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劉以鬯
本書選取作品的期限是：一九○一年至二○○○年。
一九○一年至一九○六年，香港沒有文藝期刊。
香港最早的文藝期刊《小說世界》，於一九○七年出版，現已失存。
一九○七年年底，林紫虬主編的《新小說叢》出版。該刊第二期與第三期刊登的俠情小說《八嬭秘錄》、婦孺小說《亡羊歸牧》、怪異小說《奇緣》、家庭小說《破堡怪》、艷情偵探小說《奇藍珠》、奇情小說《波蘭公主》、科學小說《盜屍》、驚奇小說《血刀緣》、偵探小說《情天孽障》、軍情小說《女奸細》、短篇小說《噩夢》，全屬譯文，只有邱菽園的歷史小說《兩歲星》是創作。邱菽園寓居星加坡，所寫《兩歲星》是長篇。
一九二一年，《雙聲》創刊，由黃天石與黃崑崙主編。黃天石在創刊號發表的短篇小說《碎蕊》，屬於半「文」半「白」的文體。
一九二四年七月一日，《英華青年》（季刊）重新創刊，發表五篇白話小說。其中，譚劍卿的《偉影》，用純熟的白話文寫譚強華拾得錢包交還原主的故事。
一九二七年，謝晨光在上海《幻洲．象牙之塔》第一卷第十一期發表的短篇小說《加藤洋食店》，有濃厚的香港色彩。
一九二八年八月，張稚廬主編的《伴侶》創刊，被譽為「香港第一本純白話文刊物」（引自謝常青：《香港新文學簡史》，頁十九）。該刊第八期發表的短篇小說《重逢》（張吻冰作），寫舊情人「重逢」時的心思意識，手法頗新。
之後，香港新文化運動逐漸發展，文藝期刊陸續出版，值得重視的短篇小說有張稚廬的《騷動》（《小說月報》第二十二卷第一號，一九三一年一月十日）、李育中的《祝福》（《紅豆》第二卷第四期，一九三五年一月十日）等。
一九三五年九月，許地山來港任香港大學教授。他生平最後一篇短篇小說《鐵魚底鰓》，寫一個知識分子的困苦，發表後，引起廣泛的注意。
一九四○年一月尾，蕭紅與端木蕻良離渝來港。
蕭紅在香港住了兩年多，雖然「只感到寂寞」；卻寫了《呼蘭河傳》、《後花園》、《北中國》、《小城三月》、《馬伯樂》、《民族魂魯迅》、《給流亡異地的東北同胞書》等。由於對鄉土的懷念，她在這時期寫的作品都有顯明的思鄉之情。《小城三月》是她在病床上用細緻生動的文筆寫的短篇。
一九四八年，茅盾第三次定居香港，在《小說》月刊發表三個短篇：《驚蟄》、《一個理想碰了壁》與《春天》。《一個理想碰了壁》寫兩個女人的故事，有獨特的風格與結構。
一九四九年，大批文化人離開香港返回內地；另一批文化人從內地南下香港。這一批從內地來到香港的文化人，因人地兩生，謀生不易，為了吃飯，不得不寫適應市場需求的東西。
一九五○年，韓戰爆發，美國人將香港作為宣傳基地，發動文化宣傳戰。有些文化人為了賺取「綠背」（美元），大量生產「綠背小說」。不過，在「綠背浪潮」的衝擊中，流行小說十分流行。傑克（黃天石）的言情小說，讀者很多。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作家雖然處在逆流中，依舊寫了具有認識價值與藝術感染力的嚴肅作品，單是短篇小說，秦牧寫了構思縝密的《情書》、曹聚仁寫了風格特殊的《李柏新夢》、葉靈鳳寫了深入淺出的《釵頭鳳》、舒巷城寫了生活氣息濃厚的《鯉魚門的霧》、李維陵寫了電影編劇人編寫電影喜劇的《喜劇》、夏易寫了深刻感人的《出賣母愛的人》……
到了五十年代後期，「美元文化」衰落，現代派文學崛起，使部分香港小說排除了政治性、商業性與遊戲性。
進入六十年代，香港短篇小說的產量增加，值得重視的作品不少。徐訏於一九六五年發表的短篇小說《來高陞路的一個女人》寫香港小人物的事情，本土意識不淡。司馬長風的《擊壤山莊》，以沙田為背景，寫一個「輾轉流離逃入香港」的老人，雖然仍有政治色彩，卻能反映某階層的情況。盧因的《颱風季》寫漁民生活，切實動人。蕭銅發表於《海光文藝》創刊號的《拋錨》，用略帶辛酸的文筆寫四兄弟在愛情路上「拋錨」，平易自然。沙千夢的《情敵》，寫「兩個女人共一個男人」的故事，耐人尋味。張君默寫《獄吏與死囚》，頗有新意……這些短篇，涵意深刻，格不近俗，清楚顯示六十年代香港短篇小說的實績與特質。
七十年代的香港，經濟起飛，文學商業化的情況十分嚴重，出版商為了爭取經濟效益，習慣用市場價值作為衡量優劣的標準。不過，情況雖惡劣，肯咬緊牙關在逆境中奔跑的文學工作者仍在繼續努力，使關心嚴肅文學的讀者能夠讀到用生鏽袋錶象徵極權者專制的《李大嬸的袋錶》、寫老寡婦悲運的《慧泉茶室》、寫香港現實社會生活的《爛賭二》、文字清新的《主角之再造》、文簡意明的《染》、寫文革時期人際關係的《姚大媽》。
楊明顯的《姚大媽》獲第一屆中文文學創作獎小說組冠軍，發表於一九七九年。
進入八十年代後，中英談判經過周密的商談，為香港的將來作出妥當的鋪設，香港文學因此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由於思想的分界與限制已被沖淡，短篇小說步入新階段，佳作頗多：金依的《吾老吾幼》寫老婆婆與良仔被困在電梯的情景；陶然的《一萬元》寫銀行女出納員抗拒總經理的誘脅；西西的《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寫一個常與屍體相處的女人的心態；鍾玲的《終站：香港》寫一個文人的最後；葉娓娜的《么哥的婚事》通過兩代的處境反映現實；吳煦斌的《暈倒在水池旁邊的一個印第安人》，用筆記形式寫尋找居處的原始人；辛其氏的《索驥》，憑敘述者的回憶重現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香港現實；羅貴祥的《兩夫婦和房子》獲一九八五年中文文學創作獎亞軍；劉錦城的《人棋》獲一九八五年中文文學創作獎冠軍；施叔青的《驅魔》寫「我」在尋求內心均衡時與魔衝突；顏純鉤的《關於一場與晚飯同時進行的電視直播足球比賽，以及這比賽引起的一場不很可笑的爭吵，以及這爭吵的可笑結局》寫小市民的生活環境；林蔭的《險過剃頭》，用簡練有力的文字敘寫緊湊的氣氛。
從這些作品來看，嚴肅文學的活動空間顯已擴大。可是，文學商品化的傾向不但沒有改變，反而更加嚴重，尤其是九十年代，由於大多數讀者的接受水準越來越低，使大部分小說作者在市場的競爭下，為了適應市場的需求，大量生產沒有藝術價值的流行小說。嚴肅文學再一次跌落低谷，引起各方面的關懷，香港當局與文藝團體，通過文學期刊、報紙副刊、徵文比賽等活動，為嚴肅文學提供繼續生存的條件。在這種情形下，優秀的短篇還是有的。陳寶珍的《望海》、王璞的《扇子事件》、鍾玲玲的《細節》、伍淑賢的《父親》、陳少華的《漂泊》、董啟章的《在碑石和名字之間》、黃碧雲的《嘔吐》、關麗珊的《與天使同住》、東瑞的《一件命案》、海辛的《男花旦相親》、韓麗珠的《輸水管森林》、黃勁輝的《重複的城市》、謝曉虹的《咒》、陳慧的《迷路》、潘國靈的《莫明其妙的失明故事》等，各有各的風格；各有各的特質。
最後，需要說明的，有下列四點：
（一）本書入選作品按寫作或發表的時間排列。
（二）在過去一百年中，香港短篇小說浩繁眾多，即使每位作者只選一篇，由於篇幅有限，部分佳作依舊無法列入。此外，由於版權問題，有些優秀作品如張愛玲的《傾城之戀》亦未能列入。
（三）小說是不能用數學來計量的，鑒賞短篇小說並無一定尺度。本書所選作品，只是根據個人的主觀判斷。
（四）感謝盧瑋鑾、張詠梅的支持與幫助。
二○○四年七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