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劉曉波的成熟
劉曉波被判重刑後，高瑜介紹說：「曉波自辯中有這樣一句話： 『二十年來，支持我、給我力量的是劉霞的愛。』捷克駐華使館的女公使聽到後感動得哭了。劉曉波法庭陳述得以表述的最後一句話是： 『希望我是中國最後一個因言獲罪的人』」。
這一幕，讓我聯想到哈維爾在獄中寫給妻子的第十三封信：「親愛的奧爾嘉：我現在還沉浸在你昨天來看望的回憶中。和往常一樣， 這對我是一劑強心劑，或者如牢裡說的，『一筒』（指監獄給犯人打藥）。但這次你肯定覺得我多少有點心不在焉，有些尷尬和惶惑⋯⋯ 實際上我的內心很沉靜。你所說的一切我都仔細聽了，我對你講的一切都很感興趣。你說的每句話我都記住了，而且事後在心裡回味了好久⋯⋯。」
曉波被捕一年的那些日子裡，官方一直在尋找判決他的最佳時機，外界也猜測紛紜。我很受不了這樣的一種等待，有點覺得被污濁政治所戲弄，於是找出一本書來讀，以蕩滌內心的難過，這本書就是《獄中書—致妻子奧爾嘉》（Dopisy Olze: cerven 1979- zari 1982）。我讀著這本書，也嘗試找感覺給曉波和劉霞寫點什麼。
曉波陳述的最後那句話，再一次讓我感覺到他的成熟—雖然二十年來我一直可以點點滴滴地感知這匹「黑馬」的成熟，但這一次是震撼性的。私下裡我對朋友說，曉波有自我犧牲的傾向，一直有當一個譚嗣同的衝動，我是不贊成的，我實在很不願意他去坐牢，他是這些年極少有的成熟了的異議分子，各方面都成熟了，卻要白白地去坐牢，外面卻無成熟的領袖，亂哄哄的，潰不成軍；我也很痛惜劉霞，那麼好的一個姑娘⋯⋯。
我見證曉波的成熟，只是透過文字。我編輯他的文章，眼看著他的汪洋恣意漸漸消退，冰潔堅韌的邏輯力量和理性精神，也漸漸昇華起來，那是這二十年裡國內知識界一派賣弄、掉書袋風氣中，一股罕見的涓涓清流。曉波從來不缺自信，他就是太自信了，睨視群小的那股勁兒總也克制不住。他是從看不起學術界，走向看不起政界的，可是跟無恥文人打交道，完全不同於跟無恥政客打交道，那還是個不管身後洪水滔天的政權。
相反，他走向政治，又是出於一種敬畏，他敬畏「六四」死難者和「天安門母親」—我這樣猜測。說到敬畏，就帶出另一種東西：恐懼。曉波寫過一篇文章《超越始於恐懼》，承認恐懼，並進一步論證人類為了擺脫恐懼，才去超越的，沒有恐懼，人類就只能平庸。那篇文字很短，卻試圖闡明一個很艱深的問題。
中華民族自「六四」後真是被恐懼魘住了。這也不奇怪，經歷過餓死四千萬人的「人相食」式的大饑荒、歷時十年全民廝殺的文革，還有更早的鎮反、肅反、反右、「四清」等等，這個民族早就嚇破了膽，而長安街鎮壓（坦克、達姆彈）還是前三十年沒有露過面的殺手鐧，當然具有震懾作用。如今這個「喪魂失魄」的民族什麼都有了，就是沒有「膽」。這一點，正是劉曉波存在的歷史意義。那塊土地上中國快十四億人了，不能只出楊振寧、錢學森、余秋雨，現在出了劉曉波這麼個「有種的」，也算這個民族有救了。你瞧他說得又是那麼藐視一切：
「我更欣賞虛幻信仰崩潰後的絕處逢生，欣賞那種面對廢墟的樂觀抗爭。」
這毋寧是對近二十年他自身姿態的描述。極具張力的是，這一次他的狂狷，卻走了一條最溫和保守的非暴力抗爭路線。他不顧一切的反對激進、流血。他也在深仇大恨彌漫的一個社會中，很費力地劃出所謂「灰色地帶」，希望預留出跟體制對話的空間。他跟張祖樺一起，就像林培瑞教授所解讀的，採用最普世的語言，如捷克《七七憲章》、法國大革命《人權宣言》、《美國憲法》、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甚至八○年代初臺灣「美麗島」黨外人士理念等等，撰寫發表了一個屬於全人類的《零八憲章》。
然而，政治現實的嚴酷，和民間的愚鈍，乃至國際間的勢利，卻讓曉波承受了代價最大的後果，中國稚嫩的溫和幼苗著實被嘲諷，而這個國度已經激進並暴力迴圈了百年；甚至挪威仗義執言，以「諾貝爾和平」精神褒獎了他，經濟強大的中國也對這個北歐小國狂施報復。在劉曉波個案上，人類精神赤裸裸地被物質力量所羞辱，這也是可以載入史冊的！
國事已荒涼，民族在鼾睡，而且還在夢裡咬牙切齒。今天不論是「○○後」還是「QQ群」，鮮有幾人還知道劉曉波這個人了。中國歷史斷鏈，記憶破碎，屢試不爽，又豈止這一次？這個文明難以積累精神遺產，卻能輕易創造令世界驚豔的物欲奇蹟。相比之下，劉曉波的思想，是太前衛了一點，由此加諸於他的折磨，首先不是牢獄之苦，而是精神寂寞。在未來和道義上，曉波早已戰勝了中共；但是他並未贏得世俗大眾，因此他在「民主政治」上輸了這一局。這是他的宿命。中國政治尚在前現代，玩的還是叢林法則，他贏的機率本來就是零。
但是，我們回眸往昔，僅只短促的半個世紀裡，中國的殺戮、饑餓、整肅，完全發生在國際視野之外，又有多少先驅者屍骨無存，姓名湮沒；即便是曾經驚世駭俗，名震宇內的先覺者，如劉賓雁、方勵之等，甚至近年才「考古」出來的烈女林昭，又何曾為國際社會所知，榮獲過什麼讚譽？乃至中國人再三地呼喚「中國的沙卡洛夫」。在這個意義上，曉波又是幸運的。他第一次將中國人的抗爭，提升到了「普世記憶」（universal
memory）的層次。他哪來的寂寞呢？他比他的前輩們少付了太多的代價，而他所肩負的責任也前所未有。他還年輕。
——蘇曉康（著名作家，電視劇《河殤》作者。現為《民主中國》雜誌社社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