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憲政論

上卷 義理
第一章、儒家憲政之形而上本源
一、敬天之確立
二、天不言
三、天文與人文
四、人文之治
五、結語

第二章、儒家憲政之根本原則：天下為公
一、公平：普天之下人人平等
二、公有：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
三、公民：人皆為治理之主體
四、公論：言論自由
五、共和：君主制只是權宜之計
六、公治：選賢與能
七、公政：王道不偏，全民政府
八、公義：見義勇為，積極政府
九、公天下：和而不同的天下情懷
十、餘論

第三章、儒家憲政之義理與制度
一、周秦之變：國家權力統治及其困境
二、第二次立憲：從統治到治理
三、多中心治理之儒家義理
四、文化復興，治理重建
五、結語

第四章、儒家憲政之歷史大勢：第二次立憲
一、秦：錯失第二次立憲
二、董仲舒—漢武帝更化：第二次立憲之典範
三、第二次立憲之周期性出現
四、歐美之第二次立憲現象
五、第二次立憲之基本模型
六、結語

下卷 更化
第五章、八二憲法與儒家憲政
一、《共同綱領》創立革命憲法範式
二、繼續革命的憲法精神及其困境
三、八二憲法之歷史文化條款
四、歷史文化條款之寫入與闡釋
五、憲法序言第一段與中國故事、文明復興
六、結語

第六章、通往儒家憲政：論憲法修訂
一、憲法須守護道統
二、憲法語言之中國性
三、憲法價值之中國性
四、憲制架構之中國性
五、結語

第七章、儒家憲政民生主義
一、作為秩序構建之道的通三統
二、儒家之作為中華性之本
三、儒家的憲政主義傳統
四、儒家的民生主義傳統
五、反復其道，天行也

第八章、儒家憲政論申說
一、何以只是儒家的憲政？
二、儒家憲政不是儒教憲政
三、儒家憲政無違政教分離原則
四、儒家何必憲政？
五、儒家憲政與心性儒學
六、何以是憲政，而非民主
七、義理：儒家之憲政理念
八、歷史：中國之憲政傳統
九、現實：憲政之中國形態
十、開放的儒家憲政規劃
十一、結語

 

序

　　止於儒家憲政的學思之路

　　儒家憲政是中國政制演進之最可能方向，且我相信，唯有依據儒家義理建立良好政制，中國之社會政治秩序才能保持長久穩定。 然而，當筆者提出儒家憲政論，學界、尤其是公共輿論界，批評之聲居多。對這些懷疑，我很少直接回應，而以之為動力，盡自己之心力，更為深入、細緻地思考，以求儒家憲政義理之完整和融貫。 本書算是近年來對儒家憲政之義理探索之總結；借此機會，也交代一下自己從思想上走入儒家憲政之路，或有助於讀者理解本書之論說。

　　一、河殤一代

　　80 年代中期，入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讀書。之所以主動選擇讀歷史專業，乃為弄清縈繞心頭的疑惑：中國何以至此貧窮、落後、混亂境況，又何以走出此種局面？故當時身在歷史系，卻有強烈現實關懷，尤其喜愛理論思考。由此難免在文化上成為激進分子。 此乃時代使然。這時代之弄潮兒是過去三十多年來主宰思想文化界的「80年代知識分子」，其人生經歷普遍如此：生在紅旗下，長在毛主席的懷抱；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又被迫「上山下鄉」；70年代，成為「批林批孔」的主力，大寫所謂理論文章；鄧小平復出，復得以上大學，所謂「老三屆」是也。這一代人可稱為「紅衞兵一代」。我上大學時，他們已畢業，並掀起文化思想之大潮，其基本傾向是激進反傳統。 他們之前的兩代人，受新文化運動影響，也持反傳統立場，但畢竟，幼年受過家庭、社區風俗之熏染，對傳統尚能手下留情；或者雖反傳統，身上仍可見傳統之遺韻。在這批 80 年代知識分子身上，傳統則蕩然無存，其對傳統之態度是激烈而粗暴的。可以說，中國思想學術與傳統的真正斷裂，最早發生在這代人身上，而風雲際會，他們主宰70年代末以來之中國思想文化界長達三十年之久。好在近年，他們終於到了退休年齡。 身在此環境中，血氣未定之青少年，自易受其影響，故當時認可「中國需要三百年殖民」之類高論，告別黃土文化、走向藍色海洋文明的吶喊，也聽之無疑。猶記得1988年在大學宿舍之活動室與同學觀看電視政論片《河殤》之激動心情。故我這代人大體可稱為「《河殤》一代」，精神成長時期完全籠罩在紅衞兵一代之下，「被激進」是不可逃避的，其文化傾向也基本上是激進反傳統；而因為閱歷不多，見識較少，比之紅衞兵一代，實際上更為膚淺。

　　二、錢穆先生

　　命中注定經歷一次轉變。考上研究生之後，查出患有慢性疾病，乃休學一年，回陝西老家農村養病。有此生命經歷，思想發生較大變化。故 1989年秋季學期返校之後，不再那麼激進了。 決定畢業研究方向時，選擇錢穆先生之歷史文化思想作為研究對象。為此，在北京圖書館港台閱覽室研讀錢穆先生的著作。如今，二十多年過去，當年讀書景象，仍歷歷在目。當時思想受到很大震撼，因為，錢穆先生提供了全然不同的中國歷史敍事：既不同於已令人生厭的官方歷史學，也不同於當時最為時髦的文化激進主義歷史敍事。當時，對錢穆先生所倡導的對自身文明歷史之「溫情與敬意」，未必全然理解，但轉回自身文明歷史之思想種子已然種下。而今回首自己十幾年來的思想學術努力，其實大體在錢穆先生範圍之中：重視歷史，但重在求歷史之常道；此道在經中，故而同樣重視經。儒家憲政之論，即由經史參讀、互證，逐漸浮現、顯明。 近幾年，因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從事通識教育、開設中國文明文化史課程之需，重讀先生《國史大綱》，又有很多收穫；為教學便利，乃以此書為本，而予以擴展豐富，作《國史綱目》（海南出版社，2013 年），從中國內部視角重述中國歷史；同時，重讀《政學私言》等先生論政之書，卻猛然發現，原來先生就是儒家憲政論者！故 2015 年先生誕辰兩甲子紀念日，乃以弘道書院名義，發起在常州大學召開學術研討會，專門討論錢穆先生之政治思想。而檢索一番之後發現，這是當年唯一紀念錢穆先生的會議。

　　三、哈耶克

　　90年代初畢業之後，因服務於公眾媒體，寫作時事評論，乃關注當時正在大陸興起之自由主義思潮。但經過錢穆先生之熏陶，已有保守心智，故當時即自我標榜為「古典自由主義」。於西方自由主義思想人物中，最為偏愛出生於奧地利、活躍於英美學術界之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世紀之交那幾年，曾投入相當精力譯介哈耶克思想，如翻譯《哈耶克傳》（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繁體字版，台北：康德出版社，2005；修訂再版，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並推動成立「華人哈耶克學會」，每年召開一次思想學術會議，討論哈耶克思想和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其中在香港舉辦兩次，在台灣舉辦一次。 哈耶克當然是自由主義者，此為大多數中國自由主義者所肯定，哈耶克在經濟方面的論述甚至已成為不可懷疑之教條。不過，尊崇哈耶克教條之人士通常忽略哈耶克思想之另一面：肯定傳統。在20世紀激進主義甚囂塵上之思想氣氛中，哈耶克哲學思考之主要貢獻在於堅定反對「理性至上主義（rationalism）」，在他看來，極權主義之哲學源頭正是理性至上主義。他提醒人們注意理性之限度，重視傳統之於自由之重要意義。據此，在美國，哈耶克被歸入「保守主義」譜系。 對哈耶克思想的研究，引發我深入中國傳統，從而有儒者之自覺。說起來，這樣的轉向有點可悲：身為中國人，卻不能不借西人思想為中介，返回自身思想文化傳統。當然，錯不在我，從20世紀初開始，中國自身的知識傳統斷裂，學校所教授者就是西學，自身思想文化傳統被取消，乃至於遭到批判。凡接受過較好教育的學人與各領域社會精英，在知識上都是非中國人。只有幸運者，因某種特殊機緣，才有可能轉回，大多數則處在扭曲的生存狀態：身為中國人，對中國文化幾乎一無所知，卻近乎本能地反感、排斥。我想，自己尚算幸運者，在激進反傳統幾乎是本能之文化政治大環境中，得以碰到哈耶克，最終返回中國。但現在想來，碰到哈耶克，也非偶然，而須感謝錢穆先生所埋下的心智之種子。 當然，正是我的回歸傳統，讓很多過往的思想同道斷定我背叛了自由主義。若自由主義以激進反傳統為其核心訴求，那我要說，經錢穆先生熏陶之後，我從來就不是此類自由主義。這類自由主義其實與其所反對的思想政治，比如毛澤東之「文化大革命」，共享相同之觀念：你說傳統是封建的、專制的、落後的，主張全盤西化，為此而主張摧毀傳統，毛氏文革不正做此事嗎？余英時先生說，文革的思想根源在新文化運動，確為不刊之論。正是由於哈耶克，讓我與此類自由主義分道揚鑣。事實上，自研究哈耶克之後，我對現代中國之自由主義傳統多有批評，後來結集成書：《嵌入文明：中國自由主義之省思》（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4）。

　　四、奧派經濟學與普通法

　　不過，我的學思並未停留於哈耶克：歷史學訓練出來的心智總喜歡追根溯源，研究哈耶克的我希望了解哈耶克思想之源頭何在。對此，哈耶克本人倒是再三再四之說明其思想之源頭：於經濟學方面，在奧地利學派經濟學；政治理論方面，在英國保守主義傳統、蘇格蘭道德哲學，以及英格蘭普通法傳統。 於是，首先做了幾年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譯介、研究工作，比如組織翻譯《奧地利學派譯叢》（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華人哈耶克學會也是重要的平台。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在大陸影響逐漸擴大，自己也有一份功勞─以至於偏左的人士說，對於極端經濟自由主義教條在中國的傳播，你要負責任。不過，我自己又一次逃跑了：此類奧派經濟學，有時被稱為「國奧」，很快把某些思想、觀念教條化為不可懷疑的真理，大張旗鼓地宣傳。我向來厭惡這種「真理黨人」，乃退身而遠之。圈子裏紛紛說，我背叛了，其實，我只想靜靜。 在另一個線索上，我進入英國思想和制度傳統中。一度，喜歡伯克（Edmund Burke）的保守主義，又研讀休謨（David Hume）、斯密（Adam Smith）之論說。浙江大學出版社翻譯出版蘇格蘭道德哲學傳統代表人物的著作，參加過其中若干次討論，雖然未作專門研究。 下功夫較多者為哈耶克思想之另一重要源頭：英格蘭普通法傳統，尤其是1600年前後現代轉型過程中基於普通法傳統之法律與政治思想創新，其代表人物是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ke）。曾動念頭翻譯其三卷本文集，並已翻譯出其中一部分，只是判例集充斥法律英語，翻譯難度太大，況且時間不敷，只好作罷。不過，圍繞着這一主題，翻譯過幾部相關著作，據此提出過「普通法憲政主義」概念，既是對英美憲政傳統之概括，也有意運用於中國。唯這方面思考始終不成體系，只是零散談論而已；高全喜教授在闡明其政治憲法學理論過程中反覆予以批評，但這個概念有人援用。 我的西學歷程到此也差不多結束，因為得到了深入理解儒家義理之鑰匙。

　　五、儒家憲政論的提出

　　孔子思想，可用「仁」、「禮」二字概括。仁之大義易明，禮之內涵不彰。古人謂三代皆行禮治，在儒家之社會治理體系，禮治也至關重要，五經中有《禮經》。然而，禮究竟是什麼？禮治究竟如何運作？古人知其然，現代人幾無生活經驗，不知其然，要麼迴避，要麼扭曲，比如批判、破壞禮教就是新文化運動之核心內容，今人也不斷拾此牙慧。 對普通法的研究，讓我得以理解三代之禮的性質及其運作機理。簡而言之，普通法就是禮，兩者都運作於封建制中，三代之禮治，即類似於英格蘭普通法下之法治。由此認識上的突破，得以理解三代歷史之關鍵；而洞悉三代禮治之機制，也就能理解儒家何以在禮治趨於瓦解的時代依然主張禮治；後世儒家也確實在新的制度環境下，盡可能重建禮治。 由此，自己對中國歷史形成一番全新認識，乃撰寫《華夏治理秩序史》，計劃寫作多卷本，首先出版了前兩卷：第一卷《天下》，敍述中國之誕生；第二卷《封建》（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探討封建制之架構及其運作機理，側重於疏解禮治之大義。由於此書規模龐大，一時半會兒無法完成，乃作《國史綱目》。這樣，歷史的研究暫告一段落。 正在此歷史研究階段，逐漸提出並論證儒家憲政論，由三部分論說組成： 第一部分，從義理上闡明儒家的社會治理構想有憲政之義，也即：論證儒家尊重個人自主，主張社會自治，致力於規範和約束國家權力。 但受反傳統之傳統和扭曲的歷史敍事之影響，人們難以相信這種說法，故有第二部分工作：論證歷史上儒家曾建立過憲政制度。龐大的歷史書寫計劃即為此而展開。 完成上述義理和歷史論證後，展開第三部分工作：論證儒家憲政可行於當世。歷史上儒家建立的各種制度值得今日創制立法者參考，比如以教育為政制之基礎，選賢與能，由此形成士人政府。當然，儒家憲政也對西人發明之各種制度開放，只是反對全盤引入西方政制。 之所以在歷史研究過程中得以提出儒家憲政論，或許是因為自己畢竟出身歷史專業訓練，習慣從歷史看制度之流變；恐怕也是因為在上述三部分研究中，對制度之歷史性研究實屬關鍵：憲政有賴於有效制度之運作，僅有義理是不够的，唯有從歷史上證明儒家曾發明諸多制度能收今日所言憲政之效，儒家憲政論才能成立。按孔子所指示的創制立法之道，今日儒家憲政設計各項制度，恐怕必須參照歷史上的各種有效制度，予以組合、發展─雖然，有不少制度，「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也即，依儒家義理，參照西方制度，自行創制。

　　六、儒家憲政論的深化

　　上述歷史研究旨在為儒家、為中國歷史、為中國文化正名。有了這一歷史確證之後，我主要轉入經學領域，致力於運用自己所掌握的全部知識解讀經典。過去幾年，先後出版《治理秩序論：經義今詁》（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建國之道：周易政治哲學》（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等著作。目前完成《論語大義淺說》、《堯舜之道：尚書帝典、皋陶謨大義淺說》等著作，2016年陸續出版。接下來還會繼續解讀經典。 由此，對聖賢開啟之成人之道、合天人之大義有所體認，對中國治理之道的理解更為深入、細緻，並將儒家憲政置於天人之際進行思考。由此確信，儒家憲政之精神基礎是敬天，治理機制是人文之治，宗旨是《周易》〈乾卦彖辭〉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各種社會治理主體在多個維度上創造合適條件，讓每人生命向上成長，彼此間形成良好關係。 天人之際的儒家憲政，不似中國以西諸民族兩三千年來一以貫之的做法，把社會治理奠基於神教信仰；也不似現代西人那樣，以政治神話如「人民主權」為憲政之預設。儒家憲政相信，敬天之人可「明明德」，自明其德，從而可「里仁」、「克己復禮」。由此，人可組織起來，自我治理，「齊家」進而「治國、平天下」。故儒家憲政之起點是平實的，而又有向上提撕之力量，不僅可行，而且優越，比華人世界目前所行之各種體制更為優越，比西人目前所行之主流體制更為優越。 凡此種種，或可視為圍繞儒家憲政論之第四部分論說：作為政制的儒家憲政置於整全的天人秩序中，以見其直抵生命本源之獨特意義。這是儒家憲政有別於、或者超越於當下中國種種憲政論說之處。那些基於外來思想和制度所構建的憲政論說是純政制的，無法照顧身在中國之共同體成員的安身立命，如《大學》所謂「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之貫通無礙。唯有儒家憲政，徹上徹下，整全而圓融。 基於這一點，我對儒家憲政之前景充滿信心。儒家憲政也是走向「和而不同」的天下秩序之較優政制方案。

　　七、人能弘道

　　重建儒家憲政之最大障礙，是歷史終結論的思維方式。震懾於西方之富強，現代中國接受過西式教育的精英，幾乎都是歷史終結論者：中國文明已死，歷史正在終結於歐美現代，中國的唯一出路是全盤自我改造而歐美化。今日諸多憲政論說均有這一傾向，儘管其所嚮往之歷史終點，各有不同，但都在西方。 歷史終結論造成了可怕的心智封閉。歷史終結論者總是呼籲人們開放。也許，這種呼籲在20世紀初是有益的，但晚近以來，此所謂開放日益成為自我封閉，因為他們所謂開放，只是照抄，完全放棄思考之重負，不斷重複西來之咒語，坐等良好秩序之神跡降臨；此神跡對文化無知之中國精英群體有很大吸引力。 儒家憲政論者曾花費很多精力自我辯解，試圖喚醒處在現代神話蒙昧狀態中的這些可憐人。還好，歷史終結論正在被誰也未曾預料到之歷史進程所終結。21 世紀以來，諸多巨變讓歷史終結論神話走向瓦解，連福山也改了口風。儒家終於得以喘了口氣，在大陸快速復興，構建儒家憲政之可能已隱約顯現。儒家憲政論或許將進入第二個階段：一如今日之儒家整體，將不再是批判、反駁、辯解，而是構建、推進和踐行。 故本書只是儒家憲政論第一階段之成果。其論證是初步的，還須細化、深化、調整；最重要的是，對儒家憲政論者，前面還有極為廣闊的理論空間有待拓墾、耕種。筆者在此願意聲明：在儒家憲政論中，無所謂政治的真理；儒家憲政論者不相信人可設計出完備的、從而終結歷史之政制；儒家憲政論者只是致力於「推明治道」，也即確定關於優良治理之大方向和若干基本原則。此義理體系類似於持續成長的生命體，它長成什麼樣子，取決於人作出多少努力。子曰「人能弘道」，以此自勉。

　　八、關於本書

　　立憲者，國之大事也。本書收錄筆者近年來圍繞儒家憲政所撰寫之主要論說，多已公開發表，具體發表媒體如下： 第一章，原以〈中國治道探源：敬天與人文之治〉為題刊《人大法律評論》，2015 年第2 輯，總第19輯（2015）。 第三章，原以〈治理之儒家義理、中國傳統及其重建〉為題刊俞可平主編：《中國治理評論》，第七輯（2015）。 第五章，原以〈從革命到文明：八二憲法序言第一段大義疏解〉為題刊《法學評論》，第 2 期（2015）。 第六章，原以〈論憲法的中國性〉刊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6 月號（2012）。 第七章，其删節版刊《開放時代》，6月號（2011）。 第八章，下篇刊《天府新論》，第 3 期（2013）。 後序，原刊《中國法律評論》，第 2 期（2016）。 以上諸篇收入本書，其主要論說一仍其舊。為保持全書脈絡貫通，增補若干字句，予以串聯，有些篇章略有增補。為使全書結構完整，另撰寫兩章，即第二章和第四章。以上八章，編為上、下兩卷： 上卷「義理」，疏解儒家經典關於社會治理之大義，參照歷史經驗，以揭明儒家社會治理之道，也即儒家憲政之初步義理。第四章特別指出，儒家憲政是中國政制之常道，但在漫長歷史中多有反覆，此為中國歷史之顯著特徵；過去百年中國人破繭而出之政制嘗試，不過是反覆出現的歧出之最新一次，而今日中國正處在又一次回歸常道的過程中。 由此轉入下卷「更化」，探討當下中國通往儒家憲政之路。自以為第五章較為重要：現行中國憲法〈序言〉第一段構建「文明中國」敍事，確立「歷史」為基本的憲法和政治方法論，確立「文化」為國家塑造和維護良好秩序之根本。本段統攝憲法〈序言〉，進而統攝整部憲法，赫然有回歸文明中國之大義在。也就是說，即便激進革命的領導者，也在中國文化籠罩下，尤其是鑒於「文化大革命」之慘痛教訓，而於自覺不自覺之間回歸中國文化，並將歷史、文化寫入憲法，從而打開本書所討論的「第二次立憲」之大門。此義甚為深遠，筆者已就此展開研究。 感謝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社長朱國斌教授邀約，此書得以面世。期待學界批評指正。創制立法者若能參考其中一二，幸莫大焉。

　　歲次乙未，時在仲冬，蒲城姚中秋自序於北京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