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母會H：偶然

　　字母G到M試圖以當代小說處理生命的起源、繼承與終結，拔除特定人稱，捕捉命運中的偶然，有如卡夫卡思考書寫的可能與不可能，當代的閱讀再次以小說押注，將對文明與自身的理解與想像拋置於文學作品中，並以此逃逸於死神之手，為有限的存在創造永生的迴圈。

　　Hasard

　　字母Ｈ偶然

　　文學因來自域外的力量而存在，在一切典範之外與各種偶然相遇。

　　偶然經常以暴力留下印記。字母Ｈ拆解諸多偶然埋下的未爆彈，一個人的誕生、形成與消亡都處在這隱然威脅之中。胡淑雯的女性主角追憶一個因HIV而過世的朋友，他偶然所遭逢的暴力，使他一生重複以暴行對待自己。陳雪描寫女子被強暴的創痛在漫長時間體認後，終於認知這段經歷只是命運中的偶然。童偉格以父親死訊帶出疏離家庭的兩個偶然事件，母親不告而別及父子三人於安養院團聚，描述家不成家但終究必須是家。顏忠賢描寫與幼時家教日文老師的重逢，得知她未如過去想像中如公主般優雅美好的命運，反而是一生都在反抗命運的偶然。黃崇凱描寫男子的妻子突然變成一棵空氣鳳梨，原來是他老年在意識治療中複習生命史，這份意識卻背叛記憶兀自改寫。駱以軍則以企圖穿越隧道卻隨時可能遭火車撞死的男子，描繪人就是偶然脫離死神之手的美麗存在。

本書特色

　　◎ 《字母會》將分四季出版，裝幀分別由四位設計師操刀。第二季G到M，設計者何佳興。

作者簡介

胡淑雯

　　一九七○年生，臺北人。著有長篇小說《太陽的血是黑的》；短篇小說《哀豔是童年》；歷史書寫《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主編、合著）。

陳雪

　　一九七○年生，臺中人。著有長篇小說《摩天大樓》、《迷宮中的戀人》、《附魔者》、《無人知曉的我》、《陳春天》、《橋上的孩子》、《愛情酒店》、《惡魔的女兒》；短篇小說《她睡著時他最愛她》、《蝴蝶》、《鬼手》、《夢遊1994》、《惡女書》；散文《像我這樣的一個拉子》、《我們都是千瘡百孔的戀人》、《戀愛課：戀人的五十道習題》、《臺妹時光》、《人妻日記》（合著）、《天使熱愛的生活》、《只愛陌生人：峇里島》。

童偉格

　　一九七七年生，萬里人。著有長篇小說《無傷時代》、《西北雨》；短篇小說《王考》；散文《童話故事》；舞臺劇本《小事》。

黃崇凱

　　一九八一年生，雲林人。著有長篇小說《文藝春秋》、《黃色小說》、《壞掉的人》、《比冥王星更遠的地方》；短篇小說《靴子腿》。

駱以軍

　　一九六七年生，臺北人，祖籍安徽無為。著有長篇小說《匡超人》、《女兒》、《西夏旅館》、《我未來次子關於我的回憶》、《遠方》、《遣悲懷》、《月球姓氏》、《第三個舞者》；短篇小說《降生十二星座》、《我們》、《妻夢狗》、《我們自夜闇的酒館離開》、《紅字團》；詩集《棄的故事》；散文《胡人說書》、《肥瘦對寫》（合著）、《願我們的歡樂長留：小兒子2》、《小兒子》、《臉之書》、《經濟大蕭條時期的夢遊街》、《我愛羅》；童話《和小星說童話》等。

顏忠賢

　　一九六五年生，彰化人。著有長篇小說《三寶西洋鑑》、《寶島大旅社》、《殘念》、《老天使俱樂部》；詩集《世界盡頭》，散文《壞設計達人》、《穿著Vivienne Westwood馬甲的灰姑娘》、《明信片旅行主義》、《時髦讀書機器》、《巴黎與臺北的密談》、《軟城市》、《無深度旅遊指南》、《電影妄想症》；論文集《影像地誌學》、《不在場──顏忠賢空間學論文集》；藝術作品集：《軟建築》、《偷偷混亂：一個不前衛藝術家在紐約的一年》、《鬼畫符》、《雲，及其不明飛行物》、《刺身》、《阿賢》、《J-SHOT：我的耶路撒冷陰影》、《J-WALK：我的耶路撒冷症候群》、《遊――一種建築的說書術，或是五回城市的奧德塞》等。

策畫／楊凱麟

　　一九六八年生，嘉義人。巴黎第八大學哲學場域與轉型研究所博士，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跨域研究所教授。研究當代法國哲學、美學與文學。著有《虛構集：哲學工作筆記》、《書寫與影像：法國思想，在地實踐》、《分裂分析福柯》、《分裂分析德勒茲》與《祖父的六抽小櫃》；譯有《消失的美學》、《德勒茲論傅柯》、《德勒茲，存有的喧囂》等。

評論／潘怡帆

　　一九七八年生，高雄人。巴黎第十大學哲學博士。專業領域為法國當代哲學及文學理論，現為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著有《論書寫：莫里斯．布朗肖思想中那不可言明的問題》、〈重複或差異的「寫作」：論郭松棻的〈寫作〉與〈論寫作〉〉等；譯有《論幸福》、《從卡夫卡到卡夫卡》。


 

〈偶然〉

胡淑雯

接到電話的時候，我正在計程車上，打來的，是一個多年不見的老同學，他沒有介紹自己，也沒有確認我的身分，劈頭直說，「凱同死了。」

「什麼？」

「凱同死了。」

我沉默著，墜入話筒深處，絲毫不感到意外，隨即意識到現在的電話叫做手機，再也沒有話筒，沒有線路的糾纏，也沒有舊日的深度了。只有聲音還是舊人的聲音。

「他最後在哪裡？」我問。

「據說是在一間鄉下的旅社。」

唉，這聽起來果然很像他啊。

消息走了一圈，昔日的同學一個接著一個，在電話那頭「啊」了一聲，嘆了口氣，沒怎麼掙扎就接受了這件事，至多再問一句，「通知他家人了嗎？」可見大家的心裡都有了底，知道他遲早會死，而「遲早會死」這幾個字，用在凱同身上，就是「早死」的意思。

死亡是逃避語言的。但事情落到凱同身上，大家用的都是「死」這個字，而不是「走了」或「過世」這種，聽來比較詳和穩當的詞彙。似乎，凱同在最後一刻，依舊狠狠地瞪視生命，謝絕「乾淨」、「完整」、「健康」，謝絕「愛自己」。凱同怎麼死的？同學們各有各的線索與判斷，沒人說得清楚。

阿傑最後一次見到凱同，是三年前，他還在臺南工作的時候。

「凱同跑到市政府來，指名要見我，在機要室門口被擋了下來，當時他長髮過肩，很醉，我分不出是酒還是藥，也許都有。他的身體已經有一點味道了，臉頰有新鮮的傷痕，溼溼的，裂著血，彷彿還冒著熱氣。我問他需不需要看醫生，他說不用，我問傷口是打架還是自己摔的，他說忘了，一會兒又說不干你的事。我知道他是來找我幫忙的，但他一點也沒有求助者的慚愧與卑微，他就是有那種能力，讓我對自己的『奮發向上』感到抱歉……」阿傑說。

「每一件成功的事業，都幹過至少一件不可告人的事。」這是凱同說過的話。這種格言般簡約的觀點，是凱同的盟友，為他的作為――沒有作為之為一種作為――抹上道德的驕傲。但道德是缺乏神采的，凱同曾經這樣告訴我，「我跟阿傑的差異絕對不是道德的，而是美學層面的。妳知道我的，我是一個沒有良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