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五四中國眼中的杜威和杜威眼中的中國
這本書的誕生，緣起於杜威在五四中國的歷史際會，讓我們先來了解當時的背景與意涵。
杜威與五四中國
我們都知道美國學者約翰．杜威（John Dewey）在教育界和哲學界的影響力，也知道杜威有幾位名聲響亮的中國弟子，如胡適、蔣夢麟、陶行知等，但或許不知道杜威本人與中國有一段不解之緣。
一九一九年二月期間，杜威和夫人在日本旅遊和講學，他接到了胡適的訪華邀請，決定造訪中國。身為第一位正式受邀到中國講學的外國學者，杜威與五四中國的相遇宛如一場歷史大戲，他於五四前夕抵達了風雨飄搖、動盪不安的中國，迎接他的除了久違的學生，還有震撼人心的五四學生示威運動。這個巧妙的因緣際會，造就了兩年兩個月之久的講學之旅，足跡遍及十一個省分。
甫抵達中國時，杜威在日記中興奮地寫道：「接待我們的是一個年輕的中國。我們之間會發生什麼故事，我很期待。」根據杜威女兒的說法，中國是杜威除了美國最愛的地方。
五四運動是中國給杜威的最佳禮物。五四運動激起的社會浪潮和求變的社會氛圍，引發杜威探究的興趣，若不是因為他正好在這精采的歷史交會點上抵達中國，很可能停留兩、三個月之後，就會返回美國。杜威曾說，對於喜好觀察與研究人類事物的他，中國正在為他上演一齣精采的劇碼。然而，在這齣戲中，杜威不僅是看戲的人，也是戲中的演員。
五四知識分子將杜威奉為西方民主與科學的化身，熱切地向他請益。作為一位老師，杜威將他所知的一切教給了他們，不僅透過正式的專題系列講座，還有各類的小演講，一共約有兩百場之多。杜威在北京的系列演講由胡適翻譯，包含「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教育哲學」，另有「思想之派別」、「現代的三個哲學家」和「倫理講演紀略」。杜威演講結束後，內容就會刊印在報紙上，並且在期刊上重印。杜威本人的英文著作，《學校與社會》（The
School and Society, 1899）、《明日學校》（Schools of Tomorrow, 1915）、《民主與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 1916）和《哲學的改造》（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 1920）也被翻譯成中文。杜威思想在五四中國的傳播力和影響力非同小可。
說到五四中國的杜威，不免要提到和他有關的各種名號。他所提倡的實驗主義（Experimentalism）使他被大家稱為「賽先生」（Mr. Science）；他所重視的民主讓他冠上「德先生」（Mr.
Democracy）的稱號；他對平民百姓教育的關注，又使他獲得了「平民教育家」的美名。當時北京大學的蔡元培校長也特地用「現代孔子」來比喻杜威，因為杜威和孔子一樣，都深信教育才是推動社會文化變革的根本力量，強調思想與實踐並重，知與行合一。然而，在五四中國，將杜威比喻成孔子，多了某種特殊意涵，好似杜威可以直接取代孔子，成為新的知識權威。然而，全盤拋棄舊有、接受西化，並非杜威所樂見。
杜威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的思潮固然重要，但也明白空談理論而沒有實際解決問題之行動，亦是枉然。他提醒年輕人不應空談理論、盲信各種學說，如當時流行的無政府主義（Anarchism）、自由主義（Liberalism）、社會主義（Socialism）、基爾特社會主義（Guild
Socialism）、馬克思主義（Marxism），甚至包括他自己的實用主義（Pragmatism）在內，都不應被視為絕對的真理。
杜威希望年輕人能將心力放在積極改革社會的實際作為，例如改善水利、交通運輸、貨幣制度、疾病瘟疫和醫療等等，然而有些人卻因此批評杜威演講的「知識水準不夠」。其實，杜威終其一生是知識的行動者，對他而言，知識是用來探究、解決問題的，而非用來裝飾或尊崇膜拜的。
杜威在中國，不僅是一位老師，也是一位學生。姑且不論他給予中國人的建議是否被採用，或他到底影響了哪些知識分子，杜威的中國行對他自己而言，無疑是開啟新視野的重要學習。筆者的英文專書《John Dewey in China: to Teach and to
Learn》（紐約：美國紐約大學出版社SUNY出版，二○○七）探討了杜威在中國的教與學之歷程，此歷程對他的意義，以及後續思想的影響。《哲學與文化》月刊也曾刊登筆者一篇相關著作，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找來參考，相信會對杜威的中國行有更深入的了解。
杜威訪華一百週年
二○一九年，「網路與書」出版公司為了慶祝杜威訪華一百週年，決定重新出版杜威在中國的演講精華（即本書《杜威的三十二堂課》），並翻譯杜威在日本與中國的書信（即《一九一九，日本與中國：杜威夫婦的遠東家書》）。筆者受邀為這兩本書撰寫導讀，除了深感榮幸之至，也被強烈的使命感驅策著，衷心希望讀者透過我的導讀和這兩本書籍的閱讀，感受到我十五年前研究杜威中國行時，內心所萌生的悸動。
對我而言，了解杜威的中國行，讓我更認識杜威，更能掌握他的實用主義哲學觀，也更能體會他的民主理念如何落實在他的生命實踐中，讓我對他的知行合一產生莫大的崇敬。而這種感悟是閱讀杜威的一般性著作比較難以獲得的，畢竟杜威很少在作品中談到自己。這次出版的兩本書，分別讓讀者有機會一窺杜威在五四中國的雙重身分：老師和學生。杜威的演講讓我們看到他是怎樣的一位老師，他的書信集則讓我們瞥見杜威是怎樣的一位學生。
關於杜威演講內容的選擇，即「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和「教育哲學」（即本書所指的三十二堂課），筆者認為十分適當。前者的意義可用「瞻前」形容，後者則是「回顧」。如同胡適所言，「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是杜威為了配合當時中國社會所需，首次嘗試以實用主義的角度論述杜威自己的社會與政治哲學。「教育哲學」系列演講則是回顧性的，內容涵蓋杜威先前教育論著的重點精華。筆者認為這些資料的內容很可貴，因為杜威的演講方式比較淺顯易懂，不僅條理分明，也輔以很多具體例子加以說明，脈絡的梳理十分有系統性，讓人更容易明白杜威所言為何，為何言之。
在這兩系列演講中，杜威都大力鼓吹科學和宣揚民主。賽先生和德先生的封號，果然實至名歸。以下分述演講內容的重點。
政治哲學和社會哲學
杜威將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廣義地定義為關於人類共同生活的學說，他告訴了我們：自古以來有哪些學說，為什麼會出現這些學說，有何特色和侷限，以及為何要探討這些學說？過往的學說有何通病？杜威的分析十分詳盡有條理，但是，他最主要的目的，還是在於提出自己的社會政治哲學，他企圖以實用主義重視科學的角度出發，強調將探究和求實的態度應用在社會人生議題的探討，並輔以民主社會生活的標竿理想，重新建構當代社會所需的嶄新學說。
杜威提倡以具體情境的問題解決，取代過去過度關注抽象籠統的概念，不僅產生不必要的二元對立，也無助於有效解決社會各階層、各面向所遭遇的具體問題。最後杜威提出自己的創新想法，知識的社會主義，此想法還是根源於他深信的民主理念，知識的分享。
作為賽先生的杜威主張解決社會問題時，採取實驗的、科學的方法，同時也強調現代科學對人的精神價值層面的積極作用。杜威認為，如果我們希望控制環境，而非為環境所控制；如果我們希望以智慧，而非迷信，來指導生活，那我們所發展出的新思維，勢必要反映出實驗科學背後的探究精神。如果科學方法的探究精神不能應用在人的社會生活，不能為普通人服務，那麼人類社會共同面臨的困境將得不到解決，人類文明的發展終將受到巨大的阻礙。
教育哲學
在談論教育哲學的演講中，杜威指出了教育哲學在新世紀的重要，讓世人能以日新又新的精神從事教育、研究教育，不再盲從舊俗。在過去保守不變的社會裡，大家習慣固守舊有、恐懼新奇、害怕嘗試、和逃避困難。進步的社會則鼓勵人們探尋新奇、敢冒風險，並且承擔責任。現代教育應當拋掉精英主義的殘餘，在學科教學和現實生活之間找到連結，培養孩子主動學習和創造的能力。
杜威說，傳統教育受到舊知識論之影響，假定孩子是被動的，認為他們的頭腦就是一個需要填充的容器。傳統學校也將各個學科孤立起來，把預定好的學科內容灌進孩子的頭腦裡。採用的學習方法不外乎記憶、背誦和考試。因此，傳統教育培育了貴族階層，並且誇大了舊知識的價值。另一方面，新教育則假定孩子是主動的，並且認為學習是內在興趣和傾向的結果。知識被視為一套可以指導行動的工具，而且是要通過在實際生活中解決問題，才能獲得的。學校的目標，就是幫助學生在現實生活中。界定並解決自己遇到的問題。
杜威也批評學校教育將知識學習與道德培養劃分開來的想法。倘若教師仍舊不斷給學生灌輸知識，仍舊將學和做孤立起來，這種割裂就會一直存在，不僅有礙學科學習，也有礙道德培養。杜威反對將道德以獨立學科的方式直接灌輸給學生，因為無論知識還是道德，都不可能由一個人直接傳授給另一人，必須透過真實的人我互動與交流的情境，才能內化。所以，他說，當服務的精神蔓延在整個課程和學校的氛圍之中時，學生就自然而然的在接受道德教育。學校應當啟發學生運用同情心和想像力關注社會所需，這樣才能成為有道德判斷力和道德責任感的人。另外，杜威很看重如何培養一顆開放的心，否則會因成見、驕傲和功利心阻斷了成長之路。對杜威而言，受道德指引的人生是不斷從社會生活中學習與成長的人生，也是有意義的人生。
閱讀本書的好處
有閱讀過杜威原典的人都應該知道，他的原著並不好讀。常常一句看似簡單的話，背後卻承載著許多豐富的深義，必須反覆咀嚼。
杜威的演講，比起他的原著，更容易吸收。我猜想他所設定的應該是對西方學說了解有限的一般聽眾，所以他必須從頭說起，慢慢再加深內容。相信有經驗的讀者可以試著去體驗閱讀杜威演講和杜威原著的差異。不過，重要的是，這些演講並沒有背離杜威原著的核心內容，所以讀者不會因為易讀，而犧牲了思想的深度或可信度。
即便你已經非常熟悉杜威的教育哲學思想，再次閱讀這些演講，亦能帶來收穫。我發現杜威似乎會特別針對他學說容易遭誤解的部分，提出更清楚的闡釋。想想杜威訪華期間，距離他出版《民主與教育》等專書，已有三年之久，我相信杜威應該知道他的哪些觀點容易遭到誤解，他應該如何說明，才能減少誤解。舉例來說，杜威看似反對史賓賽（Herbert
Spencer）的教育預備說，但事實上，杜威並非認為教育不用為未來做準備，而是他強調「步步都是生活，所以步步都是預備」。準備是結果，不是目的。
在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演講中，我們也有機會看到杜威闡釋其政治理論的基本前提（assumption），這會有助於了解他的核心理念。舉例來說，杜威最常被引述的一個觀點是關於衡量某種社會生活是否民主的標準：他說標準有二，第一是群體之間是否有很多共享的各種興趣和利益，第二是群體之間是否有很多自由充分交流與互動的機會。演講中，杜威強調社會衝突不是發生在個體和社會之間，而是群和群之間，有些群的利益已被社會認可，有些尚未，故希望爭取認可；唯有群和群之間有良好的溝通交流，社會才能化解衝突，也才能發揮社群生活本身的教育功能，臻於和諧。杜威的社會政治哲學之出發點，跟先前學者的假定很不同。了解了杜威的前提假定，就能更明白民主與教育的關聯，也就能了解為何杜威強調民主就是社群生活本身。
當然，這些演講特別的原因，也在於是由杜威弟子胡適所翻譯。胡適先生的中英文造詣令人讚佩，透過他流暢的翻譯和順暢的口語表達，使得演講內容對於中文讀者，倍感親切。希望研究或了解杜威學說的讀者，這本書值得參考。感謝「網路與書」的出版，也希望杜威主張的探究實驗精神以及他奉行的民主理念，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能繼續啟發有心想要改變自己、改善社會，想要在每個角落、每個場域，繼續堅持理想的我們。
王清思（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版本說明
一九一九年春天，美國哲學家杜威在訪問日本期間，臨時受邀前往中國講學。他與妻子愛麗絲在四月三十日抵達中國，最後改變計畫停留了兩年兩個多月，直至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一日才返美。
這段期間，杜威除了在大學院校授課，也在各地發表了系列的長篇演講、短篇演講，多達兩百餘場，對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影響深遠。
杜威這些演講，由胡適、蔣夢麟等學者口譯，現場人員筆記，會後刊載於報章媒體，部分演講更曾經整理出書。其中最廣為流傳的，是《晨報》於一九二○年出版的《杜威五大講演》，集結了杜威在北京發表的五場長篇系列演說，不但當時甚為暢銷，日後也持續有人重印出版。時隔久遠之後，其中有些版本也難免有舛錯遺漏之處。
二○一九年適逢杜威抵華一百週年，我們出版的《杜威的三十二堂課》，集中在杜威長篇演講中最著名的兩個講座。
一個講座是他在北京大學法科大禮堂講的「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日起，每週六下午四點演講，持續至隔年三月）；一個講座是他在北京西單手帕胡同教育部會場講「教育哲學」（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起，每週日上午九點演講，持續至隔年二月）。兩個系列的講座各講了十六場，合計三十二場。
我們所以選這兩個系列的講座，不只因為其意義和重要性格外重要，也出於版本的考慮。
杜威在華期間，除了演講之外，還發表了許多文章。文章都收入了他的全集之中，但是演講卻都沒有。因為這些演講雖然都以英文演說，但長年未曾尋獲英文講稿。百年來，杜威這些演講最「直接」的記錄就是經過口譯與筆記的中文稿件。
一九六二年，一些從事杜威研究的學者深感這些演講之重要，遂組織團隊將中文記錄譯回為英文；一九七三年，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將這些英文譯稿中「社會哲學與政治」及「教育哲學」部分編整為《杜威在華演講，一九一九—一九二○》（Lectures in China, 1919-1920）出版印行。
「回譯」（back-translation）做法經過多重轉譯手續，雖然無法呈現原稿的狀態，但是夏威夷大學這個版本已經力求完整。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美國德堡大學（DePauw University）江勇振教授於北京社會科學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檔案」中尋得一批標註「SPP」（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縮寫）的文稿，研究出這是杜威以打字機繕打的「社會哲學與政治」原文講稿殘篇 ，並於二○○九年提出發現後，世人又有了更接近杜威本人的文本可參考。
本書的編輯，即參考夏威夷大學出版社的版本，全書分「社會哲學與政治」與「教育哲學」兩個講座，每個講座各十六篇，是為書名《杜威的三十二堂課》由來。至於各篇名標題，我們主要根據夏威夷大學出版社版本，再做些調整。至於內文，我們則盡力重現最忠實的中文版本。
杜威的這兩個講座，均為胡適口譯。但筆記者有不同版本的差異。
「教育哲學」講座，只有《晨報》連載、出版之記錄，筆記人為「伏廬」（即孫伏園）。
「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講座則有兩個版本。一是《晨報》於一九二○年八月出版成書的版本，文前註明由「毋忘」（本名未能確認）記錄前四講，伏廬記錄後續十二講，最後由伏廬統一校訂修改；一是《新青年》於一九一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二○年九月刊載的版本，連載前附有胡適引言，依據各篇文前標示，十二月至二月刊行的前九講由高一涵筆記，三月起所載的後七講由孫伏園所記。
夏威夷大學編譯團隊比較了「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這兩版譯稿，認為《新青年》版高一涵的前九講記錄詳細，且筆調接近杜威當時的風格，故以該版作為翻譯基礎。
因此本書的「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部份，前九講也捨目前市面上較多的《晨報》版本，而改採用《新青年》版本。後七講孫伏園的記錄，在《新青年》、《晨報》兩個版本中差異甚小，但是遇到不同、有疑義之處，我們就查閱新近發現的英文演講殘稿校訂，殘稿中無記錄者，則參考夏威夷大學編譯團隊的詮釋。
總之，我們盡最大努力，希望能使這三十二堂課更接近杜威演講、胡適口譯的「原音重現」。
本書編輯過程中，感謝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提供相關檔案與資訊，以及江勇振教授、嘉義大學王清思教授提出許多方向和細節上的建議，讓這個版本得以面世。
最後，也建議讀者在讀完本書之後，可以再讀杜威所著的《民主與教育》。《杜威的三十二堂課》是他對「民主」和「教育」深入淺出，生動的演講；《民主與教育》則是他對這兩個議題完整的理論闡述。兩者並讀，相得益彰。
網路與書編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