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歲次己巳長夏，得讀英華近著。《末代皇帝的後半生》搜羅博泛，筆墨清新，允歎觀止。爰詠二絕，聊志觀感：
概得一生輝董筆，
借題懲毖鑑前車。
撫衷回首滄桑易，
伏櫪黃粱夢覺時。
口碑市巷爭先睹，
不脛欣傳貴洛陽。
革面洗心何等事，
古今中外莫尋常。
愛新覺羅‧溥傑
序
人道主義工程的光輝
賈英華的《末代皇帝的後半生》，歷經滄桑，終於問世了。對於它的問世，我覺得有必要說幾句話。
眾所周知，進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在百花盛開的園地中，忽然興起了一股「皇帝熱」，繼而又擴散為「皇族熱」。在書攤上，末代皇帝尚未辭位，「皇父」、「皇叔」、「皇弟」、「皇妃」、「御妹」、「公主」……便相繼登堂，接着有關的甚麼「傳記」、「軼事」、「自述」等等，也紛至沓來。
對這類作品的出現，我為其中向讀者提供了不少史料而喜悅，同時也不無遺憾地感到不安。我的不安，還不在於馮牧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提到的，嚴肅文學受到商業文學的衝擊，讀者減少，陣地受到嚴重蠶食，而在於某些「皇」字頭的作品給讀者造成的混亂。而且這類很難說是繪史紀實的作品，又是借「史料」、「紀實」( 甚至藉助於權威的題簽) 之名出現的，使人真偽難辨。
誠然，寫作中如果調查失實，甄別失當，因此造成史料不實，也在所難免。但如事後作了更正，也能得到讀者的諒解。我就有過教訓，寫過一篇關於溥儀後半生的採訪散記（即〈從一個人看一項偉大的工程〉，刊於一九八○年《啄木鳥》創刊號），忘記了「兼聽則明」，未從其他方面採訪查對，落了個「偏聽則暗」，以致部分情況失實，謬誤流傳。我在這裏特向讀者致歉並請勿再引用。我想，無心的失實畢竟與虛構史料、臆造傳主思想的問題性質不同。紀實作品不是創作小說和劇本。即使是小說和劇本，故事主幹也是不能背離歷史的。
誠然，對同一歷史現象可以有不同的見解，允許見仁見智，也可以展開討論。但有的問題就不是見仁見智的性質。例如日本製造的「滿洲帝國」，該不該承認？這本不是該有爭議的問題（連溥儀的生父都是不認這個傀儡帝國的。《載灃日記》上就記載着，在日偽統治下有一次舉辦戶口登記，載灃先生告訴族人，不要在「國籍欄」上填「滿洲國」，要填上「中國」）。可是現在不少的作品中，卻把溥儀在偽滿時娶的妻子稱為不加引號的「皇妃」（把婉容看做「宣統皇后」，還勉強說得過去，因為當時的中國政府確實和清室簽過一個「尊號不廢」的《優待條件》），好像「滿洲帝國」又被承認有了合法性。這就不能用「見仁見智」來解釋了。
我覺得賈英華寫的這部《末代皇帝的後半生》可貴之處，就在於寫作態度嚴肅，使用材料也翔實豐富。他是確實下了一番苦功，經受了一番磨難的。
我第一次知道英華其人，是在一九七九年群眾出版社約我寫溥儀後半生進行採訪的時候。後來我改變了主意，只寫了一個中篇報告文學（即上述的《工程》）。放棄了寫書的計劃，原因就是我知道了英華早已為寫這個題材做了許多的資料工作。我衷心期待他早日推出成果。不料等了幾年，不聞消息。直到一九八六年春天，群眾出版社王蘭升陪英華送來初稿，我才知道他遇到了不小的挫折。他走的路堪稱艱苦辛酸。當年辛勤採訪的材料和整出的初稿遭到剽竊，當初的合作者也發生了難以理解的變化。他有苦無處訴，只得以頑強的毅力從頭開始。但打擊也是磨練。為了堅持完成這項寫作，他擴大了調查面，幾年間跑了數萬里路，訪問了三百多人次，翻閱了不知有多少箱的檔案故紙。為了提高知識與寫作水平，還修完了大學歷史系本科。就這樣，終於寫出了近六十萬字的初稿。
這部手稿在我的手上，未曾開卷，就使我感到了它的分量。乃至閱罷，我越發感到他的寫作經歷和付出的勞動非同一般，其內容之翔實豐富，史料價值之高，是一看便知的。有的情節固屬平敘，無可獵奇，卻是出於嚴肅認真的態度並付出了辛勤汗水的。作者為了核實查訪，竟千里迢迢北到東北，東至蓬萊，南至雲南，乃至訪英期間，也抽暇在圖書館查找資料。例如，他僅為了撰寫「與毛澤東共餐」一節就採訪了不下二三十人，其間歷經兩三年。可以說，作者當時是在業餘時間基本靠自費到處奔波的。
要了解溥儀的後半生，不單是了解他的生活、活動，還要了解他的思想軌跡。據我所知，溥儀回到北京後的八年，是曲折地前進的八年，是超越了撫順時期達到一個新的精神境界的八年。從他對待朋友（過去是沒有的），對待家庭（與過去是完全不同的），對待疾病和死亡（與過去觀念是截然相反的）等的態度上，從對於他具有重大意義的幾項活動上（植物園的勞動，對前半生的重新總結、認識，對外交往與其他社會活動，結婚與婚後生活，對「文革」的態度等等），我們可以看出，他並不是一路順風，而是有曲有折的，但確實是不回頭地前進。在他的後半生中，不難看出，就其改造溥儀靈魂的艱巨工作中，周恩來總理始終堪稱這項偉大工程的工程師。溥儀有歡樂也有苦惱，他有幸福也有不幸的問題，他有成就也有挫折。然而，正是從這些曲折中，我們才看到他如何對待人生，如何一心為做個真正的人而努力，才看到他思想的昇華，才看到一個真正的溥儀。
英華寫的這部書，雖然在表現這個主題上還有不足之處，但並沒有把溥儀寫成又回到撫順時期的「感恩」階段，也沒有寫成專出洋相的滑稽形象。我們通過書中客觀描述的溥儀的晚年，他對不斷惡化的病情，他對「文革」現象所表現的沉重感，以及他對老幹部挨批鬥現象發出的驚呼聲中，不難看出他和我們一樣，正開始思索着。
我相信這部書是足夠我們對這個思索者進行探索、研究，並由此可以窺見改造人的這項偉大的人道主義工程的光輝。
李文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