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文１
這是最壞的時代，也是最美好的時代
從事金融業多年，一直對Stephen Roach印象深刻，他是少數從九○年代起就關注中國發展的西方經濟學家。二○○七年，他在美國國會聽證會指出美國持續的過度消費、中國嚴重的依賴出口經濟，終將成為世界經濟的隱患。果不其然，二○○八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後，再平衡成長（re-balancing
growth）成為討論的重要議題，印證了他的觀點，奠定「華爾街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的地位。作者深入研究美中兩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互相依賴關係，是筆者看過類似題材中最有趣的著作之一，故非常樂意推薦本書給各界。
本書在序言中即點出美國和中國是二十一世紀最重要雙邊關係的核心，也是現今瞬息萬變之全球經濟的關鍵。美中兩國要如何從病態的共依存轉型再平衡？Stephen Roach提出新美國必須再次成為生產者導向的經濟，新中國則必須調整成更消費者導向的經濟，但這樣結構性的變革，對兩國都是吃力的工作，卻又是必須面對的課題。
三十多年來，美國與中國的經濟陷入「共依存的成長陷阱」。美國依賴中國提供低廉的商品滿足其消費者，而中國的龐大經常帳順差則提供美國長期過度消費、儲蓄不足所需的外部融資。兩國都需要再平衡成長，中國必須降低經濟成長對淨出口及投資的依賴度，才能使經濟成長變得更可持續，紓解環境汙染、所得分配惡化等問題；而美國則必須重建儲蓄，斷絕過度消費和龐大赤字預算。
美中兩國的經濟，現在都來到轉型的臨界點，如果雙方無法用互信的態度，以合作共存代替關稅壁壘及非關稅障礙，將引發經濟、金融戰爭，為此，他在第十章編了一套經濟戰爭的劇本（事實上，部分劇情已上演），雙方似處於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emma），包括：美中之間可能陷入報復性關稅循環、中國劇烈減持美債，使美國利率快速上升致經濟崩解等。作者憂心忡忡提醒大家要嚴肅面對，因為全球都無法置身事外。
「……事實證明，中國GDP成長的嚴重放緩，對世界其他國家而言是毀滅性的發展。東亞的主要經濟體──日本、南韓和台灣──立刻陷入衰退，因為他們屬出口導向的成長。類似的情況也表露在中國的資源供應鏈──從澳洲、紐西蘭到加拿大和巴西。……仰賴中國資本設備需求的德國，也開始反轉，還拉著頗為僵化的全歐洲經濟體一起陪葬。」（見本書第十章）。或許有人會因為Stephen
Roach這個劇本而對未來感到灰心，不過，變動雖帶著危機，在兩國的再平衡策略下，卻也充滿商業機會，我們依然可以找到商機。最後就用雙城記「這是最壞的時代，也是最美好的時代。」一起互勉，共迎未來的新局面。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王濬智
推薦文２
中國的經濟崛起能挑戰美國的霸權嗎？
《失衡的經濟》這本書在談全球化之下的失衡與再平衡，一方面提供總體經濟的視野，另方面也提供地緣政治的觀點，於是我們看到經濟中有政治，理論中有歷史，是典型的跨界之作。
當世界跨過新世紀時，我們看到了由美國與中國主導的G2體系的成形，這是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國際關係的主要架構。對這個架構的探索已經是當代社會科學的顯學之一，台灣在這方面的好奇與飢渴是值得鼓勵的，因為在G2體系中台灣居於相當特殊的地位，一種其他強權無法取代的關鍵地位。
《失衡的經濟》的出發點，是將美中兩國定位成不對稱下的互相依賴。一方面，美國提供出口市場給中國，讓中國可以推動出口導向的經濟成長模式，進行落後追趕 ;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發揮了自身的勞力、土地與政策優惠上的優勢，不斷吸引外來投資，累積貿易順差，成為外匯儲備大國。
另方面，中國提供過剩儲蓄給美國使用，大量購買美國公債，使美國能保持較低的長期利率，從而支撐起超前消費的經濟模式。中國的「世界工廠」角色也穩定了美國的物價，於是當通膨受到控制時，美國可以維持較為寬鬆的貨幣政策。
從國際政治來看，美中兩國是互相提防與互相對抗，但是在國際經濟方面，美中兩國是互相需要與互相依賴。這樣的關係，我把它稱為「互相綁架說」。因此，美中兩國形成了「競爭中有合作，合作中有競爭」的關係，誰也吃不掉誰。
《失衡的經濟》先從歷史的不同階段，來探討這個互相綁架的過程。然後，從再平衡的角度，去理解未來雙方需要做的改革。書中其實不斷地在問兩個問題 : （一）美國真正在乎的是什麼？（二），中國真正要面對的挑戰又是什麼。
中國經濟肯定要調整成內需導向，同時，要從代工走向品牌，從模仿轉向創新，從「世界工廠」轉型成「世界市場」。有進步是好事，但是光是進步是遠遠不夠的。中國還需要創造一個吸引人才的大環境，需要有自己的哈佛、史丹福、麻省理工這樣的世界頂級大學，讓人才來匯聚。中國還需要讓人民幣國際化，接受資金自由移動所帶來的風險。
美國則需要啟動創業與創新的動能，推出新產業與新市場，同時，要增加儲蓄，降低對外國儲蓄的依賴。更根本的，美國需要改變政治僵局，讓民主的運作更有效率。
《失衡的經濟》於是關心一個問題，那就是G2能穩定嗎？台灣在這裡是唯一能把中華文化介紹給美國，把資本主義與民主介紹到中國的溝通平台。可以想像在未來，台灣還可以有重要的角色要扮演。台灣要開始習慣於從一個更大的架構來理解自己 : 那就是說，美中兩國都不想看到台灣倒向另一邊去。所以，台灣將會左右逢源地成為G2體系的一個平衡者。
那麼，到底中國會不會完成她的經濟崛起，成為美國霸權的挑戰者呢？我想你可以在《失衡的經濟》這本書裡找到線索的。也許我們可以這麼說，中國的經濟崛起只有在美國無力阻止的情況下才會真正站穩。到那時，你會記得由於這本書的啟發，這個問題其實是永遠無解，但卻永遠吸引人。
AIA Capital財富管理公司首席經濟學家、財訊雙周刊專欄作家 吳嘉隆
序
中國和美國──或者該說是中國「對」美國？差別在於這個二十一世紀最重要雙邊關係的核心。由於中國五千年的歷史遠遠超越僅約二百四十年的美國經驗，拿這麼一個古老文明和一個相對年輕的國家相提並論，看似魯莽之舉。但無庸置疑的是，這兩個當今世上最大、最強經濟實體的交互作用，確實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美國和中國的關係，或許正是如今瞬息萬變之全球經濟的關鍵。
但那個關係卻受到一種獨特的病變折磨。兩個國家都深陷共依存的羅網。中國愈來越需要美國維繫其經濟發展策略，在此同時，美國則重度依賴中國做為其經濟成長的主要來源。心理學家提醒我們共依存固有的不穩定性──這是一種只會隨時間惡化的共同病變，此徵候亦適用於經濟。若不加以治療，共依存對美中兩國的經濟，都會是莫大的風險，世界其他國家也將深受其害。
但在評估美國和中國共有的病變時，有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美中兩國的受害程度不見得一樣重。因此，有可能會出現不對稱的處理機制，也就是其中一國深陷的行為會比另一國更具毀滅性，甚至一國比另一國先開始治癒。共依存並不代表兩國須為病變歷久不衰扛起相同的罪責。它僅強調這種暗中加劇的反饋迴路，具有雙向的特性。美國對中國做何反應，強烈影響了中國對美國的回應。
二○○八美中反轉關鍵年
近年來有兩起事件對於共依存的美中關係格外重要。首先是橫跨二○○八至二○○九年，由一場肇因不同以往的金融危機所引發的大衰退。由於事發於美國，因此許多與美國市場密切連動的發展中國家，紛紛開始懷疑本身的策略。他們之所以懷疑，不只是因為美國向來是支持多數出口導向經濟的主要需求國，更因為那場危機使美國喪失了模範的地位。
如此的事態發展，猛然搖醒中國。迅速擴張的出口，一直是中國成長方程式中最有活力的面向。這場金融危機和其後續效應──現今不斷由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閃耀地凸顯──很可能會對中國強大出口機器的外部支撐，構成長久的衝擊。另外，近年來中國的驚人轉變，即從蘇維埃式的中央計畫轉變成市場取向的社會主義，相當程度也受到令人嚮往的美國夢所塑造。現在，那場夢也破碎了。
中國面臨的持續性挑戰，並非單從其對外聯繫和後危機時代的外需沉抑而起。中國本身的錯算，也引發嚴重的內部問題。而歷經三十多年令人咋舌的成長後，現今中國正蒙受國內經濟失衡之害──從所得不均、過度耗用資源到環境退化及汙染。大衰退既暴露了美國的失衡，也顯現了中國的失衡。
近年來美中關係的第二個轉折點，反映了華盛頓長久以來將自己造成的問題，怪罪他人的惡習，這種推卸責任的行徑也符合心理學家的典型診斷。近幾年，美國國會兩度差點針對中國實施貿易制裁，以反制其可疑的貨幣操控政策。現今民主黨和共和黨員的意見甚少一致，但在失業率創歷史新高的年代，他們倒是夥同一氣怪罪中國害美國受苦──遭逢前所未有的儲蓄不足。
如果這樣的法案實施了，將會對所有從中國運入美國的商品，課徵極高的關稅。這種做法，不只是對中國和愈漸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供應鏈，產生壓倒性的重擊，也會在美國招致反效果。它會提高美國進口貨物的成本，因而對已財力拮据的美國家庭，造成嚴重傷害。它也可能會使美元大跌或利率狂升，或兩者皆是。
美國消費泡沫破裂
在劍拔弩張的政治氛圍裡，美國國會宣洩怒氣是意料中事。但我們難以預料政治恫嚇會不會或在什麼時候成為事實。萬一真的立了法，美中貿易摩擦實有可能損害許多國際貿易與全球化最重要的利益。不當的貿易制裁將是自一九三○年代初期的斯慕特─霍利（Smoot-Hawley）關稅法以來，華盛頓最大的錯誤經濟政策。最起碼，這場先前難以想像的惡夢，現在完全可以想像了。
我們究竟是怎麼走到這個地步的？美國究竟是如何揮霍掉它曾經無人能撼動的全球經濟領導地位？中國也有落入同樣陷阱的危險嗎？為什麼美國可以如此輕易拿中國當代罪羔羊？那是華盛頓不顧一切力保霸權的最後一口氣嗎？那是否象徵一個新階段的來臨，代表一個強權的式微和另一個強權的崛起──美國的世紀演化成中國的世紀？那是否彰顯了一個根深柢固、彼此對彼此的誤解呢？
這些問題只是一系列已流傳多年的敘述的一部分。我們很難明確指出那是從何開始，又是從哪裡開始。但無庸置疑的是，美國對於為成長而成長的執著，確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那種心態最終儼然成為一種規範，繼而仰賴資產和信用泡沫來維繫虛假的繁榮。
同樣重要的是，中國依賴美國的繁榮假象。中國把美國的成長視為理所當然，只會在事後問問題，並運用美國成長的果實，做為本身發展策略的基礎。這每一個趨勢都扶養了另一個趨勢，讓中美兩國都能推動經濟成長的外殼，但最終雙雙陷入險境。
虛假繁榮的時日必不長久，必有由泡沫支撐的特大號失衡出現。失衡無法久繫，而大家都知道布幕終將拉下，就算他們認為時間不在眼前。但二○○八至○九年的危機令人不得不相信，落幕的一刻無法拖到更長遠的未來；它已經來臨。支持美國消費狂熱的泡沫已經破裂，連帶終止中國的偽出口榮景。
中國驚醒
然而，在大衰退之前，一切看來是那麼永續不墜。中國給了美國人一個廢止經濟學基本法則的途徑。美國人可以過入不敷出的生活，也讓中國人得以如法炮製。或者該說，他們都以為自己可以。二○○八至○九年的嚴重經濟衰退戳破了這種幻象。皆陷入偽繁榮的中美兩國，現在需要新的處方來維繫經濟成長。
中國和美國都需要學習艱辛甚至令人煎熬的課題。由於後危機時代的餘震，仍讓美國搖搖晃晃，中國不能再指望鼻青臉腫遍體鱗傷的美國消費者，支持它的出口和維繫它看似無可搖撼的經濟力量。美國也不能回到以前的泡沫經濟，重蹈覆轍，這次危機和其蕩漾餘波，清楚凸顯了美中共依存的關係。兩國都必須認真地攬鏡自照。
那並不容易。拒絕承認、沉溺於共依存的病態，在這兩個國家皆根深柢固。相較於接受再平衡和結構性變革的艱難任務，兩國覺得期待「回到過去」容易得多。但在這個世界相互依賴的腳本裡，這個希望完全就是癡心妄想。
物理學教我們，動能是強大的遏止力。心理學家告訴我們，破除舊習並不容易。而經濟史上的經驗證明，結構性變革往往是令人痛苦而冷冰冰的。但歷史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意外事件所扭轉──地緣政治的發展、天然災害或技術突破。雖然我們不可能預測意料外的事，但絕對值得深思，什麼可以促成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實體，再次並肩同行。
中國似乎明白了。自鄧小平時代開始，現代中國最強大的力量之一就是策略──尤其是經濟政策和宏觀管理。而中國最近採用的新策略，就需要從根本重新平衡中國經濟：從愈來愈難以為繼的生產導向出口模式，轉向國內民間消費和較服務業導向的成長。這將使中國不再一心執著於急速經濟成長，而能將注意力轉向為「質」的成長面向，那是中國之前一直忽略的部分。再平衡賦予中國一個契機，可轉型為更輕巧、更乾淨、更綠、更永續的經濟。
誰是美國最後的機會
美國似乎不明白。對於一個經濟立基於「看不見的手」的國家來說，策略並非易事。雖然嚴重失衡與泡沫成形的警訊昭然若揭，美國仍強烈傾向恢復已隨歲月凋零的處方：消費者導向的經濟成長。如果美國有紮實的工薪階層基礎且關注其競爭優勢，會投資民眾和公共建設、以國內儲蓄資助投資，那另當別論，但上述事項近年來美國一項也沒做，因此幾無可能重現這種魔法了。
共依存即將戳破美國的牛皮。中國正藉由重新平衡大步前進，這個轉變將大大衝擊疲累的美國成長模式。隨著中國消費者紛紛甦醒，中國的儲蓄將下降，其國際經常帳剩餘（current account
surplus）會隨之減少，進而降低對美國國庫券和其他美元資產的需求。身為世界最大的國際借款人，存款短缺的美國將非常難以償還它最大的貸款國。那最起碼會壓縮美國在國際資本市場借錢的條件──又給我們一個理由，強調利率和美元的潛在動盪風險。如果事態如此發展，其反饋效應只會讓已在抑止美國經濟成長的逆風，更強更狂。這些在中國製造的壓力，已經臨頭──不管美國喜不喜歡。
美國必須努力思考它將如何因應改頭換面的中國。共依存如聚光燈，打亮也侷限了美國的選擇。一如中國，美國必須拋開對於過時成長處方的錯誤假想，非擁抱再平衡不可。重新平衡的美國經濟，存款較多、從資本支出和出口汲取更多支援的經濟，應能為美國扎下維繫未來成長的良好基礎。但如果美國繼續抗拒再平衡，未能凝聚政治意志力加以落實，就會在新中國嶄露頭角後遭遇迎頭痛擊。
透過共依存的鏡片看這個挑戰，可為美國的成長困境帶來重要的一線生機。中國的再平衡應視為美國的機會，美國長期復甦的基礎。亟需成長的美國，不能再仰賴消費狂熱來解決它最棘手的後危機問題：過多的失業與低度就業勞工。由於異常蕭條的美國消費，可能維持後危機時代的基準，出口及投資──投資它的人民、投資公共建設和新的生產能力──是補償慢性成長不足的唯一希望。
對於這個共依存的故事而言，中國潛在的出口富源是格外重要的層面。中國是美國第三大也是成長最快的出口市場。光是基於這個理由，要振興美國出口，就必須大幅提高美國製商品運往中國的量。美國擁有一條能在新中國開創銷售佳績的產品線──尤其是汽車、飛機、電器、藥品和精密機械。
一如中國，美國的竅門在於實行──在這個例子，是指被挖空的出口產業，能重振競爭力，以及持續針對中國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進行談判。極化的國內政治只會使等式更趨複雜，尤其是近來華盛頓以貿易制裁威脅中國的強烈傾向。如果美國選擇此途，勢將引發北京的報復行動，而這將使美國出口業者，無緣參與即將襲來的這波中國消費浪潮。
美中走在十字路口
最後，或許心理學家說得對：無論對於人類或經濟，共依存都不是穩定的狀態。這是在吃自己的肉。儘管過去中國和美國看似共生的關係讓雙方互蒙其利，但他們現已越過永續性相互依存的那條界線。美國的過度，已成為中國非持續性發展的食糧，反之亦然。這對雙方構成嚴峻的挑戰。
再平衡是不穩定共依存的唯一長效性解方。這需要耗費巨大的心力、自律和時間。也需要前後一貫的行動綱領──或可稱為策略。中國精通此道──美國則厭惡任何帶有計畫意味的東西。雖然吉凶未卜，但這不應被視為世界兩大經濟體之間的競賽。問題不在於美國要怎麼打敗中國，而是怎麼讓自己取得最大的進步；中國的問題也是如此。
如果事情這樣發生，美國和中國的再平衡不僅對雙方至關重大。它可能成為重塑全世界的事件。在歷史的關鍵時刻，經濟權力的重組常與軍事力量及地緣政治穩定的重大移轉息息相關。史學家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在《霸權興衰史：1500至2000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衝突》（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中主張，強權的興盛和毀滅就反映了這樣的板塊移動。類似命運也等待著美中的再平衡嗎？
這樣的可能性不容輕忽。從許多方面來看，美國都非常符合甘迺迪筆下典型衰敗強權的條件。美國據估擁有無與倫比的強盛軍力，國內經濟基礎卻逐漸腐蝕，這兩者的失衡其實就與甘迺迪所言之「地緣政治過度擴張」模式相當一致，這種模式可一路追溯至十六世紀初歐洲王朝的崩解。若將美國的情況並置於中國崛起的背景之前，輔以新領導人習近平所擁護、令人嚮往而洋溢國族主義的「中國夢」意象來看，這兩個國家的共依存，很可能已經步入越來越不穩而危險的階段。
結局會是如何，誰也說不準。權力重組的可能性──先是經濟，最後是軍事──絲毫不能排除。比較保險的說法是，美中雙方的策略性思考和經濟管理技巧，可能決定這一次轉型能否既穩定又和平。
儘管很少人會質疑無縫再平衡的迫切性，但若將視為理所當然，就未免天真了。兩國領導人必須嚴肅地承擔經濟與地緣政治不穩定的風險。共依存的診斷，開出它自己的療法──圍繞著一種來自經濟重組與再平衡的新認同。雖然美中兩大經濟體，應該會愈來愈堅強而終究愈來愈不相互依賴，但增進雙方無比重要的關係，仍是任何療法的關鍵。
這個論題會引發嚴重關切不是沒有原因。大衰退和貿易關係一再惡化，使兩國都來到非常滑溜的斜坡邊緣。中國夢會遇上美國儲蓄短缺經濟的危機也是如此。兩國需要領導力、政治決心、共同價值和相互信任來建立更永續的關係，長期為愈趨不穩的失衡所苦，美國和中國已來到經濟旅程的關鍵十字路口。他們能否從虛假的榮景，躍入較持久安穩的境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