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國之成為激辯的焦點，始自清末的改革者和革命者們有史以來第一次試圖重新定義中國。辛亥革命之後，帝國（empire）讓位於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概念，中國人開始尋求他們的現代身份，重新設計政治體系並重新書寫歷史。革命成為新的領導者在一個基於國家主權的世界中尋求合法性的源泉。他們很快就發現，要將共和國與他們繼承的政治文化協調起來異常困難。他們感到，他們的共和國既不是帝國，也不是民族國家，於是力圖通過工業文明和科學，並融合優秀傳統，來更新中國。
2008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余英時講座中提出，這種更新是過去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人努力為之奮鬥的國家重建過程的核心。從遭遇西方現代民族帝國之後，清帝國的精英們就力圖通過革命來抵禦外來控制。遭到失敗之後，他們轉而訴諸傳統以保持其作為中國人的意識，同時對那種將中國置於邊緣的主流世界歷史話語提出挑戰。
反思正在進行中的全球化過程，我想起錢穆1952年出版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這本書幫助我重新思考中國歷史。我特別感興趣的是中國人如何以中華民國取代了清朝政府，以及為何這一民族主義的大膽嘗試出人意外地以1949年中國共產黨的勝利而結束。1952年，離這一震驚世界的事件僅僅三年，我對此記憶尤深。
余英時當時是錢穆的研究生，因而他應該讀過這本書。像他的老師一樣，余英時也是一個為環境所迫，不得不從外部省察中國現代化道路之變遷的局內人。他們兩人在寫作時，都懷着今日不復多見的對中國轉型的一種感情。在經歷了中國的革命和現代化之後，他們都離開大陸，繼續探索是甚麼使得中國的政治和文明如此獨特。
不過，我對中國國家的思考來自一個通常從外部來看待這一主題的華人的視角。大約60年前我去造訪錢穆的時候，我的研究課題是關於康有為和孫中山及其在英屬馬來亞的經歷，以及他們與大量生活工作於殖民環境中的中國人的交往。他們兩人都看到了西方在亞洲擴張的一些影響。馬來亞提供了一種英帝國的視野，即以在倫敦的英國政府的眼光，或者從航行於各大洋的艦船甲板上來看待世界歷史。對於他們的帝國歷史學家來說，中國是遠方一片離奇的大陸，處於全球海上強權的邊緣。相比之下，中國歷史學家們則在調整他們的世界觀，以對這一動態系統中的強弱對比作出反應，並使中國找到自己在新的全球話語中的合適位置。
本書中的論文，代表了我對中國人努力建立現代國家和文明的理解。他們解讀歷史，以求找到理解這樣一些問題的線索：中國人如何應對，諸如在兩千年帝制之後建立一個民族國家的問題，以及他們如何通過擁抱現代性來復興獨特的文化傳統。對於這個主題，中國國內及海外已經有了大量的相關研究，這裏所集結的論文並未涉及當前學界的所有討論。我也意識到用英文寫作必然影響我對中國發展進程的描述。有時我所用的詞語無法傳達中國人對自身和外部世界的所思所想。我意識到，努力將中國土生土長的概念與源於歐洲史學的概念相匹配，這本身就是正在進行的更新過程的一部分。我相信，為了理解推動當今中國發展的動力，其他人跟我一樣，也不得不接受這樣的狀況。
王賡武
2012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