆也覺得這個領域值得探索。於是大概從二○一三年起，在英國醫學研究委員會（Medical
Research Council）和惠康信託基金會財援下，我們和其他公司及學術專家共同合作，著手研究發炎和憂鬱症之間的關聯。
我希望以上所述足以解釋我為何會投入精神免疫學的研究。直到目前，我們都還在努力透過科學方法不斷鑽研。但這無法解釋我為什麼要寫一本跟它有關、給普羅大眾閱讀的書，畢竟科學家多半寧願把心神花在學術出版上。因為，我已經花了五年多，研究免疫系統與神經系統的互動，思考身體的發炎如何引發憂鬱症等精神疾病，我愈來愈覺得這些問題其實互相牽連，並且涉及到最基本的身心關係，以及精神醫學和其他醫學領域的箇中差異。探討這些問題，並不只是開發幾種新的抗憂鬱劑而已，而是徹底重塑——並且，容我大膽地說，改善——我們的認知，同時關照生理和心理疾病，而不是分開治療。
這本書的確有一些很專門的術語，尤其是跟免疫系統有關的東西。因為如果我不著墨專業上的細節，就沒有辦法詳實地說明問題的始末。這本書揭示了新的科學如何大大改變我們對心理健康的認知，希望你也喜歡。
二○一八年三月，艾德．布爾摩寫於英國劍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