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二○○九年，過得格外小心。小心，是因為這一年隔三差五就遇到敏感日，從「五四」到「六四」再到「十一」，管它是吉日還是忌日，一律敏感，且高度敏感。這不，又添了「三一四」、「七五」等新的敏感日。政府搞得挺累，百姓過得也挺累。在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度，上上下下、裡裡外外都神經兮兮的。這樣管理國家，管理者不比我們聰明，也不比我們幸福。
書裡，我寫了千家駒先生。其中有這樣一段文字：千夫人楊音梨本是知識婦女，證婚人還是胡適。但她幾十年來，活得像個小媳婦。「文革」中，隨丈夫受盡折磨。千家駒每日歸來，她的第一句話就是：「今天機關沒有事吧？」聽到一句「沒有事」，才放心地去做晚飯。楊音梨每日揀煤渣，街道鄰里也白眼相看。患病的她經常對丈夫說：「真想找個地方讓我大哭一場，我的病就會好了。」後來，夫人走了，千家駒恨自己無力保護妻子，恨了一輩子。這個細節，給我們描述出整個中國社會的精神氛圍和國人的生存狀態。不客氣地說，在很長的一個時期，我們官府幹的事情，就是如何監管和便於監管百姓；而對知識分子幹的事情，就是讓他們不斷處於恐怖狀態。今天的情況，改善多了，但是，內心的不安全感並未徹底消除。過去經歷種種災難和不幸，改頭換面地傳承繁衍下來。大家或小心翼翼，或圓滑處世。民族和個人是一樣的，都有自己的生命之途。我們民族很偉大，也很悲哀。從思想意識到政治制度到心理情愫，有一條堅韌的臍帶維繫著內在連續性。沒有一個國家能滅絕它，也沒有一個國家能改變它。中國只有從內部生發出的力量，才能逐步導致它產生實質性變化，達到洗心革面，煥然一新。而我們每一個人，就屬於這力量的一部分。
從《往事並不如煙》（香港牛津版為《最後的貴族》）到《這樣事和誰細講》，我寫的幾乎都是中國民主同盟的上層人士。其中有政治家（羅隆基、史良），學者（千家駒），報人（儲安平），文人（張伯駒），藝人（馬連良）以及交叉黨員（李文宜），另外還有臥底（馮亦代）。自歎沒有本事，寫不出一部盟史來。這些零星人物榮耀過，恥辱過，高尚過，卑鄙過，但更多的是失落和挫折。他們的經歷、表現和命運，也許多少能夠讓人們找到中國民主黨派的興衰軌跡來。寫作，在我是很痛苦的，因為它們已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字字連著血和肉。書內《滿腔心事向誰論》一篇，斷斷續續大約寫了六年，每次都由於傷心過度而擱筆。這類文章，未必有人閱讀，遂有「這樣事和誰細講」的感歎。它是清人王慶瀾所作散曲中的一句，讀來很「水」，想來有味，便拿來做了書名。
眼下的生活有如北京的車流，只是向前開去，看不到方向。我懷念從前那農舍與四合院在黃昏時分冒出的炊煙，淡淡的，最有人間氣息，令我溫暖又悵然。
我也相信好日子在後面呢，可惜的是髮如雪，鬢已霜。
二○○九年八月十三日於北京守愚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