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雖然有些學術研究似乎顯得乾硬枯燥（dry），但就比喻上及字面上來說，這本書卻是在潮濕（wet）的狀態下，寫於布滿長春藤的學術高塔裡。2005年7月中旬，我和家人搬到紐奧良，在杜蘭大學（TulaneUniversity）擔任助理教授。然而短短六週之後，8月28日星期天清晨4點，卡崔娜颶風挾帶的雨開始下，我們夫妻匆忙帶著兩個小孩打包上車，開到西邊的休士頓尋找避難之處。一位熱心的鄰居知道我們不曾生活在墨西哥灣沿岸，好心警告我們這裡的真實情況。經仔細考慮後，我們匆忙地在行李塞了三天份的衣服，順手抓了慢燉鍋及一些照片，留下剛租來的房子，和裡頭全新的家具、書、衣服、電腦、唱片，以及我父母送我當禮物的另一輛車。到了週一中午，我們和其他疏散者，聚集在休士頓邊郊的一家汽車旅館，從電視上看到大壩潰堤的模糊畫面，嚇得說不出話來。在那之後，從第十七街渠道附近湧進十一呎深的水，淹沒紐奧良湖景（Lakeview）一帶，積水近三週不退，毀了我們全部家當，而這個已經成了我們每天生活一部分的社區，也滿目瘡痍。
雖然我們立即向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申請救助，但我們的申請一開始就被拒絕，多次的請求一直到2006年3月才獲得回應。因為我們剛搬到這個悠哉之城（Big
Easy），投保的洪水險及租屋險還來不及啟用生效，所以損失的私人物品與財產都無法申請理賠。在那段期間，我有機會從個人、家庭及社區的角度，思考災後復原的課題。我開始閱讀災難專家的文獻，檢視他們對於過往危機的分析，在什麼樣的條件之下，可
以讓災後復原更迅速有效，但現有研究尚無定論。由於無共識可循，我贊同一派學者的意見，他們認為「確定什麼因素會對復原過程產生關鍵影響，是極為重要的事」（Rodriguez et al. 2006,
171）。卡崔娜颶風過後，我有機會親眼目睹個人、鄰里乃至整個城市，有的可以而有的卻無法從自然災害中復原。就我自己家人的經歷中，幫助我們最多的是朋友、朋友的朋友、熟人以及家人。接著我也發現，全世界災難的倖存者都有極其類似的經驗。就在我完成這本書的初稿時，2011年3月11日，大地震及海嘯席捲日本東北，我聽到住在東京及附近地區的朋友及同事，轉述一樣的經歷。
已有很多的學術研究聚焦在災難的探討（ O l i v e r - Smi t h a n dHoffman 1999; Vale and Campanella 2005; Chamlee-Wright 2010;Kage 2011；相關概述則有Valelly 2004; Tierney 2007; and
Aldrich2011）；另有極多的文獻則集中在社會資本的探討，認為它是一種聯繫，即使在一些非暴力衝突的爭議過程中（Chenowe th and St ephan2011），仍能把人們緊緊結合一起（Cohen and Arato 1992; Putnam1993, 1995, 2000; Castiglione, van Deth, and Wolleb
2008）。我們都知道網絡與個人關係在專業與個人生活的重要性，但災難學術研究與政府決策者卻遲遲未將這一概念整合至理論框架中。本書結合網絡與個人關係這兩個重要概念，以期能夠了解社會資源對後災難復原的影響。利用二十世紀四個主要災難的大規模研究，本書揭示在最具毀滅性的事件之後，社會網絡與連結如何構成復原的核心力量。
政府很多的減災（mi t i g a t i o n ） 與復原計畫是建立在援助與災損的總額預測上。雖然這點很重要，但我提出質性與量化證據，說明社會資源，就如同物質資源，是韌性與復原能力的基礎。有些學者已經提出社會資源在復原上的重要性（Nakagawa and Shaw 2004;
Dynes2005），但Koh和Cadigan則呼籲進一步探究，「證明並延伸這些概念，提供更多運用社會資源於救災的定量評估，以及藉由夠多嚴謹的分析，說明其效用」（2008, 283）。一些學者直言「並無實證研究能證明社區韌性（community resilience）來自社區居民彼此間所建立的社會連結」（Chandra et al. 2010,
23）。本書回應這些挑戰，用最新的方法來處理新資料。我指出有較多社會資本的社區一起合作時，能較有效率地把資源運用在真正需要的地方。個體若與社區周圍的組織或決策者有連結，證實其有較高的韌性，因為這些網絡在當地危機之後仍然活躍。倖存者互借工具，運用他們的連結知道官僚體制新的要求及流程，並一起合組社群監督組織的運作。
這些結果，不僅對未來社會資本與災難之研究有深遠的意涵，對於非政府組織、政府幕僚及政治人物主導資源分配上，同樣有深遠的意義。當前常見災難復原的方式仍脫離不了以五○年代公共基礎設施為參考範本，著眼於橋梁、輸電線、家園、道路與商店的重建。雖然這種以物質基礎為主的協助很重要，也確實在短時間內救了很多人的生命，然而對處於過去或未來危機的社區而言，這卻無助於其長期的韌性的發展。就像其他資源一樣，社會資本可同時藉由地方開始的（local
initiatives）與社區外介入的兩股力量而壯大。未來的減災計畫（就像Swa roop在1992年的分析）必須取得基礎設施與社會基礎建設更好的整合。在看過數百件的災難案例研究後，我注意到很多的結論是建立在單一事件上；另外有很多都是在研究者完全沒去過災區的情況下寫成的。為避免這些研究缺陷，我在日本、印度進行一年的田野調查，完成了四組資料組（data
sets），描繪了225個跨越不同時間與空間的鄰里（neighborhood）與小村莊，它們受災程度各不相同。這些資料包括40個1920年代東京地區的鄰里，9個1990年代位於神戶的行政區，60個印度大小不等的村莊。另外再加上1,600份調查回覆，它們分別來自二十一世紀初的印度東南方，以及卡崔娜風災後，紐奧良115個以郵遞區號劃分的地區。有關某些城市地區的居民怎麼回應災難，這方面我已經蒐集了超過十年的資料。為了蒐集此書所需的資料，我在三個國家的圖書館進行檔案整理，並訪談了日、印、美三地約80個人，其中包含倖存者、非政府組織工作者、當地的活躍人士，以及公務員，並做了為數不少的紙本訪談。我拜訪的村落橫跨印度塔米爾納杜邦（Tamil
Nadu），並花了很多時間在東京、神戶和紐奧良這些遭災難摧殘的地方。
為了分析本書每一章的資料，我結合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包含過程追蹤（process tracing）、時間序列（times series）、最大近似橫斷面模型（cross-sectional maximum likelihood models），以及傾向分數配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鑒於沒有一體適用的單一方法，因此很多篇章是建立在混合或混雜方法的基礎上，這也結合了大樣本分析與詳細歷史研究兩者的優點。此外，很多學者持續地提供更多研究係數，這些會以星號註記標明他們研究的重要發現，在這裡我利用信賴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s）和統計模擬（simulation），為我的調查結果提供更細微的分析詮釋。根據實證研究的結果，每一章均附有圖表及數據，提供預測（圖表與數據細節可參見附錄一）。這些數據同時也反映預測的準度，顯示預測值95%的信賴區間（Tomz andWittenberg, 1999; King, Tomz, and Wittenberg 2000）。
最後， 學者一再強調資料可複製與透明的重要性。研究者無法建立在過去的研究結果上，除非他們可以個別自行複製利用這些成果（King 1995）。社會科學延續了科學傳統，要求資料及分析資料的過程必須公開透明（King, Keohane, and Verba 1994,
8）。為了達到這一標準，所有在本書中分析的資料均可以從我的網站或者一些線上資料庫網站下載，像是哈佛大學DataVerse計畫及大學聯合政治社會研究計畫（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希望這些資料可以為未來災難復原的探討提供基礎。
所有的書都是網絡合作下的成果，作者不可能獨立完成。首先，我要感謝Borei Olam一切的幫忙。由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與國際交流基金會（Center for Global
Partnership）提供的Abe獎學金，資助我在日本與印度為期一年的田野調查。我在東京停留期間，受到東京大學的法學院以及比較法律與政治國際中心招待；在印度田野調查時，則由位於孟買的Tata社會科學機構的Jamsetji
Tata災害管理中心負責接待。Abe獎學金與國際交流基金會同時也在2009年1月資助一個可以靜修思考的地方，這讓我在計畫初期獲得很大的幫助。當未來的計畫尚在構思草擬階段，我穿梭於美日網絡之間，在Paige Cottingham-Streater和SaraSeavey的指示下，曼斯菲爾德基金會（Mansfield
Foundation）提供很多機會，拓展我與學術圈和政治圈的聯繫。普渡研究基金會與普渡校友協會也贊助我在紐奧良額外增加的田野調查工作。
普渡大學公共政策與政治理論工作坊的同事，特別是Pat Boling、Aaron Hoffman、Jay McCann、Leigh Raymond、Laurel Weldon和Dwayne Woods等人，為我的論點提供很好的建議。檀香山的東西交流中心（Ea s t -We s t Cent e r）在2011年夏天提供了一個寧靜智性的環境，讓我得以編譯最後草稿。特別謝謝Allen
Clark、Carolyn Eguchi、Roland Fuchs、Karl Kim及Nancy Lewis。
我有機會將部分研究成果發表在亞洲研究協會及美國政治科學協會的年度會議上，同時也發表在德國的日本研究協會（German Institutef o r J a p a n e s e St u d i e s ） 、日本國際合作系統（ J a p a n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Coope r a t io n Sys t ems）
及隸屬於東京大學社會科學機構的當代日本組，以及2008年1月在Tata機構，以災難為題舉辦的社會科學研討會。我也在一場由國際交流基金會（Cent e r for Globa l Pa r tne r ship）、普渡氣候變遷研究中心及普渡大學研究園區（Pu r d u e Un i v e r s i t y ’ sDi s c o v e r y P a r k ）
資助的新書研討會上， 有幸得以聽到五位世界級學者的意見，他們是Rieko Kage、Sudarshan Rodriguez、YasuyukiSawada、Shigeo Tatsuki和Rick Weil，我由衷感謝他們的看法與評論。
另外要特別感謝J o i e A c o s t a 、S i m o n Av e n e l l 、G o m a t h yBalasubramanian、Arjen Boin、Anita Chandra、Stephanie Chang、Lane Conaway、Emily Chamlee-Wright、Susan Cutter、Paul Danyi、Christina
Davis、Cindy Fate、Rose Filley、Carolyn Fleisher、CaryFr i e dma n 、Ma r y Al i c e Ha d d a d 、Ke n Ha r tma n 、Tr a v i s He n r y 、J a cque s Hyman、Ga ry I s a a c、J e ff Kings ton、Ani rudh Kr i
shna、Howa r d Ku n r e u t h e r 、J e n n i f e r Li n d 、I r f a n No o r u d d i n 、Sa d a a k iNuma t a、Rob Ol s hans ky、Cha r l e s Pe r r ow、Sus an Pha r r 、Ba r r yRabe、Nicole
Restrick、Ian Rinehart、Rafe Sagarin、Paul Scalise、Len Schoppa、Miranda Schreurs、Hideaki Shiroyama、John Sides、Gavin Smith、Pat Steinhoff、Ezra Suleiman、Kathleen Tierney及Rick
Valelly。在我寫作的過程中，他們不吝指導、提供意見與支持。Marion Pratt花很多時間幫我把早先的手稿從頭到尾看過一次，她的建議讓本書增色不少。另外，值得特別一提出來的是Christian Brunelli，因為他的建議，我在東京都會警視廳（Keishichō）的檔案中挖掘耙梳東京近一世紀前的過去，為的是更了解居民如何從1923年的大地震中恢復過來。
Er i c Berndt、Er ik Cl even、Kevin Crook、Er i c Nguyen、El l iReul and、Ros s Schoof s、Takahi ro Yamamoto和Laur a Young在研究上幫忙甚多。Janki Andharia、Hari Ayyappan、Lokesh Gowda、Jacquleen Joseph、Sunil
Santha和V. Vivekanandan的辛勞，讓我在印度的研究得以實現，這也有賴Annie George以及她在NagapattinamCoordination and Resource Centre的職員，感謝他們的幫助。另有個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匿名審查者，他們建設性且詳盡的評論讓手稿大為增輝。普渡大學的系主任Bert Rockman和Irwin
Weiser院長的支持與鼓勵，一直是我的支柱。
當紐奧良下著雨，我們逃到休士頓時，許多家庭敞開他們的大門和心房。Craig Aldrich、Wesley Ashendorf、Sheldon Bootin和他們的家人，加上休士頓美國正統猶太教堂（United Orthodox Synagogue），讓原本應該是忐忑難熬的一週， 變得讓人寬心不少， 為此我們由衷感念。在麻州布萊頓的Blumbe rg、Mi l l e
r、Moskovi t z、Sade t sky與Shanske一家人盡力地協助我們復原家園，讓生活重上軌道；Ellie Levi和他在紐約的社區朋友重建我們被風災摧毀的圖書館。謝謝St e r l i n gChen、Asuka Imaizumi和Chana Odem幫忙完成精美的圖表、芝加哥大學出版社David Pervin和Shenny Wu的協助，以及Alice
Bennett和Deborah Gray的編輯。
這本書獻給我的家人與親人， 他們給我一切。我的父母Howa r d和Penny Aldr i ch、手足St even和他的妻子Al l i son Aldr i ch、岳父母Louis和Sun Cha McCoy、姑媽Dalia Carmel和祖母Dorotha Aldrich，他們總是不吝給予最多的愛、支持和建議。一些已過世的親人，雖然再也無法與我們分享他們的生活，但對祖父J
a ck（Ya akov）Daum、祖母Fifi（Freida Yehudis Goldstein）Daum、叔公Herb（Dov Ber）Goldstein，以及祖父Howard Aldrich的思念依然如故。我的太太Yael秉持了先人的精神，扮演家庭的基石與精神支柱。她為我們的幸福與四個可愛小孩Gavriel Tzvi、Yaakov、Yehudis和Dov
Ber無私的付出，是我心中最完美的人（aishes chay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