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從小說到電影作者 ◎劉捷
我曾問畢飛宇，他寫作的時候疼不疼？因為我寫的時候很疼。他說，沒有藝術家不疼，這是命。
《花》（小說原名《裸》）的誕生，是一個極其疼痛的過程，但如孕婦分娩，我在疼痛中也體驗到了巨大愉悅。小說02年就寫了，當時主要想卸掉一個沉重的情感包袱。這是一個把我糾纏得沒完沒了的愛情故事，不寫出來，心靈就沒法得到安寧。寫完後，的確輕鬆了不少。那時，我在巴黎三大讀完了碩士學位，回到北京電影學院繼續做外國電影的研究和教學工作，就把小說擱置一邊。我沒有忘，卻不敢想。巴金說，小說家說真話不容易。畢飛宇說，謊話不要說，真話不一定都說。真話會傷害人，也會傷害自己。作為寫作者，我深有體會。但我還是喜歡那些說了真話的作品，包括畢飛宇的小說。很多年前，毛姆的《人性的枷鎖》，勞倫斯的《
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等作品都因為說了當時人不敢說的真話，使自己深受傷害。我的小說沒有那麼駭世驚俗，但不可否認，無論我還是別人，面對它時，都需要點勇氣。
幸運的是，我遇到了一位有勇氣的電影人。05年，定居法國後，我致力於小說和電影創作。我又把《裸》拿出來，並改編成劇本。開始想自己拍，但當時一些條件不成熟，我就決定給我最喜愛的一位中國導演拍。這位導演就是婁燁。我認為婁燁是中國當代最才華橫溢也最堅持藝術信念的導演之一。他的電影告訴我，他能拍好這個故事，因為我在他的電影裡看到了從肉體到精神都非常美、非常真的中國人。他一向站在平等的人的基礎上來拍人，他的電影在西方得到盛譽，不是象某些在西方走紅的中國電影那樣，迎合了傳統西方對中國那種居高臨下的視角或異國情調的好奇。恰恰相反！婁燁的電影挑戰並挫傷了某些西方人的文化優越感，使他們不得不平起平坐地看待他的才華和他的真誠。他敢於面對問題，而我的小說，觸及到了不少問題，愛情問題，現實問題，文化問題……，說到底，人的問題。在今天這個物慾橫流的世界裡，「愛如行雲，性如流水」，愛情變得越來越遙不可及。我的女主人公「花」跨越國界、跨越種族、跨越身份和地位，跨越現實中的一切羈絆，去尋找愛情。
婁燁看了我的小說後，很喜歡，他說他在小說裡看到了一種「人的風景」，他希望把這樣一種風景呈現在未來的影片中。07年，我們開始了劇本的合作。那時他在國內，準備拍攝《春風沉醉的夜晚》，我們主要通過電子郵件交流想法。把長達28萬多字的小說濃縮成2小時的電影是一件艱巨的工作。候麥說，有人拍電影野心太大，什麼都想說，「我覺得現在的導演都太自命不凡，給人的印象是好像每部影片都會改變整個世界！」所以，我們首先
要搞清楚這個電影想說什麼，能說什麼。婁燁覺得有意思的是，我先給他看了一棵樹（小說）；然後，給他看了這顆樹局部的一些枝幹（劇本）；最後，他看到了一片很好的葉子（故事的結尾），他不認為拍整棵樹和大的枝幹比拍一片葉子更自命不凡或更具野心，在他看來，拍好一片葉子和拍好一棵樹都是很難的。
這個故事究竟想說什麼呢？我想，是一種殘酷吧。這種殘酷來自暴力，而這種暴力滲透在現實中，如核污染散佈在大氣中，看不見摸不著。在銀幕上，表現血腥、謀殺等暴力是很便利的，但在現實中，殺一個人不是那麼容易的；還有，就是文化和金錢的暴力，男主人公「馬蒂歐」始終在被這兩種暴力所強暴；最後，對女人來說，男人的暴力不一定來自拳打腳踢，男人最殘忍之處可能恰恰出自他的甜言蜜語。愛情之所以會變得殘酷，是因為它曾經非常美好。
想明白要說什麼後，接下來的問題是怎麼說。小說有各種寫法，電影也有各種拍法。關鍵是要找到最合適的說話的口吻，也就是影片的風格。我喜歡婁燁電影的形式感，他的形式裡有真我，有靈魂。我不喜歡那種形式大於內容的電影。記得中學時，偶爾讀了雷諾阿的電影劇本《托尼》，被深深打動，那時不懂，後來學電影，知道那叫「詩意的現實主義」。雖然今天很難拍一部詩意現實主義的電影，但我很珍惜馬蒂歐身上自然迸發的詩意，而我在劇本中努力保持的，就是這種詩意。這與婁燁的想法不謀而合：「我的辦法是找一些我對故事的興趣大於我對形式的興趣的東西，然後看看這個故事會引導出怎樣的形式，隨故事，隨人物，隨故事給人帶來的感性衝動走，這樣你的形式才是自由的。」
婁燁很放縱我，給了我劇作上很大的自由，像「花一樣不管不顧」的那種自由。從07年到08年，劇本寫了很多稿，每稿之後，婁燁都坦率地告訴我他的想法，有讚賞、有批評更有建議。到最後一稿，他對我說，他讀到了「一種內在深處的妖艷」。09年，婁燁來法國看景之後，繼續了劇作工作。劇本階段基本延續了我的小說和劇本的方向，但根據這個方向，影片自然走向了「之間」。在拍攝過程中，他沒有向任何工作人員透露這個「之間」的意念，但跟隨人物的感受，所有人的工作都朝這個方向靠近，直到作曲Peyman
Yazdanian將影片的主題音樂命名為「Along between」。所以，影片最大的變化就是加強了小說中「兩者之間」的處境和感受：人與人之間，不同的事物、文化、種族、地域之間，性和愛之間，暴力和溫柔之間，……由此，更強調了人物身處這「兩者之間」的困境。
這是花的處境，也是我們的「作者處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