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ur Fish 人．魚．海的兩種未來：從餐桌的盛宴到海洋的盡頭，一位漁夫作家從魚市出發的溯源之旅

前言

鮭魚：國王的選擇
海鱸：假日魚上班去
鱈魚：平民回歸
鮪魚：最後一口

結語
後記
謝辭

前言

　　一九七八年，我在乎的魚全部死亡。牠們是我見過最大的大口鱸（largemouth bass），棲息在離我家只有十分鐘腳程的池塘裡。當時我們住在康乃狄克州的格林威治市（Greenwich），可說是全美最以富裕著稱的城市，我們家的房子就位於森林地帶的廣大地產上。那棟房子、那片地產、那個池塘，還有那些大口鱸，其實都不是我家的財產，但我仍把牠們視為我的魚，因為牠們是我發現的，而那個池塘也是我合法的釣魚場。

　　那房子是我母親承租的，因為它會讓人有我們擁有廣大地產的錯覺，就跟後來我們在格林威治的另外三棟房子一樣。我母親偏好廣大地產上的小屋，例如改裝過的馬廄、馬匹寄養場的住宿設施，都是先前富裕人家所留下、無人居住的衰敗房舍，因離婚或其他複雜的家庭因素而沒有出售。我們以合理的價格承租，等無力負擔時就搬到另一片破落地產上的另一個小屋。

　　在這些歲月裡，唯一不變的只有釣魚。我母親覺得釣魚是很有男子氣概，能錘鍊性格的活動，因此我們承租的小屋附近總是有小溪、湖泊，或是毗鄰的地產上有這類資源可供我們擅自借用。母親一直認為我有尋找有魚水域的直覺，所以簽租約前，總是會把我當成能斷定這類水域是否存在的占卜杖般役使。在我大多數的童年時光，只要走一小段路，就可以到能釣到許多魚的地方。我們住過最久的房子位於先前提過的那些大口鱸附近；住那裡的頭兩年，我的暑假傍晚和週末早上全都在追逐牠們當中度過。

　　一九七八年的冬天，一場強烈暴風雨侵襲康乃狄克州南部，氣溫經常零度以下，一度還接連下了三十三小時的雪。不知道是因為當時天氣過冷，還是由於前一年夏天我幫管理員灑進池塘、用於控制藻華（algal bloom）的硫酸銅，或甚至是因為有一天我在那一帶看到的非法入侵的漁夫，無論是什麼原因，總之那年冬天以後，我再也沒有在那裡見過活魚。當然，我努力找過。次年，每天放學後，我幾乎找了每一英寸水域，經常是跟一個魚量豐富的時代結束後才搬來的鄰居一起去。沿著池岸來回垂釣兩個月卻毫無所獲之後，那個鄰居終於把我失去理性的希望戳破。

　　「我不管你說這裡『以前』怎麼樣，」我記得他大吼說：「整個該死的湖，連一條該死的魚都沒有，我『永遠不會』再來這裡釣魚。」

　　我跟在狩獵場打不到獵物的獵人一樣，開始尋找新的釣魚地點。我跟著從池塘流出的水流，經過一連串小瀑布，來到一片有許多U字形牛軛灣、如沼澤般的低溼草地，那裡只有銀色小魚、淡水螯蝦和逃脫的金魚。我越走越遠，最後發現這條小溪匯入一條較大的河流，然後水道被一個富有地主豎立的柵欄擋住。到圖書館研究過地圖之後，我發現那裡是我那條溪的重要匯流處（跟「我的」池塘一樣，我也把這條溪視為「我的」），但是它匯入白拉穆河（Byram River）後，就不再是我的河流；在美國原住民的統治時代，白拉穆河原本稱為阿爾蒙克（Armonck），「釣魚地」（fishing place）之意，但是根據當地的傳說，由於原住民經常抱著滿懷的西鯡（shad）和鯡魚（herring）纏著白人買，他們重複懇求對方買魚的英文發音（Buy rum Buy rum），類似「白拉穆」，後來英國人就將這條河重新命名為白拉穆河。白拉穆河經過匯流處後，繼續往南十英里，然後開始變寬，最後注入大海。就在這時，我有了一個想法。

　　我的家族有猶太血統，十三歲時，他們草率地替我舉行成年禮後，將數百美元匯入我的帳戶，於是我利用債務槓桿操作的手法，從母親複雜的財務裡取得等量的贊助金，買了一艘二手鋁製汽艇和一個二十馬力的船外馬達。我母親外形姣好，又有著使勞工階層團結一致的能力（她跟美國社會主義者漢靈頓〔Michael Harrington〕是朋友，在協助推動罷工上經驗豐富），她利用這些優勢說服格林威治港務局長，讓我們優先使用草島小船停泊港（Grass Island Marina）的船塢，不必在候補名單上等候。到了一九八一年夏天，我已經有一艘小船、一個停泊地點和數千平方英里的海洋供我使用。我終於找到更好的釣魚場。

　　當時還沒有兒童座椅或防吞式汽水罐拉環，也沒有用於塑膠瓶或優格罐的防開裝置。有些做法當時稀鬆平常，若是今日卻會被視為父母的疏失，就像我擁有船的第一個夏天，母親開著她那輛沒有座椅安全帶的二手黑色克萊斯勒科多巴（Cordoba）豪華轎車，送我到草島小船停泊港，讓我在我那艘三手船旁下車。當我把裝備從後車廂搬下來時，她會點一支登喜路（Dunhill）香菸，重重地咳幾聲，然後瞄一眼後視鏡，確定我搬好後迅速離去，享受不需要照顧小孩的午後。因此，我十三歲就學會導航，以及獨自在海上捕魚。其實這並不難，我確定大多數的小孩只要有機會就能自行摸索成功。在以前的年代，只要滿十三歲便意味著成年。但是駕駛汽艇到大海上追捕野生獵物，把康乃狄克州本土的財務與實際限制都拋諸腦後的感覺，實在很棒。

　　當時沒有衛星定位系統可以標示我的位置，也沒有聲納可以幫忙搜索魚群，當然更沒有手機可以跟家裡「報備」去處。我學會靠追蹤潛水的燕鷗來尋找獵物，或是沿著海邊的岩石航行，因為這些通常意味著海面下有岩石堆，藏有大量魚群，而我通常是對的。我那艘船的鉚釘有時會鬆脫，因為它的表面沒有經過電鍍，無法抵擋海水的侵蝕，每當發生這種情形時，我會脫掉一腳的涼鞋，用大腳趾把鬆脫的鉚釘踩在原位。有時我會說服我哥跟我一起去，但是那年夏天才過了一半，他就宣布「不再殺生」。我對此並不介意，反正我跟魚和海洋獨處也能自得其樂。

　　到了擁有船的第二年，我已經找到魚群進出長島海灣（Long Island Sound）的路線。每到聖派翠克日（St. Patrick’s Day），也就是黃壽丹首次開花的時節，可以到印第安港遊艇俱樂部（Indian Harbor Yacht Club）船塢外、退潮後形成的泥地，尋求鰈魚（flounder）。到了四月黃壽丹枯萎變黃，就輪到山茱萸的花季，這時鯖魚（mackerel）會游進海灣，而黑魚（blackfish）會前往環繞大船長島（Great Captain Island）的暗礁，顯然是把船開出去的好時機。過了不久，丁香開花，便能迎接五月的第一群犬牙石首魚（weakfish）和鯛魚（porgy）。等到岸邊大量除草時，就是扁(魚參)（bluefish）入港的時節，牠們會狼吞虎嚥地飽食鯖魚和油鯡（menhaden），以及任何不幸在牠們路徑上的其他魚類。

　　據說最大的獎賞條紋鱸（striped bass又名線鱸，學名銀花鱸魚〔Morone saxatilis〕）也是在這個時節附近出現。對我來說，這些魚仍像傳說中的動物—就算出現，技巧不佳的船長恐怕很難找到。到了秋天，黑魚會再度來臨，鰈魚也是，而到了冬天就什麼都捕不到了。把船駛回船塢後，我開始向資源較豐的父親爭取支持，說服他用豪華的娛樂船「維京星船號」（Viking Starship）帶我到蒙托克（Montauk）外海，航行無數英里，獵捕鱈魚。

　　早在自給自足成為趨勢而「土食主義」（locavorism）成為標語之前，我已經學會如何「永續」經營我的嗜好。我每季都會把多餘的漁獲放在母親那輛科多巴豪華轎車的後車廂，載到中學的停車場販賣，一磅一美元。薪水低得可憐的老師會圍過來選購，等大拍賣結束，我就有足夠的現金買下一趟出航所需的汽油。

　　我駕船到「我的」大海上捕魚的那段歲月，讓我深信大自然的回復力（resilience）。儘管沿岸建有許多豪宅，我在海灣航行時也聽得到九十五號州際公路上模糊轟隆的車聲，還有其他人類文明存在的種種證據，但在我眼裡，長島海灣仍是荒野之域—一個可以自由搜尋與捕捉野生獵物的地方。海洋就像裝滿願望與祕密的容器，豐饒富庶，我永遠不需質疑有匱乏的時候。海洋供給，而我擷取。小時候我經常想到我的鄰居和同學有多富裕，而我們家的生活相較之下又有多不安定。然而，海洋就像一個平等的領域，一個漁夫無論多富有，對遼闊大海和資源的享有權永遠不會比我多。

　　追魚與追求女性的欲望卻成反比。我的釣魚癮從七歲到十六歲左右與日俱增，然後在荷爾蒙激增的青少年時期陡然變淡；十七歲到十九歲期間，儘管有時仍有極度想釣魚的渴望，但通常無法持久。生活的主要方向已然改變，薄暮時分不再會讓人想起海鳥俯衝入海攫取獵物的情景，反而讓人想到香水與汗味混雜著隨風飄散的時刻。

　　十八歲那年的夏天，我的船從冬天開始就停放在兩個鋸木架上，從沒離開過。它開始腐朽，覆滿藤壺，就像繪本大師希爾弗斯坦（Shel Silverstein）筆下的《愛心樹》（The Giving Tree）一樣，只求付出，不求回報。它靜靜待在我母親租賃的最後一棟小屋旁，那個長滿綠草的停車場上。等我十九歲上大學後，不再回長島海灣，母親也在我二十歲時把那艘船賣掉，認為用釣魚來提升我的男子氣概已經夠了。於是一切就這麼結束。

　　情侶之間的愛戀若消失一般很難再續，釣客與釣魚之間的感情卻會死灰復燃，然後沿著數個不同的方向發展。我在其後十五年歲月中，談過多次從一開始就注定是錯誤的戀愛，大部分是在海外。等到三十歲出頭時，我發覺自己再度有了釣魚的欲望。然而，就像所有成熟的愛情一樣，這個釣魚階段令我產生懷疑，卻也為我帶來愉悅。

　　巧的是，這個我生命中的第二個釣魚階段同樣是我母親促成的。當時我剛從波士尼亞的工作返家，那是一個令人沮喪的地方，四周都是陸地，一片衰敗；當地許多美麗的自然風光被坦克夷平，或是在難民的搜括下變得荒蕪。我經常前往因炮火而千瘡百孔的莫斯塔爾市（Mostar）附近，俯視德里納河（Drina River），心裡感到異常哀傷。經過四年的戰火及自給自足型釣魚後，那條河連一條魚都看不見了。

　　我待在國外期間，跟母親日漸疏遠，鮮少談話。但是她獲知罹患轉移性肺癌後，立即開始跟我聯絡，而我也辭去工作，整個春天都陪在她身旁。在那悲傷的三個月裡，我大多數的下午都待在她的床畔。她跟我聊天的內容很廣，大多是日常生活裡具有意義的事，相互之間卻毫無關聯，可能其他同樣瀕臨死亡的人也是這樣。到了第二個月中，她的思緒突然開始清晰，並且看出她的纏綿病榻對我造成的壓力。一天下午，她在床上坐起來，努力把渙散的目光對準我，鄭重地建議：「你何不去釣魚？」話一說完，她又躺回去，咳嗽起來。

　　釣魚？怎麼會想到這件事！回頭一想，有何不可？我離開的那幾天，我哥哥可以照顧母親。當時是四月，我記得正值到東岸釣魚的好時機，黃壽丹仍盛開，山茱萸即將開花，這意味著鰈魚、黑魚和鯖魚也會來臨。但是造訪我年輕時常去的釣魚用品店後，我發現魚群的春季洄游（migration）已然改變。鰈魚的季節減少到只剩短短數週，而且據說出航一趟能釣到兩條就很了不起了，以前我們一度能釣到好幾桶。黑魚已經很難釣到，鯖魚更是十年不曾進入海灣東半部。在更遠的海域，以前父母離婚後，我在由父親照顧的週末，跟他一起駕駛巨大的「維京星船號」出海追獵的鱈魚，現在幾乎不見蹤影。海裡應該還是有魚，但是海域已經改變，而我迷失方向，不知該從何著手。後來我母親在二○○○年六月過世，我們把她的骨灰撒入格林威治的塔德角（Tod’s Point），當時岸邊垂釣的人比我記憶中來得少，而他們的水桶基本上也是空的。

　　損失對失去者的心理有微妙的影響；一位心理學家曾經告訴我，面對損失時，你不是為自己失去的事物而悲傷，就是接受失去並進而阻斷悲傷。不知為何，釣魚成為我失去但想緊抓不放的活動。我母親有一輛一九八九年凱迪拉克頂級型車（Brougham），先前她因為腦裡有六個腫瘤而視線不清，導致車身擦撞石柱，留下嚴重的刮痕。依舊駕著它沿康乃狄克州和長島的海岸來回行駛，北上到麻薩諸塞州和緬因州，南下到卡羅萊納州和佛羅里達州，沿途釣魚，一路上總是可以聽到釣客抱怨相同的事：魚變小、變少，釣魚季縮短，魚群每年抵達和離開之間的空白期增多，能捕獲的魚種也變少。

　　除了釣魚之外，我還做了一件先前釣魚時養成的習慣：造訪魚市，試圖找出魚販放在冰上那些魚的出處。當時和先前的差異明顯可見；一九七五年夏天電影《大白鯊》（Jaws）放映後，如果從格林威治大街（Greenwich Avenue）底走到鐵路大街（Railroad Avenue）附近的邦頓魚市（Bon Ton Fish Market）（我以前這樣走過許多次），很可能找到至少六種不同的有鰭魚，其中許多來自當地的水域，而且全是在野外捕獲。牠們的大小、顏色、眼睛的清澄度，以及魚皮的新鮮度，都足以讓人心情雀躍。

　　但是二○○○年代初期，我沿著東海岸旅行時，發現顯然有一種不同的魚市正發展成形。這種魚市販賣的魚仍然相當豐富，也看得到許多不同的魚種，這些都會讓人留下魚的種類多、數量多的印象。然而，我們這些經常釣魚的人通常從魚肉的外觀就能看出一條魚是何時被捕，還有魚的名稱是來自古雅有趣的當地方言，還是刻意讓人容易跟來自遠方異域的魚混淆。我發現無論是在佛羅里達的棕櫚海灘（Palm Beach）、南卡羅萊納的查爾斯敦（Charleston），還是緬因州波特蘭的魚市，海產區的中央總是看得到四種跟當地魚市鄰近水域無關的魚：鮭魚、海鱸、鱈魚和鮪魚。

　　看到這四種魚總是從全球的不同水域，進入美國各地的魚市，讓我不禁起了對這熟悉的景象追根究底的念頭，就像先前看到「我的」溪匯入白拉穆河時，讓我起了探究遼闊海洋的想法一樣。於是我花了其後十年的時間，到先前只曾在《原野與溪流》（Field & Stream）和《海洋運動家》（Salt Water Sportsman）雜誌讀過的地方旅行，有時是自行前往，有時則是為了替《紐約時報》撰文。

　　我對這四種魚的生活史檢視得越多，對人類採捕牠們的情形越了解，越覺得我自己的釣魚史，以及人類的漁撈史都遵循著類似的模式。像我是從內陸的淡水池塘開始，那裡釣不到魚之後，開始順著河流擴展到海岸邊的鹹水海域，而早期漁民也是在過度採捕淡水魚後，開始沿溪流到海岸尋找更多獵物。我後來利用父親的資源，請他帶我到看不見陸地的外海捕捉鱈魚；同樣地，人類在發現近岸水域無法因應人類漸增的需求後，開始引進工業資源來打造近海漁隊。

　　我思考得越多，越覺得這四種即將主宰現代海產市場的魚本身就是明顯可見的足跡，標記著人類在嘗試支配海洋的過程中留下的四個足印。每一種魚都記錄著一個獨特的、劃時代的轉變。鮭魚，一種銀色的美麗動物，有著鮮豔多汁的粉紅肉質，牠們必須仰賴乾淨、自由流動的淡水河流才能生存。牠們代表人類第一波的採捕，標記著人類與魚首次遭遇大規模的環境問題，最後不得不藉由馴化（domestication）來阻止牠們絕滅（extinction）。海鱸，這個名稱泛指許多種魚，但近來越來越常指肉多色白的歐洲海鱸（European sea bass）。牠們代表近岸的淺水域，歐洲人在那裡學會如何在海上捕魚，而我們也是在那裡發現自己過度利用自然資源，轉而採取更先進複雜的馴化形式來維持魚肉的供給。鱈魚，一種肉質呈白色薄片狀的魚。牠們一度大量群集於近海綿延數英里的大陸棚斜坡上，昭示著工業漁業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人類開始建造巨型加工漁船，以捕捉看似永不枯竭的鱈魚，把牠們容易加工的魚肉變成平民的便宜主食。最後是鮪魚，一種重量可達千磅的龐然巨物，具有柚木般的紅色肉質，經常在距離大陸斜坡頗遠的深海區遨遊。有些鮪魚會橫越大洋，而幾乎所有鮪魚魚種巡游的水域範圍都遍及多個國家，或不屬於任何國家。因此鮪魚是無國籍的魚，很難規範，更是最近一波野生食物獵捕熱潮的對象—這個壽司風潮現在正迫使我們進入一種半科學、半科幻的養殖魚研究領域，要求我們重新評估魚究竟是可消耗的海產，還是亟需人類同情的野生動物。

　　因此，我選定這四種魚，或者該說四種典型的魚肉。長久以來，人類一直努力控制牠們，不是透過野生系統的管理，就是透過個別物種的馴化與養殖，或是乾脆肆無忌憚地用一物種取代另一物種。

　　這並不是人類第一次從漫無秩序的未馴養自然物種中，選擇一些來利用與繁殖。最後一次冰河時期前，在地球上漫遊的眾多哺乳動物中，我們的祖先選擇了四種，亦即牛、豬、綿羊和山羊，做為主要的肉食來源。在遮蔽原始天空的眾多鳥類當中，人類選擇了雞、火雞、鴨和鵝這四種做為家禽。但是今日我們在這一波的大選擇中分析及評估魚類，試圖找出哪些會成為「我們的」主食時，卻發現我們必須做的決定要複雜得多。早期人類很少想到要保育野生食物，人類在大自然中屬於少數，而他們選擇馴化以當作食物的生物，在所有繁多的野生生物中僅占一小部分。早期人類不知道自己的破壞潛力，也不知道他們有重新塑造世界的能力。

　　現代的人類是不同的動物，完全明白自己有能力扭曲大自然的法則，以圖利自己。二十世紀中葉以前，人類一般把改變的能力視為正面且不可避免的能力。高爾頓（Francis Galton）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優秀知識分子，雖然因創立優生學而惡名昭彰，但他也是一位多產的作家，曾就範圍廣泛的主題進行論述，包括動物馴化。他在世界食物系統開始工業化時曾經寫道：「看來每一種野生動物都有過被馴化的機會。」談到未被馴化的動物時，高爾頓曾經做出令人沮喪的預測：「隨著文明擴張，牠們注定逐漸遭到摧毀，自地表消失，因為牠們是消耗作物的無用消費者。」

　　這令人想到現今人類與海洋的關係也正處於關鍵時刻。我們是必須消滅所有的海洋野生生物，用某種人類控制的系統來取代？還是我們可以了解野生生物，加以良善的管理，以便讓人類與海洋世界維持平衡？

　　儘管新聞媒體的無數報導塑造出枯竭的印象，其實現在仍然有大量的野生魚存在。目前一年的野生魚捕獲量大約是九千萬噸，許多生產食物的循環與子循環都仍在運轉，有時甚至非常暢旺，只要人類能夠自制，它們完全不需要人類的任何協助。看似已經枯竭的漁場有時只需要休養十年，就能夠恢復至少一部分的榮景。二次大戰是人類史上最慘痛的時期之一，若由魚類來寫這段歷史，它可能會被稱為「大解脫」（The Great Reprieve）。由於隨時可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遭魚雷和潛艇炸毀，漁船不再出航，北大西洋枯竭的漁場大多得以休養，魚的數目顯著增加。

　　現代的人類是否能在沒有戰爭這類特定外力的情況下，「有意識地」自我約束？我們是否能跟集獵時期的人一樣，但以更富智慧的方式來保護野生食物？還是人類注定要根除大多數野生生物，僅馴化其中少數物種？我們難道不能抗拒重塑野生系統的衝動，把在那個系統裡流動的能量導向對我們有利的方向？

　　一九六八年，生態學家哈定（Garret Hardin）在《科學》期刊（Science）上發表一篇劃時代的論文〈共有地的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他在文中特別表示：「天擇偏好心理否認的力量。個人會因否認事實的能力而獲益，即使這意味著他所屬的整體社會得受苦。」我們至今在人類對野生魚的採捕，以及在家魚（domestic fish）的選擇與繁殖上所見到的，正是規模大到令人驚愕的心理否認。野生魚方面，我們一再選擇忽略自然定律對生態系的基本限制，不斷捕撈魚類，數量比自然過程所能汰換的還多。當野生系群（stock）被過度採捕，我們轉向馴化。我們選擇要馴養的魚類時，大多以滿足古怪的味覺偏好為主，而不是選擇飼養方法符合生態需求的魚。這些進展都是在水底進行，食用海產的民眾看不到。我們每年消耗的魚量越來越多，不僅整體消耗量增加，人均消耗量也增加，只有發現海產供應可能遭工業污染的證據時，這個趨勢才會稍停（而且為時短暫）。在這些集體否認行為的掩飾下，個人與公司的權利、國家的偏見，以及環保行動主義，交相拼湊成政府官員所謂的「海洋政策」。事實上，所謂的「海洋政策」根本不存在，至少沒有一個是把野生魚與馴化魚視為我們共同未來裡的兩個不同成分。

　　但是隨著野生魚與馴化魚所占的市場比例幾近相等，將兩者視為共同未來正是我們需要的海洋政策。這四種魚與野生和馴化的衝突息息相關，因此我希望藉由描述牠們的故事，把人類的需要與全球的需求分開，並對在人與魚之間建立公平持久的和平關係提出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