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為甚麼我們要認識俄羅斯和伊朗……
沈旭暉
陳婉容在大學時期是我的學生，後來再聽到她的名字，是在報章讀到她的文章，當時儼如一個年輕版張翠容。後來她的身份又成為了「南韓駐港領事館外交部國際政治研究員」，和我做訪問。後來又發現，她寫的國際關係評論愈來愈多，而且大都是關於一般人忽略的第三世界；再後來還知道，她打算到海外進修，如無意外，大概很快成行。
其實，這樣的生活，放在其他地方，可說是平常不過。但當我們生活的時空名叫「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她的人生選項，卻顯得卓立獨行。無論是哪個世代，這裡都習慣了朝九晚六的辦公室工作為常規，任何走出溫室的決定，都彷彿驚世駭俗，「讀國際研究來做甚麼」，也就成了比「為甚麼要讀書」更理直氣壯的「人生智慧」。陳婉容走到今天，卻證明了路是人走出來的，為大眾帶來國際視野不等於沒有市場，不呆在同一個辦公室也不等於三餐不繼。這樣的訊息，比主旋律的成功故事更發人深省。
更重要的是，本書收錄的文章，並非為了國際而國際，並不「離地」，反而對香港有很大參考價值。例如普京在俄羅斯的維穩方式，「伊朗式民主」的設計和智慧，我們都似曾相識，一般人卻說不出背後的所以然。要是沒有相應的國際視野，就是要為身旁的「在地」議題把脈，也容易斷錯症。我們在學院常有比較政治課，但真的能做到比較政治的人卻寥寥可數，反映這條路是孤獨的。無論陳婉容要成為戰地記者、還是更在意為港人提供通識智慧，都希望她能堅持下去，為我城的國際研究再放異采。
（沈旭暉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
序二
闖蕩世界的渴望
周澄
話說這一篇短短的序，拖延了兩三個月也未能動筆。期間婉容當然追殺不懈，我也老實地答她，「除了愛慕之情，我實在想不到要寫甚麼啊……」。素以霸氣迫人為名的婉容，聽罷當然不收貨。但我知道，婉容等了一等，還是要把這空出的一頁留給我，無非是為了感銘彼此的情誼。
知道陳婉容這個大名，是在中大讀書的時候。她比我早畢業，讀書時我們並不相識，只是在某些友儕圈子聞說過她頗為高傲，僅此而已。當時偶然接觸到她的文字，莫名地感到投緣，但知道她是名校高材生，又經常周遊列國，自覺是兩個世界的人，所以未有高攀。一如對窗的鄰人，偶爾暗瞥觀照，不求妄越距離。
大學時代，一直忙於各樣學生組織與社運參與，基本上沒有甚麼閒錢去遠行，名副其實就是一條「窮港燦」。但儘管如此，從小愛看世界歷史故事、外國電影電視的我，從來都沒有忘卻闖蕩世界的渴望。作為一些人口中的「左膠」，我也對戰爭與殖民歷史斑駁的發展中國家格外有興趣。畢業後，因此把心一橫，去了菲律賓為一間非政府組織工作。本來計劃是留一年，但工作期間有點不盡如意，留了半年就決定回港，從新計劃自己的路向。回港前，我不知為何，竟然鼓起勇氣，透過facebook給婉容寫了一個不長不短的訊息。客套話當然有，但大家都竟然分享了一些當時對理想、對位置的困惑。如今看來，那些互勉點到即止，我當時沒有想過之後會和婉容成了密友，由國際時事本土議題、人生志向旅行大計到女生之間的私密八卦無話不談。
自小喜歡收到朋友在路上寄出的明信片勝於一式一樣的手信，但誠如前述的原因，我一直是收件人遠多於有機會寄予朋友。那時還未熟稔，厚著臉皮請婉容寄明信片給自己，她的旅途閱歷與流麗的筆跡徒添重量。因此，到我也開始不時獨自遠行的時候，我也沒有忘記在路上給她寫明信片。一次，我大意答謝她啟發我有更多勇氣去跨越未知的疆界，後來她割愛將她在格魯吉亞買回來的史太林叔叔珍藏明信片寄給我，其中一句是「其實你也影響了我很多」。她常說，在認識我之前，她很討厭處女座，因為處女座不論男女，都無一例外是尖酸挑剔、斤斤計較的完美主義者。但她說，我的完美主義卻是待人以寬，偏偏執著挑剔自己、鑽牛角尖，忽視自己的優點。
知道婉容將過去的文章重編出書，著實為她高興。推薦的話也不用我說了，讀者自會知曉。假若到我將來也獨立著作成書之時，也必定有一版留給她。（不過屆時，希望她不會像我一樣拖延吧，哈哈。）
自序
自由的狐狸
哲學家伯林（Isaiah Berlin）說過，知識分子有兩種，一種是狐狸，一種是刺蝟。古希臘寓言有云「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刺蝟只知道一件大事」（the fox knows many things, but the hedgehog knows one big
thing）—所謂術業有專攻，要做好學問，似乎必然要做刺蝟；但人亦貴自知，如果天生就是狐狸，對甚麼事情都好奇心過了頭，沒有辦法心無旁騖地鑽研一件事情，那麼，當一隻稱職的狐狸，也許就是我之所能做到最好的事了。讀書時期以為自己一目十行過目不忘的本領很了不起，長大了就自知其實沒有甚麼驚天動地的才華，才能甚多但學不見得有專精，要將勤補拙又受天生慵懶性格所限，所以且行且書，在紙上流浪的生活，倒也快活。能夠攀越自己的限制自是強人，然而做自己所喜歡的事情，而且用心地做，心懷純粹不計後果地做，也不見得是軟弱吧。
這本小書就是我當一隻狐狸的思考筆記。這些年來，反覆從一道邊界跑到另一道邊界，從一本書翻到另一本書，重重複複幾乎完全沒有計劃的積累，原來畢竟有所造就，那些見聞與知識，在某種時刻竟有機會連結起來，成就我不曾想像的事。一年半以前，從一種截然不同的生活，無心插柳地栽進寫字生涯的我，絕對想像不到在短短五百多天之後，第一本著作就會出版，而主題正是我心所繫的中東，一片在他人眼中神秘甚至野蠻的大地。
收到出版社邀約後，我嘗試在中東的瘋狂與喧鬧之中抽離，整理我關於伊斯蘭世界政局的評論文章與記事。這才驟覺書寫伊斯蘭世界，從來不是容易的事。大學時代，我重重複複的讀了薩依德（Edward Waefie Said）的著作，記得他在《遮蔽的伊斯蘭：西方媒體眼中的穆斯林世界》（Covering
Islam，「Covering」一字是歧義，兼有「報道」及「遮蔽」之意）裡說過：「沒有任何一種宗教或文化群體會像伊斯蘭教一樣，被斬釘截鐵地認定將對西方文明造成威脅。」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興起，加上九一一以降主流媒體的渲染，又為這種成見多添了幾分怖慄想像。
二零一一年「茉莉花革命」震動了整個世界，讓人重新思考伊斯蘭主義（political
Islam）與憲政民主結合的可能；兩年後埃及再次變天，初始萌芽的民主政體又似被推翻，歷史到底還是沒有終結。然而這一場革命終於叫世人體認，所謂伊斯蘭世界的同質性不過是想像的產物，這片土地有原教旨主義者，有心向民主自由的革命分子，有提倡政教分離的世俗主義者，也有人相信政教合一或大阿拉伯主義，才是伊斯蘭世界對抗新殖民主義的利器。這片被稱為烽火大地的土地如同世界縮影，值得我們花更多心力去觀察和關注。
第三波民主化從一九七四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起，把半個地球捲進了走向民主的道路之上；既然連許多「專家」—正如薩依德說，太多「專家」喜歡就伊斯蘭議題說話，但那些人根本不了解伊斯蘭世界—眼中永遠不會接受民主的中東，也在茉莉花革命中迎向了民主化，香港一定不會是例外。過去十五年來，香港一直處於政制改革爭議的風口浪尖上，社會抗爭一場接一場，反對派分分合合，一片混沌。從脫殖到尋找身分認同，以至嘗試從這種半民主的曖昧不明狀態走往真正的民主，香港要走的路，其實跟許多普世經驗互為鏡像。所謂國際，其實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遙不可及，那麼事不關己。
普世經驗互為鏡像
茉莉花革命從北非始席捲阿拉伯世界，然而當中有成有敗；敘利亞從此陷入內戰，利比亞在內亂後成為了人道干預的對象，埃及似乎成功，但及後又證實根基不穩，突尼西亞偶有騷亂但似乎又在慢慢建立民主政制。成敗的因素的除了是這些國家各自的歷史發展階段，迥異的文化、經濟脈絡，公民社會成熟程度的分別，還有政府在威權轉型向民主之時的種種政策。從埃及的例子，我們或許可以理解所謂堅實的民主願景，還有茁壯的公民社會，對於穩定的政體轉型有何意義；從南非的例子，我們可以思考，香港如果有全民制訂憲法的機會，應該用怎樣的政治哲學邏輯去制定憲法。這些都是跟現今香港時局息息相關的議題。在彼方，俄羅斯威權政府控制新聞自由、鏟除異己、鐵腕鎮壓分離主義地區，但俄羅斯國民卻又似乎保有了一定的自由，我們或許可以從此窺視所謂假民主的危險性。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如果不去深入理解，香港人對於別人所擁有的民主自由再羨慕再嚮往，都不免廉價。
然而伊斯蘭世界的複雜，也許不是我這個如霧水般短暫勾留的旅人能夠理解的。我懷著對古文明與亞伯拉罕三教發源地的嚮往，懷著為伊斯蘭平反的目標踏足他們的世界，又讀了許多書和論文去寫一篇又一篇煞有介事的評論。然而我畢竟是個與他們的歷史與生活割裂的局外人，唯有提醒自己，至少要保持文字的純粹與理性，哪怕文字有多麼拙劣，仍誠實地記下所見所聞。我從來覺得自己是個無可救藥的世界主義者，認同東亞學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那套國族主義建構論，然而坐在敘利亞難民面前，聽他們述說無家無國的苦難；聽庫爾德人、巴勒斯坦人說為民族犧牲在所不惜，卻驟覺我或許不過是個天真的左派，忽略了國家民族的正當性，甚或是應然性。現實與書本的距離比我想像中更遙遠，然而就是這樣的，反覆建立論證再推翻重構的過程，佐證了一個人走上千萬里路的意義。
隻身採訪伊朗大選
二零一三年六月，我在炙熱的伊朗隻身採訪總統大選。高考時代因為想當記者，放棄了法律系，畢業後卻沒有投身傳媒工作。結果第一次當記者就是在萬里之外的，封閉的伊朗，不止語言不通，伊朗政府對新聞工作者的厭惡與壓制也是惡名昭著。行前兩天還在處理學業，耐不住跟好友訴說準備不足的擔憂，他說的話卻成了推動我前行的力量：「橫衝直撞不怕死的勇氣，就是你最好的特質。」於是戰戰競競的接下任務，懷著幾乎是莽撞的拼死的勇氣，以另一種身分重返這個美麗的國度。
魯哈尼勝選當晚，我在街上央求的士司機送我去德黑蘭城西的Valiasr
Square。旅館老闆擔心我，跑出來替我跟司機溝通。上街慶祝的車輛已經擠滿了往Valiasr的主要道路，沒有司機願意在路上擠上數個小時。我在旁邊雙手合什，彎下身子說：「拜託，請你給我開個價錢，我真的要去。」司機聽不懂英語，但大抵還是聽到了我語氣中的央求意味。最後成交，十二萬伊朗里爾。我跳上車，跟旅館老闆穆薩維先生說再見。他看著我關上車門，在車窗旁細細叮囑：多晚回來都好，旅館前台有人會給你開門。萬事小心，別往人群裡鑽。
我始終沒有坐著這的士到Valiasr
Square。半途不到，車子就在街上塞了近四十五分鐘。我走下車拍攝隨意在街上就跳起土耳其舞的男生，一個伊朗家庭熱情地請我上車跟他們同行，我給的士司機付了錢就跳上他們的車，於是少女Marzi和她的家人就成為了我的採訪翻譯。他們知道我來採訪，更是興奮莫名，一直對車外的其他人高呼：「我們車裡有個記者！」其他人聽見都湧到車窗旁，舉起手中的海報或標語要求我拍他們。我們一路隨著伊朗吵嚷的流行音樂舞動，看人們不時鑽上車頂，跟隨其他慶祝民眾高呼：「伊朗萬歲，釋放穆薩維！」我鼻子隱隱的發酸：一次勝利並沒有讓伊朗人忘記四年前的傷痛。成千上萬的慶祝民眾裡只有我一個外國女子，在人群中跟他們一起慶祝難得的一次勝利。縱在異鄉為異客，但我和伊朗人民對於民主、幸福與自由的追求，豈能說不是同樣。這世界的命運，比我們想像中的，更要緊緊相連。
那一晚，我在慶祝氣氛熾烈的街上採訪拍照，回到旅館天色已將明。回程途上，伊朗朋友的車子在開闊的高速通道上奔馳，晚風把我的頭髮吹亂，一絲一絲的纏在我的臉上脖子上。車裡大家在一夜狂歡後都沉默起來，我轉頭望向車窗外。夜色迷茫，山下鄉郊燈火零落，然而極目遠望，地平線上太陽的微光已經把黑夜盡處的天空薰染成一片美麗的，層層疊疊的藍。我在想，這個國家的命運說不上可以一夕改變，但唯有希望令人有在困境中不斷掙扎的堅韌。那就足夠。
我沒有為自己留影記下這個夜晚，也許所有記憶都會隨時間逐漸流逝。但我相信我走過的路，聽過的故事，為他人的幸福與痛苦曾有過的觸動，都會在某一個暗夜裡，穿透重重疊疊的或許庸常不已的日子，回至眼前。在往後的時日，皆如黑夜裡倏然而至的，耀眼的光芒，一切想像終歸能夠成真的見證。
做個自由人
我在美國作家梭羅的名著《湖濱散記》中，讀過這麼一個源自波斯的故事。「我在設拉子的酋長薩迪的《薔薇園》裡讀到：『他們詢問一位智者：至高無上的神創造了許多高大成蔭的名樹，但卻沒有一棵被稱為azad，或自由，只有柏樹例外，但是柏樹卻又不結果子，這其中有何奧秘嗎？』他回答說：凡樹皆有其相應的果實和特定的季節，適時則枝繁葉茂，鮮花盛開，逆時則枝葉枯敗，百花凋謝；柏樹與此不同，它永遠茂盛；azads，或宗教獨立者，就屬於這種特性—你的心不要放在流轉不居的事上；因為Dijlah，或底格里斯河，在哈里發部落絕種以後，仍將流過巴格達：如果你的手上富有，那麼要像棗樹一樣大方；但是如果你甚麼都給不起，那麼就像柏樹一樣，做一個azad，或自由人。」
每當有人問及是甚麼把我推出家門走向世界，我總是說，那些基因早就在血液裡，是我無法背逆的。放棄了物質生活的穩定，卻尋回精神生活的堅實，最少是一場公平的交換。說不斷的流離是為了追尋真相還是自我實現，都是後設的目標罷了。然而走過了千萬里路，山翻越了一個又一個，卻總念及一個我稱為家鄉的東亞小島，一個既擠擁又喧鬧，毫不可愛的城市。我總相信國際經驗有其可堪借鏡與觀照之處，我們的命運，這個世界的命運，早已緊緊相扣，只是我們毫不自知。如此就更相信所做一切，在我心愛的香港走向民主自由的路上，可能還是可以作出一點微小至極，但或是不可有缺的貢獻。
本書的文章，大部分出自我在《明報》星期日生活一個月或一篇或兩篇的供稿，有些來自《主場新聞》和其他刊物，經重新校訂後收錄。也有從未發表的文章，令這本書結構更緊密更完整。非常感謝《明報星期日生活》編輯黎佩芬小姐，香港的報章版面如此珍貴，黎小姐卻總是放心地把版面交給我，寫冷門至極的國際與正義議題，從不曾過問內容與觀點，也不曾刪減我的稿件。這種自由與信任，在今日的香港，尤其教人珍惜。
感謝為我撰寫導言的張翠容小姐、序言的沈旭暉教授。張小姐的作品為香港人擴闊了對於世界與新聞工作的想像；沈教授則令國際關係這門看似遙遠的學科變得平易近人。各種時代的刻痕如戰爭或恐怖主義都自有理性因由，唯有知識可以破除迷障，唯有人文關懷能戰勝恐懼。有他們為拙作撰序是莫大榮幸。也感謝為我寫友情序的周澄小姐。我們是無所不談的好朋友，也是互相鼓勵，激發進步的同儕。
也有許多在這條路上一直幫扶鼓勵的朋友，感激之情筆舌難宣，唯願你們知道我從遠方寄出的明信片，就是我難以啟齒的一點心意，特別感謝我的才女好友何雪瑩小姐。最後必須感謝父母家人與親愛的人，給了我自由。這本書，是自由的土壤上，開出的小花。
再漫長的旅途也有終站。混亂卻又同時無比澄明的行旅時日告終，我回到熟悉的香港，睡在熟悉的床上，過熟悉的生活。然而卻總忘不了如浮光掠過的每張真誠的笑臉，在異鄉偶遇一夕長談時，在桌上氤氳四溢的甘甜果茶，清真寺肅穆禱聲劃破清晨寧靜的時刻，沙漠夜空上的一挑叫人想起一千零一夜的阿拉伯之月。有時我痛恨自己的文字過分拙劣，無法描述我心裡曾有過的無以言說的觸動。也許我能夠做的，只是謙卑真誠地紀錄我的見聞與感受。其餘種種，請滄海世界，為我作證。
導言
民主漫長路
張翠容
近年，有一位年輕女生勤於筆耕，而且題材廣泛，從論政香江到國際大事，既有觀點也有角度。或許你未必同意她，但一定會對她的流暢文字，以及她的思考能力，留下印象。
陳婉容，我們一直沒有機會認識見面，過去我也只是偶爾在報刊上見過她的名字，直至她邀請我為她這本書寫序，我才認真閱讀她的文章。
在閱讀過程中，內心不無感動，怎麼香港還有這樣一位年輕人，如此熱愛文字和國際事務，並努力不懈，一邊遊走，一邊觀察，她很用心地在國際脈絡中，回看香港這個我們一起擁有的城市。
現在，她把這幾年散見於各報刊網路的文章，結集成書，名為《茉莉花開—中東革命與民主路》。
原來，我們有著對中東地區的共同感情。不過，由於這本書是以不同報刊文章結集，既觸碰中東地區，也談論其他地方和民族的民主爭扎，亦有書評，難免有點失焦。因此，我希望補充一下，茉莉花開之後的中東國家，民主轉型的難題。
當二零一零年年底突尼西亞爆發茉莉花革命，原本以為是茉莉花開，結果變成潘朵拉盒子，世俗與宗教之間，又或宗教派系之中互相傾軌，民主轉型陷於困局。
例如埃及，一開始進入民主的轉型期，走了一、兩步便威權回歸，陷入報復與仇殺，究竟哪裡出了錯？這令我們不得不思索，在轉型期中所出現的陷阱，埃及人民於一一年借突尼西亞茉莉花革命之勢，也發動了一場浩浩蕩蕩的抗爭行動，推翻超過半世紀的軍人獨裁統治，開拓通往民主之路，令整個國際社會為之觸目。歷史給予了埃及一個機遇，可惜這個機遇到目前為止，不僅沒有開花結果，反之有走回頭路之勢。
一直把持埃及政治的埃及軍方，於一三年中推翻來自穆斯林兄弟會的民選總統穆爾西後，繼續追殺兄弟會成員，而法庭其後還宣判了五百二十九名兄弟會成員死刑，為人類歷史首例，使人吃驚。
當埃及軍方頭目塞西將軍宣布參與總統大選，出奇地他深受不少民眾支持。我於一二年再度往埃及採訪時，發覺老百姓面對不停的示威抗議和社會爭拗，早生厭倦。有一位退休教師更坦言告訴我，他們不是追求民主，民主，是外界對他們的期許，但他們只希望生活好過一點。他相信唯有軍方才可為社會帶來安定，他支持軍方回歸。
我聽後，實不無傷感。埃及民主轉型運轉不過來，人們心生疑惑，壞民主是否不如好權威？
這令我想到，當年美國革命之父富蘭克林在結束制憲會議後，有美國老百姓問他：我們現在是共和國還是君主國？富蘭克林回說：當然是一個共和國，如果你們可以保住它的話。
民主漫漫長路，保得住它必須避免掉進轉型陷阱。甚麼叫轉型陷阱？這意指在民主轉型過程中，很容易讓既得利益者擋住去路，無法讓民主進一步深化。
在中東地區，埃及和其他後革命的中東國家，現在所面對的民主改革轉型死結，因為當中還夾著宗教因素和地緣政治，令死結更難解開。
我以此作為婉容這本書一個引子。我期待這位年輕女生，將來有更深刻的觀察，與我們分享。
（張翠容為香港資深新聞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