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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山道術的成都會戰文◎張國立
我父親來自江蘇省金壇縣（如今是市），母親則是鄰縣的句容市，聽老媽說起以前談戀愛的故事，老爸得翻過橫亙在兩縣中間的一座山才能約會。
嗯，有點勞累。
中央的那座山就叫茅山。
父親早逝，做兒子的我偏又是好奇寶寶，成天問老媽關於老爸的事，最常出現的問題是：
「把拔以前是做什麼的？」
「中央造幣廠呀，文書科的。」
「再之前呢？」
「中央銀行。」
「再之前呢？」
「念書。」老媽開始煩了。
「再之前呢？」
這時老媽放下手中的毛線，朝我瞪圓兩顆大眼珠，用威嚇的口吻吼我：
「當道士。」
厚厚厚，我爸是，師公？
事情是這樣的，我爸的家鄉在金壇茅山腳下的一個小村子，按照幾百年來的傳統，十多歲時的男生都得上山服義務役，當道士。想想看，老爸是師公，能填在家庭連絡簿內表揚一番嗎？
直到高中我終於搞清楚，茅山是道教的聖地之一，而且茅山最厲害的是降魔抓鬼的道術，名聞兩岸三地的電影界。於是問老媽的問題就有了變化：
「老爸以前是茅山道士喔。」
「小道士，當了兩三年。」
「他會不會道術？」
「什麼道術？」
「就是驅鬼降魔，什麼灑豆成兵，把死人從棺材裡叫出來之類的。」
「亂七八糟，你爸只會念書寫字。」
「真的，書上說的，電影裡也有演，茅山道士一手拿木劍，一手搖鈴，嘴裡念咒語，鬼就現身和他比武功，大部分都是道士贏。」
「在茅山混了這麼久，你爸也許會法術吧。」
好極了，說不定老爸留給我什麼《茅山法術一百種》、《降鬼十八招》之類的世不二出寶典，然後我苦練三個月，就成了當代頭號法師，不必考什麼屁大學，受盡數學的煎熬。甚至我給自己起了個法號：張一刀。
「你爸可能會抓鬼。」
老媽總算有記憶了，接下來呢？
「接下來就生了你這個討債鬼。」
大約幾年前我還回江蘇老家去看茅山，它在群山之中，要下雨的樣子，只見雲霧飄渺，瑞氣千條，也見到穿道服的道士，不過老道士抓著我說：
「來，算個命，一條命二十人民幣。」
這不影響我對茅山道術的憧憬，一直想寫本以茅山道術為背景的小說，不過一時陷入推理旋渦之中不可自拔，一延再延，現在不必延了，因為張草的《蜀道難》寫了，而且寫得很武俠，將道術與武術結合在一起，面對張獻忠入侵成都的這場世紀大戰。
明末的流寇裡面，李自成最英雄，張獻忠則最殘酷，殺人如麻，《明史》裡明確指出他以殺人多寡做為記功的標準，他的部隊一共殺了「六萬萬有奇」，就是六億多人，顯然過於誇張，但至少殺了幾百萬。其中記錄最詳細的是他攻進朱元璋的故鄉鳳陽（如今江蘇北部與安徽接壤處），《明史》裡說：
「士民被殺者數萬，刨孕婦，注嬰兒於槊，焚公私廬舍二千六百五十餘間。」
殘忍至極。
張草筆下，三名道士雖全無武功，卻憑著道術與張獻忠派進四川的間諜部隊展開搏血戰。這個安排使故事由奇幻，更加血淋淋的真實。
我沒寫成茅山道術沒關係，張草寫得精采，於此再得強調一下，我，張某，真的是茅山張小道士的兒子，在此推薦《蜀道難》，絕對貨真價實。
前言
蜀道果然難行
上一部作品《庖人誌》費時九年方成，當出版社知道尚有續集時，他們也不禁頭皮發麻了：讀者等得了這麼久嗎？我不太擔心，因為《蜀道難》是從前作衍生出來的故事，應該可以寫得比以往快一些，因為手頭上都已經備足了資料，乍看沒什麼難處。這部作品是我在寫〈弈士誌〉時，發現筆下一發不可收拾，趕緊懸崖勒馬，將一大塊寫好的部分切去一旁，打算另開一條線，好讓《庖人誌》的主線更加明顯。其實兩部小說在時空和人物上皆相連，甚至重疊，所以我相信可以在一年內整理出來。
無奈事與願違，我碰上了最大的難題，亦即貫穿故事最重要的人物：張獻忠。我應該寫多少張獻忠，才不至於變成一部《張獻忠傳》？我應該在交待一件歷史事件時，如何避免將來龍去脈寫成教科書？張獻忠究竟是什麼樣的人物？他一定跟普通人一般有複雜的個性，而歷史中有關他的行為紀錄有多少真實性？如何分辨？如何才能找到最接近他原貌的文獻？
我對「張獻忠屠川」，乃至於後來滿清人「湖廣填四川」一直有高度興趣，張獻忠真的殺光了四川人嗎？在十年研究中，我漸漸看出歷史紀錄有趣的一面：隱藏在文字表面底下的「第三種歷史」（「滅亡三部曲」語），那是一種隱藏的訊息。比如有一段野史文字紀錄說，張獻忠自謂「其實我一生最大的願望是當個商人」，這句自白說明了什麼？透露了他多少心事？我不敢說發現了真相，但真相的確可以從不同文獻的矛盾衝突中浮現。即使是今日的新聞事件，都可以出現羅生門式的各說各話，所以我們又如何強求這些久遠的舊聞，有辦法完全還原真相？官方歷史不免為政治喉舌，但草民自有草民的觀點，因此民間野史多少道出了庶民角度的歷史（當然，也可能只是未經證實的八卦）。
寫這故事時，不免引發我的思緒：當天下大亂，前朝已滅，後朝未穩，國不成國，家不成家的時刻，試問該如何選擇效忠對象？忠義該如何定義？ 這是一個艱難的選擇，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由個人至天下逐步擴大，此刻該選擇何者為重？自身、家園、國家或更大的，天下？
當然，各人有各人的選擇，有人選擇為已亡的國家盡忠，被評為愚忠，我看也沒什麼不對，畢竟這是他個人的抉擇，因為惟有如此方能令他的觀值觀臻於完美。但若我們不再立足於政治中心的高度來看待家國，除去忠義的包袱後，以低姿態站在民間環顧四方，看見的會是個人的掙扎求生，還有為大節的捨生取義，此時的義，不為自我而為他人，才是人性的最大光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