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精神醫學與自我
《精神病院裡的歷史學家》是一部回憶錄，也是一本歷史著作。作者芭芭拉‧泰勒在一九八○年代至一九九○年代初期間罹患精神疾病，多次進出包括芙萊恩醫院在內的精神療養機構，並長期接受精神分析治療。她在書中記下罹病十多年間心理狀態的轉變，與分析師的互動，以及透過精神分析所挖掘並重塑出的家庭羅曼史。作為研究十八、十九世紀女權與啟蒙的歷史學家，泰勒在呈現個人體驗之餘，也細數西方精神機構發展史，並剖析當下精神治療體系的現狀與侷限。許多交織著童年經驗、個人史與治療經驗的回憶錄的內容常著重於挖掘個人苦痛，揭露各類加害者的面目。相較之下，作為歷史學家，或許再加上長期接受精神分析的經驗，作者可以較為抽離、平和的態度審視自己心智狀態與行為上的改變，以及其生命歷程與醫療制度轉變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
近年來國內外出版界刊行許多與精神疾病相關的書籍，顯示社會大眾對此議題的關注與興趣。許多著作引介最新精神醫學新知，協助病患找回自我；其他或透過痛苦的親身經驗或寫實的報導凸顯精神疾病的不可捉摸、人類心智的複雜（如《24個比利》），或強調精神疾病盛行與精神醫學及藥廠間的關連性（如《救救正常人》，《精神病大流行》，《我的憂傷不是病》等）。在此同時，讀者也藉由越來越多精神疾病的病人誌（如《我發瘋的那段日子》，《他想要月亮》等），理解與同情這些不為常人所知的個人世界。
即便放在病人誌這個文類中，《精神病院裡的歷史學家》一書也有其較為特殊之處。導讀篇幅有限，以下僅舉出幾點個人觀察，與讀者分享。
首先，作者接受二十一年的精神分析，最後找回自我一事，值得一談。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雖然在今日的醫界或科學界備受批評，常被認為其理論及療效沒有根據，然而在二十世紀中葉，直到一九七○、八○年代，乃至今日，在若干西方社會仍影響深遠。如書中所言，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數十年間，英國成為精神分析發展的重鎮之一，精神分析也成為精神與神經疾病治療的選項。其次，從一九二○年代開始，精神分析理論在國際上逐漸受到重視。特別是在作者回憶錄著墨甚多的一九七○、八○年代，精神分析成為西方人文社會領域的重要學說，與各類當代思潮緊密相連。在此時代氛圍下，從事左派女性主義研究的作者選擇接受精神分析顯得十分自然。不過正統的精神分析療程耗時甚久，收費也高，作者能做此選擇也因其出身於較為優渥的家庭。在此同時，對分析者與分析師而言，精神分析運作的邏輯是透過經營、拿捏一段分析關係，揭顯並重新體驗分析者與他人的關係，以重新認識自我，找回與自我相處的方式。為期二十一年的療程需要相當時間、資源、心力、情感與智力的投入，在在說明精神分析並非尋常的治療方式，需要特殊社會文化條件與物質基礎的支持。然而在此同時，作者為了認識自我，找回自我付出甚多，也值得我們這些旁觀者思考。
本書另一個較為獨特之處，在於作者對精神療養機構的正面評價。如書中所言，過去兩百年間社會各界對於精神療養機構的評價差異甚大。十九世紀前半葉，西方無論是醫界或社會大眾對設置精神療養院一片樂觀，希望透過優美環境，合理的院內生活規劃，乃至恩威並濟的醫病關係，得以導正病患失序的心智。然而自十九世紀後半葉開始，療養機構的療效不彰；隨著收容人數大增，住院時間拉長，精神疾病逐漸被認為是不治之症，與患者退化的體質有關。直到二十世紀，精神醫學在療法上雖偶有進展，但由於成效並不特別顯著，再加上各類機構常出現管理問題，社會各界對常淪為監禁機構的精神病院印象皆不甚佳。一九七○、八○年代正值「反精神醫學運動」風起雲湧之際，精神醫師與精神療養機構備受批評，這類機構也因諸多因素陸續關閉。根據作者在出院二十多年之後的回想，芙萊恩醫院雖存在精神病院常見的管理問題，但其提供的環境，以及院內病患的相互支持，使得精神病患生活無法自理時仍有棲身之地。就此點而言，芙萊恩醫院與精神分析，成為作者得以復原的重要支柱。文中作者以「石砌母親」（stone
mother）一詞指稱芙萊恩醫院，這作法雖然顯示她對該機構高度的信賴與深厚的個人情感，但同時這情感也具有特殊的時代精神。如作者在後記中所稱，一九七○年代開始的精神治療的「去機構化」立意良善，希望透過社區與家庭的力量讓病患儘速回歸社會；然而在配套措施準備並不充分，以及隨後精神治療網絡市場化的情況之下，許多病患成為人球，流轉於各類支持機構、醫護人員及家庭之間。
最後，作者目前任教於倫敦瑪麗王后大學，研究主題之一為「主體性」（subjectivity）的歷史；我們也可從「自我」與精神醫療體系的關係更深入的理解這本書的內容。學者如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尼古拉斯‧羅斯（Nikolas
Rose）指出，每種心理學，精神醫學理論，或者精神醫療體系背後，都預設一種特定形式的自我或主體。近數十年來的精神醫學史研究顯示，十九世紀前半葉西歐開始大規模興建精神療養院的動機，除了為維護社會秩序外，一部分主要來自對啟蒙時期對人性可不斷改進的樂觀期待；換言之，透過環境的正面影響，可喚起瘋狂自我的殘存理性，回復其失序的心智。而十九世紀後半葉至二十世紀初之間精神疾病普遍被視為體質退化的結果時，自我面對個人、家庭與國族的變質，所能做者極為有限。對佛洛伊德而言，自我經常受制於無意識趨力與社會文化壓力，然而透過精神分析的洞見，或許能夠將起因於精神與神經疾病無以名狀的痛苦轉變為尋常、可以面對的不適。而對精神分析中的客體關係（object
relations
theory）理論而言，自我的形成多與童年時期與客體及環境的互動相關。作者長期接受客體理論式的精神分析，這或許也導致她在書中反覆強調友誼，社會聯繫的重要性，以及病友的支持，「持續性的醫護關係」，乃至作為避風港的精神病院對精神病患所具有的價值。而在作者的筆下，如今搭配精神藥物學的社區醫療模式，雖然表面上看似尊重個人選擇，強調每個人應該獨立自主，但其實背後運作邏輯是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在這個作者所謂「超級市場式公共服務模式」中，個人其實對於服用的藥物，療法等並沒有太多的選擇。
上述這些例子說明，心理學、精神醫學與精神治療的理論與作法並不單純與治療疾病相關，它們也勾勒出不同形貌的自我，與他人、環境及社會互動的不同方法，乃至存在的不同可能性。這多少也說明無論在國外或國內的精神醫學界中存在相當多元的療法，理論上也各有不同；在所謂現代醫療系統之外，各式民俗或另類療法也十分盛行。這事實不僅精神疾病治療體系所具有的複雜社會文化乃至倫理學意涵，甚至也促使我們可以更深刻的思考自我、疾病與知識之間的關係。
王文基
（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
推薦序一
走出精神病院的歷史學家
倘若您無意間點進倫敦大學瑪麗王后學院歷史系官網，瀏覽了芭芭拉•泰勒教授個人網頁的學經歷簡介，八成會把著作一覽表的個人新作《精神病院裡的歷史學家》(The Last
Asylum)，當成學術專書。可當網頁再度置頂，您的視線定格在畫面右側初老白種女性充滿故事的雙眼，就會忍不住再點進《精神病院裡的歷史學家》，發現它根本不是研究論文集結，是泰勒教授自述年輕時因酗酒、自殘住進精神病院，歷經十年瘋狂歲月的蛻變故事。
作者的歷史之眼，使她下筆不同於其他精神疾病康復者，除了詳述三進三出，前後住了八個月的芙萊恩醫院（Friern Hospital,
1851-1993）院史，泰勒還爬梳二十世紀下半葉英國精神醫療制度改革始末，作為故事背景。一九五○年生於加拿大，七一年移居倫敦專攻女性主義史，泰勒一度前途看好，卻因身心不堪負荷出狀況。八○年代的倫敦，左翼知識分子圈風行精神分析，時年三十二的泰勒不免俗，找上約莫大她十歲，留著佛洛伊德式鬍鬚的男性分析師V。只不過，精神分析非但不是特效藥，且隨著一周五次深度分析而起，竟是排山倒海的不安與焦慮，泰勒以酒排解，越陷越深，終至日常生活崩毀，不得不借助精神醫療，由門診、住院、到日間中心與中途宿舍，從機構內教病友識字的庇護性工作，到獲得不定期邀稿、大學聘書，乃至於穩定的親密關係，泰勒的狀況進進退退，一路磕磕碰碰，終於來到中止精神科回診及用藥，並結束二十一年半精神分析療程，且其身心狀態，猶能長期維持在足以應付當代生活的程度。
於是，泰勒以分析療程中留下的數十本筆記為綱，開始回顧從瘋狂蛻變的漫漫長路。她感謝精神分析師，願意「對他人敞開心靈以助其復原」，不離不棄地守護，使徘徊於瘋狂世界尋找根源的她不至於迷失。對於上世紀末精神醫療革命浪潮下，已預定關閉的精神病院與日間中心，泰勒亦充滿感激，即便飽受抨擊以至聲名狼藉，其間氤氳的舊時代緩慢氛圍，其實有助於工作人員與病患，甚或病患間「搏感情」，凝聚成有支持力道的穩定人際關係，成為安全的所在。
而今，芙萊恩醫院之類的大型精神病院已歇業近四分之一世紀，英國的精神衛生服務，進入了高揭獨立自主、醫療選擇與風險管理三面大旗，以社區為基礎「後精神病院時代」。各種社區治療與復健計畫，文案無一不令人怦然心動，作者卻憂心，倘若她當年的困難發生在今日，這些骨子裡強調SOP(去個別化)與績效導向的方案，能否讓她得到真正需要的幫助？
闔上書封，身為精神科醫師的我也不禁自問，倘若泰勒走進台灣任何一個診間，我們的精神醫療體系，乃至於整個社會，是否也有足夠的資源，幫助她走出生命幽谷，重新感受生命的喜悅？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得全面盤點台灣公私部門相關資源及網絡。既便台灣仍存有大型精神療養院，按健保規範，已不可能收治類似泰勒的患者長達八個月。再者，為控制費用，短期內亦看不出主事者打算效法英國健保NHS，推出心理治療普及計畫(Improving Access to Psychological Therapies)……看來，泰勒若生於台灣，雖不至於自生自滅，也得自求多福。
儘管各國困境不盡相同，抱持著守護病患初衷的精神衛生工作人員，總是靜靜存在著，作家賴香吟就遇到了一位精神科醫師，「執著地想在他的專業裡留住人文精神的根，這是他的驕傲，但這可能也是他的謙卑，他的良心，他如此耗費，承受治療室的苦楚，然後露出那友善而思索的微笑，祝福坐在他對面那張椅子裡的人，能夠走出生命的苦境——這是一個人，初始，我總不相信這是真的，世界太粗暴，心太青脆，人人不過固守位置為己運轉而已，素昧平生，何必理解與祝福？」最後，這位醫師雖「未必在藥物或是所謂的心理治療這個步驟上治癒了我，而是以他的存在，漸次說服了我。」
吳佳璇
（精神科醫師、作家）
推薦序二
去機構化與疾病人生
在進入學界之前，我當過十年的精神科醫師，待過醫學中心、區域醫院與療養院，參與過急性病房、慢性病房與日間留院的服務，提供藥物治療也做過長期的心理治療，因此我對於台灣現有的精神治療模式有些基本了解。我在這個領域浸淫日深，多少養出一種歷史感，也就是感覺到個體在體制中的位置與處遇，往往受到長久的歷史趨勢所調節。這個趨勢的決定因素很多，關係也很複雜，因此局中人往往難以清楚描繪，需要跳出框架，考慮歷史縱深，才可能釐清前因後果，至於判斷優劣，那就更難了。近數十年的精神藥物革命如是，去機構化運動也是如此。
在這個意義上，歷史學家作為精神病患，是否有較大的可能性得以成為這樣的洞見之人呢? 這就是本書留給讀者去評斷的部分了。醫學史家羅伊．波特(Roy Porter)曾經鼓吹過「由下方書寫的醫學史」(Doing medical history from
below)，也就是由病人視野出發的歷史，對比於以醫師觀點或者醫療機構觀點出發的「上方觀點」。以上下來比擬醫病兩端，是著眼於兩方不同的社會權威，倒不表示由兩端描寫的歷史有上下之分，毋寧是精神醫療諸多面向的不同呈現，如此而已。
在本書中，作者以自己生病的歷程為經，以接受的各式治療模式為緯，交織出一幅揉合制度變遷與個人體驗的紀錄。其中呈現的主體經驗，是醫師或者醫療機構端難以描繪的。本書分成三部，第一部描寫的是個人發展背景與接受精神分析的過程，持續多年的精神分析也成為這趟人生旅程的重要成分。第二部則集中描繪她居住的芙萊恩精神療養院的生活實況與機構演進。這類慢性精神病院逐一關門所呈現的去機構化風潮，成為了作者個人進出各式社區復健機構（如日間照護機構或中途宿舍）的背景條件。第三部則是個人逐漸恢復社會生活的改善歷程，也是作者終於可以獨立生活於醫療體系乃至於精神分析的結局。本書中，我們可以讀出作者對於精神病院逐一消亡的保留態度。雖然精神分析師在她恢復過程中似乎扮演了主要的角色，敘事也以這些分析內容作為軸線發展，但是精神病院在分析治療難以繼續時所負擔的承接功能，卻有無法磨滅的重要性。兩者可以視為是整體治療系統的互補元素。尤其是精神病院可以居住較長時間的特性，讓居住的患者得以依照自己的步調恢復精神功能，更使其有別於以臨床問題解決或危機處理為導向的急性精神病房。
讀者需要注意的是，台灣的狀況與書中描寫的英國狀況並不相同。首先，依照衛生福利部的公開資訊來看，民國九十三年到一○四年之間，急性精神病床由五八六八床增加到七四○八床（增加了二六％），但慢性精神病床則是一一六六四床到一三八一○床（增加了十八％）。而台灣同時期的人口增長程度是三點七%（民國九十三年一月全台約二二六一萬人，一○四年一月約二三四五萬人），慢性精神病患的身心殘障者人數，也在過去十五年增加一倍（民國九十年為六○四五三人，一○四年為一二四四二○人）。另外，以門診治療為主的精神科診所，在民國九十九年到一○四年之間，也由三四九所增加到四六一所，增加了三二％。簡言之，以過去十數年的機構設置變化來看，精神失能者的數量與社區治療需求都增加，而病床數還沒有呈現去機構化應有的減少趨勢。其次，儘管台灣的精神分析從業人員已經成立學會，獲得國際認可，但目前還是相當小眾的治療模式。第三，社區復健機構（包括日間留院與中途宿舍）的數量、分布、服務內容，台英兩地的差距也很大。這些差異都提醒讀者不能以此為標準，論斷台灣本地的目前狀況。但是本書提到的某些事情，是一樣值得思考的。例如：擺脫依賴等治療理念，是否被過分強調而成為僵化的原則?對於精神疾病風險的考量，在哪些情況下有可能阻礙了精神治療的人性關懷?精神治療相關經費應該如何分配資源才是恰當，而這個恰當與否本身又受到何種判準決定?
這些問題跟作者自己在書中敘述的個人成長創傷一樣，都沒有簡單容易的解答。但是困難的問題往往是救贖的開始，希望本書也能夠在感性的震撼之外，也給予讀者知性的反思。
陳嘉新
（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助理教授）
推薦序三
如果在今天，一名精神病患⋯⋯
一九七○年代末的芭芭拉・泰勒，是英美歷史學界一枚甫升起的耀眼新星，亦是活躍於左翼女性主義學圈的運動份子。繼博士論文獲重要學術大獎後，她出版的第一本專書——《夏娃與新耶路撒冷：十九世紀的社會主義與女性主義》——佳評如潮，助她順利取得第一份教職。然而，突發的精神症狀嚴重干擾了學者的日常，人生勝利組的腳本至此戛然而止。一九八一年，泰勒博士展開了長達二十一年的精神分析，期間三度入住芙萊恩精神病院重症病房，並成為不同日間照護中心、中途宿舍的使用者。
就在泰勒博士未能重返生活軌道之前，這幢於十九世紀中葉落成時堪稱歐洲規模最大、軟硬體最進步，以致院名幾已等同於精神疾病的芙萊恩醫院，終究抵擋不住一九八○年代掀起的社區精神醫療改革浪潮，保守派政府財務樽節政策，院方虐待病患醜聞，以及反精神醫學運動的多重夾擊，正式於一九九三年關門大吉。不久，芙萊恩轉賣給建商，搖身變為資產階級和上層藝文圈炙手可熱的莊園式復古豪宅區。
值此，泰勒博士的心靈療癒個人史，不可避免地與英國大型精神醫療機構的沒落史交互嵌織。《精神病院裡的歷史學家》（原書名直譯《最後的精神病院：我們那個時代的瘋狂回憶錄》），是她結束精神分析「地獄」（作者用詞）旅程、重返人間後，將研究者視角與病者主體經驗交疊而成就的動人作品。
一個如伏流般貫穿全書的提問：如果作者晚二十年發病，在容許不限期安置的精神療養機構不復存在的今天，會發生什麼事？提問之下或許隱含了一名前精神病患對於當年狂亂的自己在現行精神醫療體制中究竟會變得更好或更壞的憂慮。但在個人境遇的揣想之外，它更是一個社會集體層次的質問：令療養院遁入歷史的體制變革，是否真正能為精神病患提供更適切的治療和照護？
儘管作為長期精神照護機構的受益者，作者未嘗遮掩機構中確實存在令人膽顫的暴力和不當對待，不僅由醫護人員施加於病患，亦存在病患之間。但作者筆下的精神病院面貌幽微而多重，相形之下，傅柯式或高夫曼式，將精神病院斥為污名化瘋狂、箝制自由、剝奪人性尊嚴的全控機構的控訴，顯得過於簡化。溢出常軌的瘋狂確實可能蘊藏豐沛創意，但我們不應因此或忘，瘋狂嘗試釋放的受苦靈魂，仍舊困在難以言詮的磨難中。
社區精神醫療改革運動讓精障者回歸社區生活的立意良善，但真正的改革不會在大型療養院關門後自動發生。按人口分布設置適當數量和規模的社區精神照護中心，聘任足夠數量、訓練充分的專業人員，建立使醫、護、心理、社工、職能等專業並肩合作的團隊工作模式，輔以健全的居家訪視制度，對社區居民進行認識精神疾病的衛教工作，讓精障者取回公民權、參與社區生活，進行去精障汙名化的公民意識教育等工作，無一可缺漏。
依據本書作者針對專業工作者、病友和精障權益促進團體參與者的訪談結果，所謂的社區精神醫療改革最終淪為國家健保當局削減開支的手段，去機構化之後的公立社區醫療體制嚴重缺乏專業人力，只能大幅仰賴藥物和計量的績效管理制度來維繫。至於提供完善全人治療體系的民間住宅型照護機構，唯有富豪階級才可能消費得起。
筆者較熟悉的法國，約略跟英國同步展開精神醫療的去機構化或「分區化」（sectorisation）。精神科醫師與解殖革命家弗朗茲・法農一九五○年代在法國受訓時所承襲的機構心理治療，以及各種具高度實驗性質的社會療法，將機構整體的關係動力視為促使療癒發生的關鍵，病患不僅參與自身治療方針的擬定，更參與機構集體生活的決策。這種超越症狀看見存在主體的做法，對於僅僅把精神病患封鎖在喪失行為能力者或社會潛在風險標籤下的思維來說，勢必是耗時費力又不可思議的。然而，隨著外在政治局勢、經濟景況和社會想像的變動，機構心理治療和實驗計畫在一九八○年代後逐漸消失。繼之而來的，是精神分析在法國精神醫療臨床現場逐漸勢微。最直接的效應，展現在精神科醫師和臨床心理師訓練取向的轉變上。一九九零年代前法國大部分精神科醫師或多或少接受精神分析取向訓練或薰陶；不過十年光景，大腦神經生物化學和基因病源論述迅速躍升為顯學（更正確地說，是奪回二次大戰前的主導地位），精神分析課程和療法亦逐步被偏重行為認知模式矯正、或新制約回饋訓練的短期心理治療所取代。
英、法的例子揭示了精神醫療從來不是可自外於社會、政治、經濟多角權力結構運作的封閉體系。理想上奠基於客觀中立知識體系的專業思維，實際上必須不斷地與社會主流價值體系協商。在此過程中，專業服務對象的利益，與專業機構自身發展、存續的利益之間，不見得總能取得雙贏。當講究效率、績效、競爭力、個人主義，推崇特定成功典範的經濟自由主義邏輯——很可能是當代新瘋狂型態的根源——掌控了精神醫療體制的決策階層，必然影響了學術研究及實務場域的取向選擇和資源分配。可料想的是，被期待（或想像）能在短期內令症狀消失的藥物控制或心理干預模式，較易獲得掌政者青睞，甚或被賦予更可信的科學基礎。
儘管所有初級精神醫學教科書都敘明精神疾病病源學基礎同時包括生物－心理－社會三向度，泰勒博士在本書中針對英國近三十年來精神醫療變革的觀察，卻是生理因病源論的逐漸獨大。如此，對藥物的過度依賴，甚至是電擊治療的強勢回歸，只能是必然的附隨現象。倘若在精神分析、動力取向或所謂「深度」心理治療極為興盛的西歐尚且如此，在精神疾病診斷標準化和精神病理學上緊緊追隨美國主流精神醫學步伐的台灣精神醫療體制，又會是何種景況？這可能必須等待台灣版的精神醫療主體經驗實錄，才能獲得解答。
本書貢獻最大之處，並不在於從宏觀社會歷史架構，縝密地回顧精神醫療機構興衰，及心理病理學典範與治療取向的競逐，但它包含了二個難能可貴、值得推薦的特點。其一是作者從分析者（analysand）的主體觀點，部分再現了精神分析診療現場。穿插書中的分析療程片段（行話叫vignettes），相當忠實地呈現了作者投入分析治療後所觸發的慾望波瀾，失落生命記憶的喚回，暴烈的移情關係，與分析詮釋所帶來的伴隨巨大痛苦的理解。當被封塵多年的家庭創傷記憶，未曾獲得命名的糾結情緒和游移念頭浮上意識時，她的外顯症狀加重了。在此情況下，全天候的照護成為必需。作者的親身經驗說明了精神分析治療與精神醫療機構並不互斥，而可以相輔相成。其二，書中對於病友之間關係張力與情誼的深刻描繪，在精神醫療相關著作中實屬罕見。病友間相互扶持對於心理療癒的正面影響，是精神醫療制度設計不可忽視的一環。
如此裸裎的自我書寫，即使混合著學術思考和文獻研究，仍可能激起習於筆調論理、不希望作者過多自我揭露的部份讀者的厭斥感。因此，出版這部摻揉回憶錄、民族誌、精神醫療社會史，且內容充滿強烈自傳色彩的著作，對於原出版社而言無疑是大膽的嘗試。儘管文類混雜，作者深厚的書寫功力，讓多重敘事軸線巧妙交錯而彼此呼應，也讓作品讀來宛如精神分析小說。這樣的文類，其實十分接近許多已成為精神分析經典的個案研究論著（如佛洛伊德經典案例）。惟此處，分析者自己進入了分析師（analyst）慣於占據、或被賦予的知識主體位置；這無非正是精神分析的最終目的。為此故，從分析地獄歸來的作者，可能比分析師更有能力對精神醫療機構和精神分析制度提出中肯的批判。在此意義上，本書可以說為敘事心理學、心理傳記、精神醫療史、精神分析案例研究等類別的學術著作，開創了一種新的書寫範例。
進化了的資本主義個人化工具管理邏輯思維，已如PM2.5
和各種隱形的毒性化學物質，成為當代人生活中渾然不覺的「正常」背景。傳統家庭主義所鼓吹的道德觀，也讓許多受創主體用自身的症狀承擔著隱匿家庭秘密的任務。當許多敏於真相而受苦的靈魂，發出「社會的本質不適合我生存」的呼喊時，給予她／他們精神疾病診斷，並將問題歸諸大腦神經生化或基因病變，或許是一種看起來最便利的選擇。然而，一個社會對待瘋狂的方式，恰好反映了它如何看待人和人性。我們所處的當代社會，究竟願意付出多少集體資源，理解精神症狀的根源，聆聽經過潛意識或無意識加工的心理症狀所攜帶的訊息，協助病者重返人間？這應該是泰勒博士這本著作留給讀者思考的核心問題。
彭仁郁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法國分析空間學會臨床精神分析師
台灣臨床心理學會會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