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會回來找妳

給台灣讀者的話

羅倫‧布克斯

　　自己的作品被翻譯成另一種語言，是件不可思議又令人驚奇的事，但故事本身就會旅行。因此，在從約翰尼斯堡飛往紐約的途中為台灣版的《我會回來找妳》寫篇文章，再恰當不過。世界不斷膨脹，於是故事日益增多，予以填滿，並以你無法想像的方式在其中迴盪。

　　將「穿越時空連續殺人狂」寫成書的點子，來自於在推特上和某個陌生人的無聊玩笑。在這個緊密連結的世界裡，我們總認為和地球另一端的陌生人交談是件新奇的事，然而我老爸早就用他的民用無線電做過一模一樣的事情了。一切都在轉變，但也都維持原樣。科技或許能拉大我們的所知範圍，但我們仍然是人類，人類的本能就是要向外探索。

　　我想透過這本書探索二十世紀如何形塑我們，以我們無法預期的方式爆發，將地震波向外傳送──高速公路、摩天大樓、原子彈、公民權、避孕丸。

　　我想捕捉現在與過去之間的共振，像是大蕭條在我們當前持續的金融危機裡的回音、在反恐戰爭（War On Terror）與紅色恐慌（Red Scare）中用來合理化監控手段的相同伎倆，以及世界仍然在對女性開放的同時，也仍舊試圖壓抑她們。

　　因此，《我會回來找妳》有歷史小說的成分，透過一個時空穿越者的雙眼看見時代巨大的轉變，但他的雙眼卻被仇恨蒙蔽而無從辨識。

　　然而本書同時也是典型的希臘悲劇，關乎命運與自由意志、關乎那些為我們而寫的故事，以及我們如何可能反擊這些故事。書中的殺人狂被自己的自證預言所困，一如莎士比亞的馬克白，他數十年來獵殺的諸多年輕女性正因她們反抗自己的處境與社會的期待而「閃閃發光」。

　　連續殺人狂小說習慣將受害者化約為漂亮的軀體。受害者們僅僅變成有待解決的血腥謎團，或者被簡化成各種傷痕，而非他們曾經活過的人生。

　　我們往往把焦點放在血腥的細節上──子彈的出口傷、刀刃的角度、血液噴濺的方式、指甲內殘留的ＤＮＡ、抵抗時留在手上的切口，我們從電視上學會這一切。重要的事情是「她被怎麼了」。被動式。因為再也沒有主體，只有客體：死掉的女孩、這具屍體。而一具屍體沒有任何意義，只是個空蝸牛殼，可以隨意觀賞，反正裡面現在沒人住了。

　　但曾經有人在裡面過。

　　而這就是為什麼《我會回來找妳》一書中，受害者的故事與凶手一樣重要。

　　我想顛覆犯罪驚悚類型的作品──我們太常成為暴力的共犯，從凶手的觀點體驗整個行動，隨著他的肩膀起伏。

　　我們太常見到殘忍、天才的犯罪大師，在斟上基安蒂紅酒、端上嫩煎脾臟佐法式海鮮醬的同時，智取警方。這是了不起的、虛構的高級惡行，因為真相是，真正的連續殺手（大多）是有暴力傾向的失敗者，有性無能的毛病，奸詐、心理失調又可鄙，也許有幾個聰明，有幾個不乏魅力，但都受可怕的衝動所困。他們無法真正認識自己為什麼做下這樣的事情，他們絲毫沒有迷人之處。他們是空洞的、破碎的、可悲的，然而卻有這麼多故事繞著他們打轉。

　　連續殺人狂的民間傳說也主張這些人通常有所偏好。例如，七○年代美國知名連環殺手泰德．邦迪（Ted Bundy）就偏愛褐髮中分的年輕女性。但如果我的殺手不在乎外貌特點，卻注意那些由內而外閃耀的內在特質呢？如果是充滿好奇心、熱心投入世界、反抗習俗又力排懷疑與恐懼的聰明年輕女性呢？如果故事關注她們的生活甚於死亡呢？如果這些美麗的屍體被賦予聲音，而這正好是她們被砍殺的部分理由呢？
　
　　我想書寫這些秀異特出的女性，她們多少有點格格不入，勇於堅持立場，但她們的潛力卻被剝奪了。從一個穿著螢光褲演出的雜耍舞者，到一個在二戰時期美國船廠的非裔焊接工，到珂碧──一個九零年代的新手記者，在受攻擊後劫後餘生，即將翻轉這場獵殺。

　　故事的力量在於同情的能力，透過想像他人的生活。我想創造豐富、複雜的生命，賦予它高度的私密性，向諸位讀者展現失去這些女性的意義為何，讓它變得真實，讓讀者們能感同身受。

　　我很好奇這些意念將會締造一趟什麼樣的旅程，歷史與個人故事的共振將會在台灣會如何奏鳴。

　　（翻譯：梁家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