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故事總要繼續 黃錦樹（國立暨南大學中文系專任教授）
這是三十年內我們在台灣編的第三本馬華小說選，第一本出版於一九九八年《一水天涯－－馬華當代小說選（1986-1996）》（台北：九歌），時隔六年，第二本於二○○四年出版，是為《別再提起－－馬華當代小說選（1997-2003）》（台北：麥田）。所收作品的時間跨度都不等，第一本十一年，第二本七年，這一本八年（二○○五─二○一二），都有其偶然性。何以下限斷於二○一二？一個直接的原因是，去年秋天我到日本「宣傳馬華文學」，回來後即動念要續編馬華小說選，那時已是二○一二年的秋天了。在日本看到有學者（當然是極小眾）把我們編的選集當成理解馬華文學的窗口，感覺這工作似乎還有點意義。就我個人經驗來說，雖然編過各種選本，卻從未得到讀者的回饋，那反響其實還不如石頭丟進水裡。因此幾年前錦忠雖有問過是否要續編，我都興趣缺缺，那對出版社其實是個負擔，對人情也是個考驗。
與上一本選集間隔八年，但這本書所收的作者和上一本、前一本間有著極大的不同。《別再提起》只有四位作者「倖存」下來（黃、黎、賀、梁）；如果從《一水天涯》看，更只有兩位「倖存」（黃、黎）－－我們的當代還延續著－－但願沒有「自肥」之嫌。《故事總要開始》中「新人」達八位之多，其中還有三位復返的老將溫祥英（一九四○─）、洪泉（一九五二─）、丁雲（一九五二─）。
洪泉、丁雲早有作品收入由劉紹銘、馬漢茂主編的《世界中文小說選》（台北：時報，一九八七）的馬來西亞部分，那書早於《一水天涯》，被我們視為在台出版馬華小說選的開端；而溫祥英的作品也曾被我們收錄於《回到馬來亞－－華馬小說七十年》（吉隆坡：大將出版社，二○○八）及日譯本馬華小說選《白蟻的夢魘》（荒井茂夫等譯，京都：人文書院，二○一一）。溫祥英是馬華文壇的現代主義老前輩，早年的小說均較簡略，一九九五年退休後復出寫作，巧妙的運用雜語（華語），寫出多篇相當耐讀的短篇，是位可敬的前輩。收進來的〈同治復辟〉貌似離題，曲折蜿蜒的道出一老一少夭折的不倫心事，頗有餘韻。丁雲一向被歸為馬華現實主義作家，早年以短篇〈圍鄉〉成名，近年有馬共題材的長篇鉅製《赤道驚蟄》（二○○七）問世。但我覺得像〈通關〉這樣的作品可能是更能夠傳世的－－非常準確的再現了南馬人和新加坡之間相互依存、愛恨交加的複雜關係，很有現實感。很少有文學作品如此生動的觸及星馬分家留下的歷史傷痕。
洪泉可能是馬華較為徹底的現代主義者－－縱使不是「最後一個現代主義信徒」。張錦忠在《別再提起》的序中帶著遺憾說道：「換了一個建制比較健全的文學環境，他大概會成為七等生或舞鶴，而不是在九○年代漸漸銷聲匿跡。」但有論者指出他八、九○年代以不同的筆名發表了大量作品，可能早已是大馬的七等生或舞鶴，只是我們不知道而已－－學術界沒跟上來。最近他在網路版《馬華文學》第五期上開始連載的長篇《九十九年紅色身分留下死亡證書》，就頗為《餘生》。收進來的〈故事總要開始〉展露了一種文體的自覺，雖然也許不是他最好的作品（其他作品從標題〈九命貓墜落十層平台進入禁區〉可見其一般旨趣），可是對我們這本選集有特殊的意義：故事總要開始，也總得有一個開端。即使是假的開端－－如〈同治復辟〉中的同治復辟。
我自己停寂了六、七年，〈馬來亞人民共和國備忘錄〉是撰寫中的系列「馬共小說」的其中一篇，其實已發表的版本題為〈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匆促之下給期刊送錯了版本。依編輯體例，只好將錯就錯，收進來不過是聊備一格。黎紫書也有幾年的匿跡，但她在這八年內畢竟出了兩本小說，其中《野菩薩》（聯經，二○一二）幾乎篇篇精采，展現了相當的實力。原發表於《人民文學》的〈生活的全盤方式〉可能開啟了她後期的寫作，不再有背景負擔，流暢輕快，像小雨，像一支清唱的歌。賀淑芳自〈別再提起〉後竟也銷聲多年，但二○一二年出版的《迷宮毯子》（寶瓶）可以看出她豐厚的潛力。詩的趣味之外，頗愛耽於幻想與思索。〈湖面如鏡〉這篇新作以平靜的語言勾勒出大馬特有的種族─宗教政治，延續了〈別再提起〉對大馬華人特殊的被拋狀態的強有力的探勘。表面平靜如水，內裡暗潮洶湧。冼文光寫詩、小說、散文，也畫畫，搞設計，弄音樂，可謂多才多藝。詩集之外，他六年來出版了兩本小說，《柔佛海峽》（新加坡：青年書局，二○○六）與《情敵》（雪蘭莪：有人，二○一二），後者竟是長篇，為他旅居菲律賓的作品。文光刻意標新，力圖前衛，避免趨向主流敘事，〈縫隙〉即可見端倪。
年甫屆四十的翁弦尉（原名許維賢，一九七三─）是當代馬華同志文學的開拓者之一，〈蝃蝀〉把場景移到中國的帝都北京，老中國衰疲的老作家、上輩的隱藏性同志，和年輕的研究者之間展開的情慾誘引與對峙，如果年輕人的南洋身分明朗化，就會是意義繁複的國族寓言了。
相較於前兩部當代小說選，《故事總要開始》有八位是新面孔，雖然翁弦尉、冼文光、陳志鴻、龔萬輝等都不算新人，他們的第一本書出版迄今至少也有六、七年了（翁弦尉小說集《遊走與沉溺》二○○四；龔萬輝小說集《隔壁的房間》二○○六；陳志鴻《腿》二○○六；曾翎龍的詩集和梁靖芬的散文集都是二○○七），也就是說八年的時光把他們推入了青壯年，龔萬輝、曾翎龍也都有作品入選《白蟻的夢魘》。多人且在詩與散文上建立了名聲之後方涉足小說。
相較於《隔壁的房間》的模仿與青澀，龔萬輝的近著《卵生時代》就有若干篇作品走向成熟。無可避免的，必須面對哀樂中年的悲歡了。〈無限寂靜的時光〉可能是他近年最好的作品，整篇作品以充滿感覺性的語言（聽覺），以聲音寫寂靜，雖然偶見駱腔，通篇敘事還是相當老到的。梁靖芬的〈黃金格鬥之室〉寫共用一間廁所（兼浴室）的兩戶（一華一巫）人家之間對於使用那空間的對峙，寫來非常細膩精采。箇中的聾啞小孩子，在對峙中成了犧牲品。如廁、洗浴這都是非常私密的，如家人般的共用，但兩戶人家之間實際上沒有互動。這是否在諷喻華馬之間的種族關係呢？它的長處在於它細緻的進入日常生活的最細微末節處。相較之下，曾翎龍的〈偷換的文本〉就帶有遊戲的性質，似乎是篇來自小說的小說，藉由對王小波《黃金時代》的嘲謔致意，似乎企圖偷渡一些別的什麼。
而幾部小說選都因故錯過的陳志鴻，〈腿〉是得大獎的名篇。雖然也常有人質疑它是白先勇作品的仿作，有人很喜歡，有人很不喜歡。我自己沒有什麼特別的意見，收進來聊備一格也無妨。
其他三位真正的新人，吳道順、張柏榗、黃瑋霜，其實也年過三十了。吳道順、黃瑋霜都畢業於東華大學創研所，可說是真正的科班出身。從文學獎嶄露頭角的吳道順，〈籐箱〉是家族故事的箱子，也是以典型的小說技藝把故事收攏在一個遺留物的漂亮操作；張柏榗可能是近年馬華小說界少見的異數，縱橫各大文學獎，小說語言極具感覺性，自稱師承村上春樹，（文學獎參賽作品）偏好極端的情慾題材。他也是極少數未經學院訓練的，不知道三十五歲以後會走向何方。最後一篇〈羊水〉取自本書最年輕的作者黃瑋霜略嫌鬆散的長篇《母墟》（寶瓶，二○一一），應本書編輯要求做了些壓縮加工。這樣的開頭與收尾，就本選集而言恰構成一個有趣的循環。
整體而言，《故事總要開始》的整體水平實遠勝於《別再提起》，作者陣容也強得多。但在台灣的剩下兩個（一留一旅，我和吳道順），東馬沒有代表，女性只居四分之一弱，都是美中不足之處。
這些青年作者都生於文學獎的年代，大量的文學獎為他們提供了動力與贊助，也幾乎人人遍獲各種獎項。或許也因此刺激他們嘗試各種不同文類的寫作，一定程度的豐富了馬華文學的樣貌。他們的文學閱讀也遠逾前代，普遍都以世界文學為背景，更具文學（文類）的自覺，熟諳各種文學成規。但也可以說是懂得太多的世代。這也是個文學獎的意義趨於衰疲、貶值的年代。但文學獎本來就存在著自身的悖論，最有創意的作品往往是最具爭議的，如果有人很喜歡，多半就會有人很討厭，而最沒爭議的卻容易出線。更何況，它還繫於評審的品味、好惡與能力。太把文學獎當一回事，長期而言對寫作並不是件好事，那會讓文學獎的隱含期待限制了作品自身的可能空間。
但其實這十五篇作品中，除二○○五、二○○六各一篇之外，竟然有十三篇是這三年內的。二○一二年的更有六篇之多，這一年也是多位小說作者的出版年，有七位作者出版了小說集。因此這一年幾可以說是豐年了。相較之下，○四、○七、○八、○九都像是失落之年，但並不排除個別作者那些年有各自的收穫，只是被更後來的作品推擠掉了。一般而言，每個人都會有他的歉年，或失落了某些年。被作品標記的年，未被作品標記的年，都一樣真實。
選集有選集的政治，也有其無奈、妥協。有的作者一直有在寫作、發表，甚至屢得大獎，但作品我們沒選。一種情況是作品高度的風格化，或老練的自我重複，也許它有它的道理，但我們無法理解，也不欣賞。覺得不如把機會讓給更年輕的人，縱使他們的作品相對不穩定，但可能會有未來。另一種情況是，我們有時會懷疑某些文學獎的評審是不是常常在評審時睡著了，或者根本上文學判斷力就有問題。
但我們也不能排除，我們的喜好、品味、鑑賞力都是有限的，會有誤判、遺珠，這一切就留給文學公眾去裁決。
但有兩位作者的情況要特別提出來一說（且都是我個人的意見）：
在考慮作品時，我們花不少時間討論前輩作家陳政欣，也花了一番時間讀他近年的作品。我個人的感覺是，他的小說一般來說文字都過於淺白直順，好像一條直路急著直達終點，沒有上坡下坡轉彎分岔，甚至沒有郵筒加油站，沒有路樹，甚至落葉，太乾淨了。沒有詩的瞬間，更別說想像力的狂野抽搐－－簡言之，欠缺小說的自覺。小說沒有小說化。小說太知道自己是小說不好（如後設小說），不知道自己是小說也不好（會讓讀者認為是寫壞了的散文）。小說（和詩）像賊，必須有賊的自覺。
文學本來就有一定的表演性（文之古意，文，飾也），一如歌唱，需要把嗓子提起來。
另一個考慮是要不要從李永平的《大河盡頭》切一個段落，但我堅持不要。此君三番兩次說他不是馬華作家，我想應該尊重他的意見。其實他在中華民國─台灣這些年，台灣的學術場域很少理會他，是我們這些誤以為他是同鄉的傻瓜努力建構起一套以為他或許會認可的論述來安頓他的格格不入，看來誠屬多餘。他也是個錯位的歸返者，在不可逆的時間航道中迷失了自己。而向中原呼告請求，更不是我輩所當為。少了他，馬華文學在台灣也不至於撐不起來。如果八年前我對「北方」還有一點想像，八年後的現在，應該更清楚的表達，我們只能靠自己，縱使人少、資源有限，還可以種一些瓜果豆子野菜。
2013/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