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柏鋒：不帶偏見的形式實驗者

繼《王大閎：永恆的建築詩人》
木馬建築系列介紹另一位重要的台灣戰後前輩建築師

　　蔡柏鋒生於1928年，臺灣臺北市人，成功大學建築系畢業，1962年開辦「蔡柏鋒建築師事務所」。曾任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建築學會、空間藝術學會理事、常務理事，並執教於藝術專科學校、淡江大學、中國文化大學等校。曾兩次獲優秀建築師金鼎獎，並獲全台美展建築部作品永久免審入選之殊榮。著有《施工圖》，譯有《美國第三代建築師方法論》等書。

　　蔡柏鋒雖然沒有顯赫的家世，也沒有傲人的學歷，但藉由努力，讓他的作品成為時代參考的典範。本書介紹蔡柏鋒從1962年至1995年橫跨三十年的作品，共計22件，建築類型涵蓋私人住宅、商業用大樓與醫院及大使館等。書中並有關於蔡柏鋒建築生平介紹、作品導讀，書末則附有蔡柏鋒建築師七十二歲自述，與另一位前輩建築師洪一鶴先生記述的文章。

　　本書藉由回顧蔡柏鋒早年的作品，來銜接一種模糊的記憶，讓我們當下的創作多點時間的痕跡，甚至積累，不是考古，而是歷史。

本書特色

　　如今這個時代我們可以掌握更多訊息，看更多的事物，營建技術與材料選擇亦與時俱進，但卻經常失去了專注力與純粹的心。從事建築創作，我們必須知道掌握什麼、表現什麼，以及其社會責任，而不只是一個單純的職業服務。

　　蔡柏鋒嘗試在每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中找尋形式的答案，最終形式的出現，經常多元且不帶偏見。因此技術、機能、經濟成為蔡柏鋒創作的核心題旨，作品總是在計畫書的要求下，思索基地特性、物理環境，隨後輸入專業者的技術、機能與經濟考量，提供業主可能的方案，並在互動中逐步實現作品。

作者簡介

徐明松

　　建築史學者與建築、都市評論，現任銘傳大學建築系專任助理教授。威尼斯建築學院建築碩士、義大利國家建築師。著有《柯比意：城市、烏托邦與超現實主義》(田園城市，2002)、《古典、違逆與嘲諷：從布魯涅列斯基到帕拉底歐的文藝復興建築師》(田園城市，2003)、《打開建築的第一道門》(總策劃與合著，誠品書店，2005)、《建築桂冠：普立茲克建築大師》(合著，木馬，2005)、《王大閎》(合著，建築師全聯會雜誌，2006)、《十城十美》(合著，聯經，2006)、《跟著建築去旅行》(合著，聯經，2006)、《義大利，這玩藝》(三民書局，2007)、《國父紀念館建館始末──王大閎的妥協與磨難》(編，國立國父紀念館，2007)、《王大閎：永恆的建築詩人》(木馬，2007)、《粗獷與詩意：台灣戰後第一代建築》(木馬，2008)、《建築師王大閎：1942-1995》(誠品書局，2010)

徐明松
蔡柏鋒建築作品初探

出生與建築專業前的養成
談蔡柏鋒建築師(簡稱蔡柏鋒)得回到複雜多元的台灣歷史裡尋求答案，對這一代台灣人來說，生命的流變是與歷史的遞延息息相關，每一個人似乎都囿限在大環境的桎梏裡，卻也有人從桎梏裡掙脫而出。出生於1928年2月1日台北州雙連附近的蔡柏鋒，家境清寒，有兄弟姊妹九人，排行老五。1934年4月5日蔡柏鋒進入台北市宮前公學校(現中山國小)，1940年4月12日進台北市日新公學校(現日新國小)高等科二年制就讀。
他出生的那一年，日本已治理台灣三十三年，經歷了「始政時期」(1895-1915)的高壓統治和「同化時期」(1915-1937)的內地延長主義中期，距日本發動全面侵華則還有九年，因此蔡柏鋒的兒時成長，除1930的霧社事件1外，再也沒有出現具規模的武裝抗日。不過，整個二零年代卻是台灣第一次本土政治文化運動與近代文學最蓬勃的一段時間，就像社會學家陳紹馨指出的：這段時期「交通發達，人民的流動性增高。農產品加工的生產增加，生產力提高，人民日常生活中的消費量也略增。人民的態度開始改變，漸願意採取各種新生活方式。漸多用機械(腳踏車、汽車之類)，西醫人數超過中醫，初等教育也漸普及」2。這也正是學者陳芳明所說，台灣現代化或摩登化的開端。

其實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就非常重視國民的藝文教育，二十世紀二零年代以後，由於日文教育已逐漸紮根，因此藝文相關書籍與活動自然就從日本帶到殖民地來。在社會逐漸穩定與長治久安的狀況下，殖民者為了同化被殖民者，開始給予較多的發言空間，譬如說在政治文化運動上，林林總總不下數十個團體，從最早的「新民會」(1920/2)、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1921/2)、台灣文化協會(1921/10/17)，到左派台灣共產黨的介入(1928/4)，長達十年左右的時間，台灣民眾避免採取流血的抵抗運動來爭取自由，這些團體也創辦雜誌啟發民智，像「新民會」發行的《台灣青年》就鼓吹進步的新思潮，除日常生活的現代化外，也經常報導「民族自決」、「男女同權」、「勞資協調」等符合世界潮流的議題。這轟轟烈烈的十年，直到1931年12月日本總督府下令逮捕並槍決台灣共產黨員，才畫下句點。因此二零年代在這股政治文化運動的推波助瀾下，也同時是自主性台灣新文學的發軔期，儘管政治空間因打壓而極遽萎縮，但文學的聲音則持續到日本戰敗。蔡柏鋒便是在台灣第一波自主性、自我認同的文化運動中成長的，儘管蔡柏鋒的家庭不是士紳階級，不可能直接參與此運動，但整體的時代氛圍不容忽視。

從臺北工業學校到航空學校
1942年，蔡柏鋒結束日新公學校高等科的學業後，受大哥從事建築業的影響，決定進入臺北州立臺北工業學校建築科(簡稱臺北工業學校)就讀3。但整個局勢已有變化，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引起美國對日宣戰。1941年日本外相松岡洋右緊接著提出「大東亞共榮圈」運動，在1942年更落實為實際行動。隨後日本也開始提昇台灣島內備戰需求，授權總督府調動戰時資源，並徵集台灣自願兵入伍。蔡柏鋒是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進入臺北工業學校就讀，儘管當時他認為自己年紀輕，只專心讀書，並未明顯感覺到戰爭的威脅，豈料臺北工業學校第二年學業結束（1944年），就在半號召半強迫的狀況下暫停臺北工業學校課業，考取航空學校及戰車學校。訪談中蔡柏鋒說，當時公立學校的學生為呼應愛國主義的號召，多數去服了自願役。事實上，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的侵華戰爭之後，台灣即進入戰時體制的軍事統治時期，以意識型態的改造為手段而產生了所謂「皇民化運動」，不僅僅將台灣人改造成日本人，而且要變成忠良的日本人，培養為日本犧牲的榮譽感（尾崎秀樹，1985：212)。後來蔡柏鋒就是在這樣的脈絡下選擇進入多數人嚮往的航空學校，於1945年年初出發至位於日本奈良附近落草山的航空學校受訓，為期一年半4。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讓蔡柏鋒的「軍事生涯」突然中止，只能等待輪船遣送回台。在這八個月期間，年輕的蔡柏鋒努力學習飛行機工術，他說：「管理飛機本身構造、材料啊，……飛機很複雜，發動機、通信啊、這些都要瞭解就對了。瞭解後要會修理，我那時是機長……飛機長，坐在飛機上」5，也或許是修理這些精密機械的經驗，讓蔡柏鋒日後在掌握建築細部及管理事務所的事務上都特別講求細節與嚴格。

1945年8月15日後，為了等船回台，蔡柏鋒所屬的部隊輾轉遷徙到日本九州長崎針尾海兵團的佐世保軍港，期間還因無事可做，副官常帶著大家上奈良山劈柴燒火炭，渡過一段不知所措的短暫歲月，直到1946年1月1日才由佐世保港回到台灣基隆港。蔡柏鋒回台後立刻回母校臺北工業學校建築科報到，繼續完成學業，但因戰後整個社會尚待重建，學校也相當混亂，原本五年的學制因戰爭縮減為四年，加上他讀了一年多航空學校，所以跳級四年級，讀完第二學期就取得文憑，接受建築專業教育前後僅三年多時間。在學時讓蔡柏鋒留下印象深刻的老師有教授力學課程的田中大作，他以嚴格聞名，上課手上都拿著教鞭，答案不對或上課睡覺都會捱教鞭，學生無不戰戰兢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