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白色的賦格
又是暮色將至之時，島國紛紛擾擾之際，他不知道該說什麼，也不想說什麼。原來，生命結束的情景是這樣，他竟然真的經歷了，阿君，真的與他分離了。叩，叩，這次來的是主治醫生，他們站定，鞠躬，近床檢視病人狀態，抬頭看看牆上時鐘，如此記下了時間，然後，他們說：「請節哀。」再度鞠個躬，出去了。－賴香吟，〈暮色將至〉
《讓過去成為此刻》最終卷，共收錄六篇小說。以全書各卷中，最小的篇幅構成，本卷嘗試最大限度地，涵蓋從一九六○年代末，直到二十一世紀初的現場敘事︱這個時間跨度，是相當於臺灣戒嚴年代總長的，另一個「近半世紀」。我們盼望這組對位關係，能簡要呈現「白色恐怖」做為主題，如何已從再現歷史現場，再更長程地延異、且更複雜地發展於臺灣小說書寫中。
也就是說，一方面我們可知，白色恐怖時期裡，大規模逮捕與鎮壓行動，是以一九五○年代為高峰，然而，威權政府從此建制的治理邏輯，更長效地顯現在社會日常生活中，且也一定程度地，成就了一九六○年代以降，臺灣工業化與現代化的發展方式：簡單說來，這是一種在冷戰框架下，受美援扶持之各國間，普遍常見的威權資本主義模式。另一方面，這種治理邏輯在臺灣，也不可能僅因一九九一年，國民大會宣告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伊刻，就同步獲致解構。我們已知：長年封印於生活共同體內部的意識形態，既不易簡單更動，舊式威權思維，亦會隨著政權轉移，而貌離神合地，在政治運作中因襲。總體說來，就治理邏輯而言，一個如哲學家高橋哲哉所言的，以刻意徵別成員、布置階級差距而創建的「犧牲體系」，從來，就存在於我們的社會之中。
於是，本卷所選作品，關注遭權力系統，徵別為體系底層、或邊緣存在之人。他們包括：農民，工人，原住民，政治上偵防的思想者或常民，以及未搭上權力新班車的昔日反對運動者。這些「非常國民」的思維與見歷，驗證了我們視作常態、著毋庸議的社會生活方式，可能，只是未被揭曉的向來異常。
關於農民。多年以後，在鄉土文學論戰硝煙盡去，卻未有論點足堪平議的此刻，宋澤萊的〈糶穀日記〉，成為臺灣鄉土文學自身，最豐厚的在場證明之一。小說留影一九七○年代，電視布袋戲偶「被講國語」的某年初夏，以騙榖事件為主軸，複現在犧牲體系底層位址，臺灣農村以其體質傷損，供養社會朝工業化發展的實況。田賦、官方農政，與資本市場機制，織錯成對重言諾的農民而言，比國語還難懂萬倍的交換法則。受了騙的打牛湳村人無處投訴，只得吞忍比「做牛做馬來拖磨」、「榖拋海底再撈出」還大的不甘，埋首不聽遠城風聲，自在原鄉日曝雨淋裡，噤聲找活路。
在城裡鐵工廠，打牛湳子弟李金河，以一根斷指受賠五萬（約當季萬餘斤榖的產地糶價），引起鄉親苦澀的豔羨；在城市叉路口，黃春明〈蘋果的滋味〉裡的江阿發，則以一雙斷腿，為一家七口換來聖寵。南部子弟江阿發，北上「碰運氣」，繭居城郊違建矮屋裡，日日騎腳踏車，進城賣苦勞。若不在是日，經美軍上校的轎車搶道一撞，阿發無緣窺見原來，在對原鄉父老而言，已然高蹈的城市再更其上，猶有指配勢運的更強能所在。潔白病房裡，一家人「帶著怯怕的一下一下此起彼落」地啃蘋果（一顆可換四斤米），響語著阿發那無名而喑啞的幼女，即將被「送到美國去讀書」的強運。
在那處名貴山頭，「白宮」般的醫院裡，阿發的無名幼女蒙寵；拓拔斯．塔瑪匹瑪（田雅各）〈尋找名字〉裡的原住民父老，則在雨裡尋徑上中山樓，表達回復原名的訴願。以二部敘事，小說一面回顧「短短數十年內」，「我」之父祖六改族名、兩更姓氏的名稱變異史，另一方面，則以一九九○年代，原住民正名運動的抗爭現場其一，「我」陪祖父闖關所歷，直陳對原民父老而言，「同胞」的實義：祖父銘感非原民青年的無私幫助，「稱讚他們才是真正的臺灣同胞」；對怒責、恥笑請願者的原民國大代表，「我」則表達了由衷不屑︱依靠警方保護的他們，使「我」明瞭，「卑微的人永遠挺不起腰來」，而那幢兀立封鎖線後的名樓，只令請願者深感可恥。
在陳若曦的〈老人〉裡，一位無有名姓的「臺灣同胞」，則從又一「鎮暴」現場脫身，刻正睜開沉重雙眼，回顧自己，如何從嘉南平原上的燠熱故鄉，抵達一九七六年，在天安門悼念周恩來的料峭早春。老人一生，複現一位左翼理想主義者，對集體福祉的無私追求，以及終爾無言的空望。做為臺共黨員，老人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別離妻女，順利去向新中國。以為終歸烏托邦的老人，僅為不斷運動、一再鬥爭的黨國層峰，提供了一名極易辨識的「內奸」：從來未經當權認納，也就一生無處是為家園。如是，當只接見過老人一回、卻令老人終身銘感知遇的總理，故逝為可訪的近即，老人前去致意，也致哀無論在哪方的歷史裡，都將落實為陌異者的自己。
與上述陌異者互成鏡像，在蔣曉雲的〈回家〉裡，「外省人」楊敬遠在歷四十多年的阻隔後，終於從臺北，返回湖南故鄉。是時，他已因據說曾「簽名保舉了個共產黨」，赴綠島感訓二十五年，也出獄了十多年。臺灣社會朝工業化發展的過程，他既未親歷，解嚴前後的社會轉型，亦只使已如驚弓之鳥的他，感覺更大惶恐。年逾七十的他心底，「只剩下返鄉一念保住的一口元氣」；縱然他知悉，昔時家園早已片瓦不存。各據一九八七年，兩岸重啟接觸的此後與之前，〈回家〉賦格〈老人〉的悲劇原型，也以相似溫煦，寄存兩位日與長安皆不見的老人，在晦暗世途裡，確切保有的個人尊嚴。
越過解嚴，越過終止「動員戡亂」，總統直選，與第一次政黨輪替等關鍵時間點，賴香吟的〈暮色將至〉，題記新世紀，臺北的某個年末初冬。小說彷彿將昔往以來，臺灣歷史裡無數火焚年代，皆予以冷卻、收摺，對位倒轉為新驗式的既視：一個人在感到「寒氣教人還不太習慣」的同時，卻也惘惘知覺，「時間有限得可怕」的矛盾時刻。彷彿，人之有生，並不足夠常習、並深切明瞭宏觀歷史裡重複的嚴峻。於是，小說中，那相對於前述〈老人〉與〈回家〉裡，陌異老者的終局而言，顯得早臨的阿君之死，腹語了在場凝視既視的絕不容易；而相對於那些將被歷史永遠銘記的、為理想而獻身的壯烈場景，在安寧病房，林桑對同伴之死的孤自新驗，也說明了有生者，記憶不被記憶者的艱難責任。
重新對時：讓既視的成為新驗；讓不被記憶者，在場逼視集體記憶的限度。這可以是小說書寫最珍重的目的論之一，也誠然，是小說選《讓過去成為此刻》全書的重要意向之一。在當下閱讀此書，原因無它，只因也許，如策蘭詩句所揭︱「是時候了」，我們為自己察驗是否，「時間動盪有顆跳躍的心」。
童偉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