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窪添慶文教授《魏晉南北朝官僚制研究》中譯本之出版，應是中國史研究的盛事。我因為一些機緣，成為這本中譯本出版的主要規劃者。我以這個身分，為本書作序。
窪添慶文教授的史學專業，是中國魏晉南北朝史。他曾任高知大學、御茶水女子大學與立正大學教授，目前已從大學教育工作上退休。長期以來，窪添教授是日本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代表性學者，曾擔任日本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會會長，其著作等身，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就是展開於各位讀者面前的這本書。
窪添教授於東京大學求學階段（大學部與研究所），即1960年代至1970年代前期，正是西嶋定生教授發展其中國史、東亞世界論並與研究生們組成研究團隊的時期。由於西嶋教授等幾位東京大學的中國史大家的卓越成就，使東京大學成為全世界中國古代史研究的重鎮。包括窪添教授在內，當時屬於這個研究團隊中的年輕學者――日文稱作「若手研究者」，其後都在學術舞臺上擅場一方，成為史學界領導人。若以學術分工來說，窪添教授負責魏晉南北朝史，尤其是北魏官制，他從1980年代以來就是日本史學界在這個領域的專家。另舉幾位我認識的學者及其研究領域：池田溫教授之漢唐間律令制研究；金子修一教授之漢唐間東亞世界的國際關係；尾形勇教授之漢代皇帝制度研究；鶴間和幸教授之秦漢帝國形成研究；李成市教授之古代東亞世界中的韓國史研究；平勢隆郎教授之先秦歷史與考古。其中也有臺灣學者，如：鄭欽仁教授之魏晉南北朝官僚制研究；高明士教授之唐代東亞世界的政治與教育。我無緣參與這個團隊，常想見當時的盛況。
學者間有「東京學派」之說，雖也有異議。無論有無這個學派，東京大學的東洋史研究自創立以來，有非常明顯的學風與特色。我們可以用幾個概念歸納之，即疑古、實證與史料批判。扼要言之，歷史學研究必須建立在文獻解讀的基礎上。任何歷史學的成說，如經學中的說法、從社會科學或民族主義而來的信念，都須通過史料的解讀才能確立或推翻。歷史學研究一定要有史料中的史實，但史料要經過批判才能利用，此即史料批判的研究方法與信念。
對於中國古代史研究而言，史料批判是非常重要的。從世界史的觀點來看，研究者仍抱怨史料有闕，但中國古代史的文獻不算少，尤其是官方留下來的著作，如正史。只是這些正史的史料要轉化為史實，必須經過考證工夫，不可以只相信「史料會說話」。《魏晉南北朝官僚制研究》一書主要的史料來源是《魏書》，我們可以說這本書是以《魏書》為基礎所展開的北魏官僚制研究，再擴及整個魏晉南北朝。窪添教授對於以《魏書》為主的相關正史，作出綿密的考證，建構以實證為方法得出新的歷史知識。本書的若干部分也包括了考古出土文物的研究，尤其是墓誌銘，用以證明若干官制。本書日文版出版之後，作者在期刊上發表新論文，主要是以出土文物論證這個時期的官僚制相關歷史，讀者可自行參考。考古出土推陳出新，某些新史料會使本書的若干考證面臨修正必要，這是史學研究的常態，不足為奇。無論如何，本書展現了文獻研究與史料批判所能達到的高峰，並成為其後研究的基礎，我深表推崇與敬意。
至於《魏書》在東京大學的研究，其因緣是1960、1970年代西嶋定生教授在東大發展東亞世界論時，也是江上波夫教授等人的北亞史觀點下的騎馬民族征服王朝論大盛時期。北魏的歷史是東亞世界與北亞（或內陸亞洲）的交會，自是討論騎馬民族征服王朝論的重要對象。若要研究北魏史，《魏書》是重要史料，而《魏書》雖列正史，在當時研究的成果卻不多。於是西嶋定生教授在東大組織了「魏書研究會」，由於研究領域之故，窪添教授是該研究會的核心成員。該研究會的成員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是以抄卡片的方法抄錄未經標點的《魏書》中的語彙，在西嶋定生教授的主導下，計畫出版《魏書語彙索引》一書。但世事難料，後來因電腦化與資訊檢索的普遍運用，尤其檢索正史更是便利，這類索引書的實用價值降低了。為紀念西嶋定生教授的功績，魏書研究會仍如約出版該書，只是未料西嶋教授於1998年因病猝逝，出版時間則是隔年的1999年。儘管有些遺憾，《魏書語彙索引》一書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日本學者是如何地毯式的研讀《魏書》，其實功不唐捐，本書就是成果之一。
推動北魏史研究，是我們要翻譯這本名著的目的。從1970年代中期算起約30年，本書代表了這個時代以北魏為主的魏晉南北朝的官制研究。從今天歷史學研究現況來看，本書的討論仍極具價值。近年來，內陸亞洲史研究蔚為一時風潮，騎馬游牧民族、歐亞大陸農牧混合地帶、征服王朝等歷史的研究，都有突破性的進展，名著迭出。這樣的研究當然衝擊了東亞世界論。歷史學研究不是在比誰的大理論是對的，我想西嶋定生教授也不會認為他的東亞世界論是不用隨著研究開展而修正的。其實，他的學生們在這個工作上已作了很多。從東亞世界論的立場上看，作為東亞史與內亞（北亞）史交會的北魏史，當是一個研究重點，值得再推動。
甘懷真（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