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路人的政治，隔的文學
范銘如
賴香吟算得上是個早慧的作家，十八歲就在《聯合文學》發表第一篇小說，二十七歲出版第一本小說集，爾後陸陸續續發表的作品也獲得不少注目與期待。搞不清是什麼魔障還是業障，她在創作這條路上似乎走得猶豫躊躇，磨菇著久久迸出一篇。以為她可能不寫了的時候，突然她就結集出版了，深度質感的內容顯示出其實她一直默默耕耘思索著。在她若即若離、欲走還留的磨蹭時，不僅同輩前後期的作家早就從新世代作家變成一哥一姊，後生小輩們也紛紛超車甩尾。時代的巨輪不停轉動，即使不是特別積極進取的人泰半被時間推著邁進，她卻彷彿在流光迴廊的某些關卡中梭巡，不忍逕去。或許正是猶如自我折騰般的執拗，在戒嚴時期已過去三個世代的今天，她推出了《翻譯者》這本政治小說，有系統地呈現解嚴後三十年來台灣的反對運動、社經結構以及世代差異的嬗變。
收錄在《翻譯者》的十二篇小說，五篇新作、七篇舊作，分由幾個重要的歷史階段串連起台灣三十年來的變化。從全書編目的安排就可以窺見小說家的史筆企圖。第一組小說包括五篇，以幾個朋友的際遇轉折涵蓋解嚴到第一次民選總統的階段。為了讓讀者有較為清楚的時代標記，題目直接帶入年代。首篇〈虛構一九八七〉拉開解嚴新紀元的序幕。第二篇寫一九八九中國天安門事件時台灣學生的聲援與衝擊，連帶刺激出第三篇側寫的一九九○年野百合學生運動。第四篇則以一九九四年陳水扁當選台北市長預示某種新的民主作風與文化生態的轉型。第五篇則是一九九六年無視對岸導彈威脅，台灣人民高票將李登輝送上首位民選總統的寶座，展現台灣人當家作主的意志。
如果第一組小說描述的是萌發的力量與快樂希望的契機，第二組的三篇就是期待的落空與改革的挫敗。〈台北的滋味〉藉由一九九八年陳水扁落選台北市長，探索族群階級與世代間的矛盾隔閡。〈暮色將至〉則是以二○○八年綠色執政的腐敗，敲響反對運動的喪鐘。〈後四日〉則是馬英九連任成功，寫出在野力量的持續低迷。
前兩組小說以政經樞紐的台北觀點紀年，第三組加入了地理元素，將敘事空間轉移到台南。〈島〉與〈熱蘭遮〉的時間座標為民進黨第一次執政的二○○○年，〈雨豆樹〉則在民進黨再次贏回政權的二○一六年。假使說二○○○年第一次政黨輪替象徵台灣本土性的確立以及國族敘事的再建構，因此將代表文化古都的台南作為尋根預言的原點，合理性說得過去，何況陳水扁出生台南。屏東出身的蔡英文寫下的傳奇固然可以設置在台南，代表南部意識與本土文化的再抬頭，此舉不無作家對自己故鄉厚愛（或抬愛）的私心。其中，〈雨豆樹〉是理解這一組、甚至全書關注的樞紐，作家對於歷史、地誌、政治、再現與翻譯的思辨在本篇中有非常精微的組合。特別是對喜愛賴香吟文學的研究者，絕不能錯過此篇夫子自道的論寫作。
第四組只有單獨一篇，照說應該排列的是更新近的文本。作家卻反倒以成書於一九九五年、也是本書中寫作年代最早的〈翻譯者〉壓軸，並作為提綱契領的書名，此間自然饒有深意。延續〈雨豆樹〉的主旨，〈翻譯者〉這篇中篇少作似乎早早預告了作家始終掛懷著關於溝通的可能與局限。有志「紀實｣卻又深知所謂現實的不明確性，作家動用文學理論中關於語言和書寫的辯證，為這本政治小說作後設性反思。不過，歷史興趣大於文學趣味的讀者也不妨採取古典的史學閱讀法，將此篇視同傳統史家在文末使用的「贊曰｣，為三十年來台灣民主運動的論述下一個後現代歷史觀的總結。
不忍青史盡成灰，或許是作家選擇將部分舊作與新作混合編輯出版的原因，或許也解釋了向來低調消極的她為何一反常態地推出生涯中最有主題企劃的小說集。只不過逕以史料檢索或是政治批判這類文學反映論的心態來讀這本書，恐怕得要費一番功夫才能自重重文字迷障中解碼文本的現實座標。解嚴這個歷史分水嶺，她簡短的以一句文學性修辭標示，「我的一九八七年，開始於一個傳言中的喪禮。｣一九八八年的農民運動，她好歹明白寫出五二○這個關鍵字和流血衝突的段落，對照的野百合學運卻要挪到後一年杜鵑花開的時節。諷喻陳水扁當選台北市長後帶動一批學運青年執政，只用了在異國酒後的牢騷，「他們這批年輕幕僚搞得好便能出頭，學運、助理一路跑，如今總算等到時機了，選舉過後，他們將是解嚴後第一批搶上灘頭的人。｣蔡英文落選與當選的紀年則僅摘取一小段她的敗選與勝選感言。間接隱晦若斯，莫說年紀尚輕的讀者，就連身歷大小選戰的選民們隔著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對於指涉的究竟是何年何事都難免感到陳舊而迷糊。
迂迴、抒情、生活化與大量留白幾乎是賴香吟所有小說的特色。是類美學特徵常見於日本文學，近年來王定國也以類似的小說美學在台灣文壇聲名鵠起。然而，王定國即使在敘述布局中藏鋒留白，依舊拋出明顯的故事軸線引誘讀者揭曉情節懸念，賴香吟卻連這種比較傳統的敘事甜頭都吝於給予讀者。作為一個資深小說家、尤其是龜毛的小說家，賴香吟多年來顯得踽踽獨行，並不只是因為她的產量不多且非時下熱議的題材，最關鍵的因素或許肇因於她作品中刻意營造的隔閡感。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裡主張，寫情寫景若讓讀者霧裡看花就是「隔｣，得要語語都在目前方有「不隔｣的感染力，詞家以「不隔｣為尚。彷彿要跟大師唱反調似的，賴香吟的文學風格偏好的就是隔，她的小說就像跟她的書名《霧中風景》一樣，沒有細心和耐性解讀的話，往往如墬五里之中。不容諱言，如此的寫作策略不免使有些作品流於晦澀。特別是描寫個人化題材時，取消故事情節和事件細節的後果輒被人物的情緒取代，欲言又止的空白反而須仰賴大量文化符碼填補表述。但是當她處理公共性議題時，隔的美學恰恰是最適當的書寫距離，使得賴香吟的政治小說獨樹一幟。
粗具對作家整體文學風格的認識，應該有助於理解為什麼她的政治小說刻意把歷史事件藏在後場。不僅如此，小說家還採用非直接關係人的敘述視角加大距離。一般的政治小說即使不是選擇用參與者或受害者，也是相關的家屬親友，敘述大時代下小老百姓的動盪悲歡。賴香吟偏愛的卻是路人型的敘述者。這些路人，可能是上街遊行、露宿街頭的反對運動分子，熱血應援卻不是核心角色；可能是路過或聽過某些聚會演講，算是見證歷史現場卻又證詞模糊；連土生土長的在地人，於她描寫中也會在隨著光陰流變的家鄉地景中迷失所向路，陌生隔閡之感猶如觀光過客。由這些遠端的在場者轉述串聯成的時代故事，與其說是政治小說，不如說是跌宕三十年來台灣政治生態、經濟型態、人際關係與世代文化生活的變化軌跡。大多數的台灣人，就像文本中的路人們，置身其中亦像局外之人，有介入有波及，皆難以從眾多分割畫面拼湊出歷史全景，清楚的只有喧擾躁動後漸次冷怠淡泊的情緒。
在長年講究的隔的美學中，自傳性質濃厚的《其後》應是唯一的特例。這本散文袒露不少幽密的心情，但最令我震驚的莫過於讀到作者談論到創作生涯上的陰影，「文學上，我失去了自己的角色，成了一個關係人｣。為了判斷這句話的對錯，我還認真地思索了一陣子，確認大錯特錯。就奉行文本中心而非作者中心的批評家而言，作家傳記與文友網絡並非考慮的重點。印象中我和學院同儕們在研究賴香吟的文本時，常見的關鍵詞至少有女性、政治、歷史、空間、翻譯、跨界、後設、後現代、後殖民等等。上述學術討論無一不是純就作者之書寫而論。賴香吟實在應該對自己作家的身分多些自信。否則，對為數不少的賴香吟的長期讀者們，說句重一點的話，可就失禮了。最有力的證明之一就是這本新作。《翻譯者》是賴香吟目前為止最好、最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說選集。慶幸台灣挺過驚滔駭浪的時代變革。慶賀賴香吟從迢遙曲徑裡踐證出自己獨到的美學路數。
（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特聘教授兼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