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烏托邦五百年與科幻─從《失落的地平線》談起
◎ 黃海
今（二○一六）年剛好是湯瑪斯．摩爾（Thomas More,
1478─1535）的《烏托邦》（Utopia）誕生五百年，學術界有紀念性會議展開。此生加以回顧，留在記憶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香格里拉傳說，閱讀《失落的地平線》，想起小時候「可愛的香格里拉」歌聲，在心裡深處迴轉，作者詹姆士．希爾頓首創香格里拉一詞，指向一個神祕美麗，環抱雪峰、峽谷、草原、湖泊、寺廟，充滿平和、寧靜，居民長壽富足的極樂之地，小說寫成於九一八事變之後，是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才十幾年，戰爭恐懼陰影未除，殘酷血腥慘象猶震盪人心，德國與日本的民主制度名存實亡，德、日兩國不約而同各自採取軍國主義政策，中國與日本逼近交戰狀態，小說描繪了一個神祕迷離、與世隔絕的人間聖地。
普世歌聲香格里拉─牽引神祕追尋
小說自一九三三年出版後，即成為世界性的暢銷書，「香格里拉」即為東、西方大眾文化所汲取傳頌，而印度、尼泊爾、雲南、西藏等地，爭相宣稱存在於境內某地，吸引遊客熱訪，直至世紀之交以至今日猶未息止；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曾經將總統在馬里蘭州的休憩地（即今大衛營）改名為香格里拉；時至今日，數以萬計的景點飯店、施設場地，爭相沿用命名，顯見人們對世外桃源、青春慢老之地的嚮往。好萊塢於一九三七、一九七三根據小說兩度拍成電影，分別為小銀幕黑白片和彩色大銀幕歌唱電影；在華人世界，一九四六年歐陽飛鶯主演《鶯飛人間》歌舞片，主唱〈香格里拉〉，紅遍全中國和東南亞，如夢似幻的歌聲，傳頌了古來桃花源的美好。
小說結尾提到，十九世紀中葉在耶拿有一位德國教授梅斯特，喜歡環球旅行，曾於一八八七年探訪西藏，從此消失，傳說他在涉水過河時溺死，隱指這位德國人就是創建香格里拉的元老大喇嘛所收留的探訪者。讓人想起德國與西藏的關係，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迷信神祕力量，相信日耳曼民族是亞特蘭蒂斯這個神族的後裔，希特勒曾經在一九三八和一九四三年派出探險隊，深入西藏，尋找沙姆巴拉洞穴，認為它是「地球軸心」，隱藏無窮能量，可以扭轉時空，藉以打贏戰爭、征服世界。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 1946─）拍攝的《法櫃奇兵》（Raiders of the Lost Ark）等系列電影已有著墨。
小說描寫西藏高原、雲南西北民族風情，雪山冰峰、高山峽谷的天堂國度，對照東晉時代陶淵明《桃花源記》，同樣是神祕縹緲、得而復失的完美理想夢土。這就是典型的烏托邦小說，科幻史上重要的文學形式；它與科幻中常見的「奇異旅行」是相同的概念，只不過烏托邦（或反烏托邦）小說是訴諸於社會科學，而傳統科幻小說或主流科幻小說則是訴諸自然科學，人文精神是必備的；因此，科學家或社會理論家，或一般的文學作家，得以用科幻小說造就不同的文學形式。
《失落的地平線》開頭以第一人稱記敘「我」聽到朋友魯德福所說，在重慶的教會醫院有一個病得很重的發燒病人，是歐洲人但身分不明，失去了記憶（註：用以模糊交代，不露破綻），會講精準的英文，被認出是英國人康威，畢業於牛津大學，在一次即興表演中，康威說自己所演奏的是蕭邦未曾出版的美妙曲子，在場的行家讚嘆此曲神似蕭邦風格，但蕭邦已是上世紀古人，康威堅稱是蕭邦的學生給了他這首未發表的曲子，暗示康威可能接觸過來自久遠時代的某個人物。之後，「我」閱讀朋友魯德福以第三人所寫，康威探訪香格里拉的紀錄，就是故事主體，結尾回到第一人稱，「我」在印度德里遇到作者魯德福，談到康威這個人，以及與康威同行離開香格里拉的神秘女孩。而康威最後則不知所終，他是兩個世界的流浪者，不斷地在流浪追尋。正是小說中一再提示的「所有最可愛的東西都是短暫易朽的，這兩個世界終究無法妥協」。
虛實交織─大框包小框的小說結構
這樣的寫作模式，立意從現實點出發，以倒敘方式建構傳奇事蹟，古典小說中常見，科幻奇幻小說為了達成合理性更有其必要。這裡舉出另一部同樣模式的作品─麥瑟森（Richard Matheson, 1926─2013）的小說《重返的時刻》（Bid Time Return）被拍成經典科幻愛情電影《似曾相識》（Somewhere In
Time），描寫利用催眠自己的方式回到七十年前經歷的美麗戀情，感動千萬人的時光旅行故事；《似曾相識》與《失落的地平線》兩部小說經營模式神似，同樣是大框包小框的結構，開始時是主角的兄弟得到這份時光旅行的故事稿子，最後回到現實，敘述者「我」，猜想主角的經歷也許只是個人的病態幻想。無獨有偶，追溯科幻小說的起源（或雛形），十七世紀發現行星運動三定律的天文學家克卜勒（Johannes
Kepler, 1571─1630）死後出版的遺稿《夢》（Somnium），敘述某人夜觀天象時昏睡過去，夢到自己正在閱讀一本書，書的內容就是故事本身，主人翁天文學家利用日蝕、月蝕的陰影，透過精靈的幫助在地球月球之間來往，文中摻雜大量的科學註釋。
這樣看起來，所有的傳奇或烏托邦故事都是一場夢，得而復失是它的共同模式，烏托邦只能存在於夢境或願景裡。
「超現實．合理化」─馬克斯理論也科幻
「超現實．合理化」是我為科幻小說找到的兩個重要的必要條件，或象徵標誌，不論烏托邦或反烏托邦小說，甚至一般的科幻小說，一定具備了「超現實．合理化」基本條件。有人說，馬克思（Karl Marx）也是重要的科幻理論家，讓人一頭霧水，使用我的科幻定義可以簡單說清楚，馬克思宣揚的是一種「超現實」（超現狀）的社會，馬克斯以理論「合理化」了未來願景；加拿大著名的科幻學者達可．蘇恩文（Darko
Suvin, 1930─）以俄國形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為基礎研究科幻，寫了許多科幻理論名著，因此，說馬克思是科幻理論家就不足為怪，絕非戲言。
瑪利．雪萊（Mary Shelley, 1797─1851）一八一八年出版的《科學怪人》（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被稱為科幻小說開山之作，小說是從北極探險的船隻救起科學家弗蘭肯斯坦寫起，他奄奄一息說出了利用屍體造人的故事，當科幻或奇幻能夠與現實無縫接軌時，由於依附現實，達到生動感人效果。敘述者從現實面的人物和遭遇出發，可以增加小說的說服力。一八九五年，英國作家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著名的《時光機器》（The Time
Machine），早在科幻（science fiction）這一名詞尚未出現的幾十年前，小說就具備了科幻要義，《時光機器》也被稱為合乎現代科幻小說標準的第一部作品，小說開頭從現實面科學論述出發，對於時間維度解釋為空間的第四維度，實際上是來自愛因斯坦一九○五年狹義相對論前期發展的基礎理論，由一個時間維和三個空間維組成的時空，為俄裔德國數學家閔可夫斯基（Hermann
Minkowski, 1864─1909）最先表述。
作為核心科幻小說的基礎，其合理化的現實依據愈堅實，愈富於邏輯性，愈有說服力；是故，從科幻角度來看，不管《似曾相識》也好、《科學怪人》也好；或是《失落的地平線》、《時光機器》，都開始於現實面，延伸向不可能的另一端，得以展開奇崛的動人情節，我們可以看到《似曾相識》、《科學怪人》、《失落的地平線》，都是從敘述者的發現展開倒敘，虛實交織，揭開浪漫傳奇。
原作者詹姆斯．希爾頓創作的靈感，經考證來自奧地利美籍探險家約瑟夫．洛克（Joseph Rock, 1884─1962），從一九二四到一九三五年間，在雲南西北部考察探險期間，發表在《國家地理雜誌》（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系列圖文報導，詹姆斯．希爾頓從未到過西藏、雲南，卻是與之形成深切關係的第一位西方人。作家是凡人，生命和閱歷有限，行萬里路不及，讀萬卷書猶可為，作家運用相關資料，吸取其中養料，於閱讀融會貫通之後，虛構形成小說骨幹枝葉完成小說，這點在我是常有的經驗，科幻小說尤然。有名的《達文西密碼》（The Da Vinci
Code）正是同一操作方式，利用既有的理論虛構發展成小說，所以作者丹布朗（Dan Brown, 1964─）曾遭人控訴抄襲，告上法庭，不過最後勝訴，因為著作權所保護的是表達方式，並非論點。
科幻核心在科技─烏托邦提出社會願景
科幻小說史上一般認為瑪利．雪萊一八一八年出版的《科學怪人》為科幻小說的開端，但是也有學者將之推向發現行星運動三定律的克卜勒，他死後由兒子整理出版於一六三四年的《夢》，小說描寫月球之旅的風貌，融入豐富的科學元素。近期的研究者亞當．羅勃茨（Adam Roberts, 1965─）將科幻（非小說論述）的起點推向一六○○年在火刑柱上殉難的布魯諾（Giordano
Bruno，1548─1600）年，因為布魯諾宣稱宇宙無限，而且包含無數個世界，被教會指為異端而活活燒死，布魯諾和他的著作和學說，被認為是科幻小說史上標誌性起點和適合人選，這也符合我在《科幻文學解構》書中畫出的圖形，將科幻理論與科幻小說合併或分開表述，名之為「科幻」或「科幻小說」各隨其便，不管小說或非小說都可以合稱「科幻」，也可以分開指涉。
對科幻有興趣者所難免質疑的是，烏托邦小說一向被列為科幻的一支，為何一五一六年湯瑪斯．摩爾的《烏托邦》，從來沒有被考慮作為科幻小說的起點？兩千多前柏拉圖《理想國》更不值一顧？一九八三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最不具科幻色彩的《蒼蠅王》（Lord of the
Flies），寫的是核子戰爭後飛機迫降荒島，流落島上一群兒童少年的鬥爭，科幻學者將之列為科幻作品，也有人說它是反烏托邦小說。二十世紀三大反烏托小說《我們》、《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我們琅琅上口；地理大發現時期─十五到十七世紀，人們渴望經由旅行找到一個不為人知的理想國度，湯瑪斯．摩爾的《烏托邦》被推崇為烏托邦小說的開端，與義大利的康伯內拉（Tommaso Campanella, 1568─1639）《太陽城》（La città del Sole）、德國安德利亞（Johannes Valentinus Andreae,
1586─1654）《基督城》（Reipublicae Christianopolitanae descriptio）、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新亞特蘭提斯》（New
Atlantis）併稱為第一波烏托邦文學高峰期作品，培根也勾勒出運用科技創造理想國的圖景；然而，在科幻小說史上卻永遠不會有學者將《烏托邦》列為科幻先驅。為什麼？原因很簡單，科幻小說的原味在於含有科技成分，而非社會幻想，至於烏托邦小說，其重點在於提出社會願景和人文思想，科技只是陪襯。
科幻原味就在科幻核心具有科學、科技含量，我想起大陸現代著名的科幻小說家王晉康所提出的核心科幻理念，他大概是在作品中最堅持科學含量的科幻作家。他說：「單就『在科幻作品中把科學當成信仰』這一點來說，在眼下的中國科幻界（不說鄭文光、葉永烈那代人）恐怕我是最虔誠者，至少是之一吧。」他是以科學體系、科學精神、科學理性和科學手法作為科幻小說的創作思維，強調「科學是科幻的元文化」核心理念。
烏托邦、反烏托邦─寓言中的渴盼與焦慮
對於烏托邦小說與科幻，這樣看也許更清楚：烏托邦小說被列入科幻的原因在於它蘊含了「超現實．合理化」。
科幻小說中有一種寫作方式稱作顛倒法或極端法，把事物推到極端的一邊或相反方向的視角，會有不同的趣味景觀，反烏托邦小說正是烏托邦的顛倒。皮埃爾．布勒（Pierre Boulle, 1912─1994）寫的《人猿星球》（La Planète des singes）將人類與猿猴顛倒了，寫成猿猴統治了人類，電影《浩劫餘生》（Planet of the
Apes）改拍的結尾，將之改變為人類的好戰毀滅了自己，地球成為猿猴所統治。倪匡短篇〈標本〉將人與外星人顛倒，外星人捕獲的生物─人類原來是最可怕的生物，所以被製成標本加以警示。倪匡科幻獎作品，將人與老鼠顛倒的〈人鼠〉（李宥樓）、劉碧玲寫出將人與機器人顛倒的〈笨小孩〉、洪平寫出將人與狗顛倒的〈開心〉、鄭年亨寫出將人與魚顛倒的〈島嶼湖〉，所有的反烏托邦小說都是烏托邦小說的顛倒（顛覆），不這樣看的話，不容易理解反烏托邦小說的思維運作由來。布雷伯瑞（Ray
Bradbury, 1920─2012）的《華氏451度》（Fahrenheit 451），小說中將消防員救火的任務顛倒了，變成是拿著噴火器到處燒書的警察。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的《一九八四》將國家政權做了顛倒，由「和平部主管戰爭，仁愛部主管刑罰，真理部主管撤謊」，意味著「老大哥」倒行逆施。《格列佛遊記》（Gulliver's
Travels）中的大人國、小人國，也是一種人物大小的顛倒，甚至寫到長生不老的的遺害，人想死也死不得，只是老衰痛苦，這是生死反諷。老舍《貓城記》連載於一九三二年的《現代》雜誌，正值九一八事變，小說講的是飛機失控降落在火星的貓國，主人翁被當「地球先生」受到貓人尊敬，貓人見錢眼開，殺人像作詩一般美妙，女人被當作玩物，貓國被矮子征服，這些所見所聞，影射的是中國。
《失落的地平線》誕生於二十世紀初葉與中葉之交世局動盪之時，帶來熱烈迴響，突顯人們尋找桃花源的渴求和嚮往，可說是湯瑪斯．摩爾《烏托邦》出版五百年來，烏托邦文學藝術的扛鼎之作，是重要的里程碑。巧合的是，《失落的地平線》出版時間與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
1894─1963）的《美麗新世界》（1932）相去不遠。《美麗新世界》與俄國的薩米爾欽（Евге́ний Ива́нович Замя́тин, 1884─1937）的《我們》（1924）、英國喬治．歐威爾《一九八四》（1948），併稱為二十世紀三大反烏托邦小說；實際上是俄國薩米亞欽的作品影響了之後的赫胥黎和歐威爾，都是二十世紀大戰恐懼和極權統治恐懼下的反諷對抗。
無論是烏托邦小說或反烏托邦小說，都是時代的鏡子，反映出世人恆久的盼望與潛意識焦慮 。
（本文作者為資深科幻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