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天堂遺忘的孩子：一場重現愛與勇氣的冒險之旅

推薦序
走未完的非法移民悲歌

南方朔【作家、文化評論家】

　　一個十七歲的宏都拉斯少年安立奎，為了尋母而千山萬水跋涉，經過七次失敗，最後終於九死一生闖進了美國，他的冒險旅程長達一萬九千公里。這是一首慘烈的史詩，其坎坷艱險的程度，讓人惻然動容。它是安立奎個人的史詩，但它只不過是更慘烈的拉丁美洲移民史詩的一環而已。

　　其實，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非法移民的問題早已成了當前最重要但又棘手的問題之一。貧窮國家的人口大量的以非法闖關的手段往富裕國家移動，於是各式各樣悲慘淒涼或動人肺腑的故事，遂每天都在發生。許多東歐非法移民凍死在阿爾卑斯山上，亞得里亞海底則不知道沉沒了多少要偷渡到法義的巴爾幹半島非法移民；至於亞洲、非洲意圖乘坐貨輪偷渡到歐美，因而悶死船艙或溺斃海岸灘頭的事例，更是多得難以勝數。如果我們不健忘，當還記得中國大陸移民乘船偷渡，闖入澳大利亞沙漠的悲慘故事，還有整船人在紐約港外窒息而死的可怕故事。在這個非法移民大增的時代，也是偷渡人口這個非法行業大盛的時代。人間的一切可怕故事，也就在這樣的背景下，以各種更極端的方式一一上演。

　　而在近代非法移民裡，規模最大，形同非法移民潮的，則無疑的要以墨西哥和中南美洲人偷渡到美國居於首位。目前美國每年合法移民百萬，非法移民約七十萬，近年這種非法移民已在向百萬大關前進。這些合法與非法移民裡，拉丁美洲即佔了絕大多數。儘管美國在美墨邊界築起長達一百二十公里的阻隔圍牆，每年花費在逮捕、審問及遣返的例行支出也高達一億二千五百萬美元；甚至美國民間也出現民兵組織在邊界巡邏，但這都無法阻擋數以百萬計的中南美洲人借道墨西哥，經美國闖關偷渡的非法移民潮。而當然，有了這樣的非法移民潮，也就必然產生了龐大的人口走私黑道集團，以及依靠劫掠和剝削這些非法移民的黑白兩道。對非法移民的拉丁美洲人民而言，已成了用生命當賭注的冒險之旅，九死一生是它的當然結局。在每一個成功的偷渡者背後，是許多偷渡不成者所築起的血路。

　　而這本《被天堂遺忘的孩子》，主角即是來自宏都拉斯的少年。他五歲時，母親露德為了改善家計，即拋棄了兒子到美國求生。安立奎在無母的環境下長大，他的人生非常扭曲。於是在與母分離十一年之後，遂踏上了千山萬水的尋母之旅。由本書的敘述，我們看出這樣的旅程簡直極盡人間艱苦之大成。他七次失敗，最後拼盡力量，才僥倖成功。一路上他曾被警察劫掠，被黑道酷虐，從搭乘的死亡列車車頂摔下，他沒有死，其實是僥倖！以前我們讀荷馬的《奧德賽》，那也是艱苦的旅程，但儘管艱苦，它仍是浪漫的冒險；但安立奎的旅程則完全沒有任何浪漫的氣氛，只有人世間那種最可怕的恐怖。以前我們也讀過狄更斯的《苦兒流浪記》，但那和安立奎相比，則簡直成了小巫。

　　安立奎的旅程，其實不是旅程，而是一首大型的悲歌。拉丁美洲的貧窮落後，逼迫著它的人民一個個以生命為賭注，走上非法移民的偷渡之路。安立奎自己僥倖成功了，但他的悲歌結束了嗎？沒有，一點也沒有。他在抵達美國，與母親露德重逢後，又叫他留在宏都拉斯的小妻子馬莉雅也偷渡赴美，但卻把他們的女兒雅思敏拋棄在宏都拉斯。上一代的悲歌繼續遺傳給了下一代，將來是否過了十幾年，那個叫做雅思敏的小女孩，是否還要再走一次父母輩曾走過的死亡之路呢﹖而這種一代代的悲歌，要到何時才能劃下休止符？安立奎的悲歌，也是他妻女的悲歌，更是宏都拉斯人民的悲歌，它至今仍在繼續中。

　　《被天堂遺忘的孩子》是一本讓人讀了後不忍的動人之書。本書作者《洛杉磯時報》資深秀異記者索妮雅?納薩瑞歐以高度投入且專業的態度來寫作此書，無疑的居功最偉。她為了詳盡寫實，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也冒著生命的危險，多次走過安立奎曾走過的死亡之路；此外她也做了大量研究，讓整個拉丁美洲的非法移民相關問題的生態，做了清楚的展開，讓人們透過安立奎的經驗，而對拉丁美洲非法移民問題有了全貌的認識。

　　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非法移民問題早已跟著全球化。這是個新的野蠻領域，以剝削和劫掠的黑白兩道開始崛起，以剝削非法移民為生的新奴隸制也開始復現。至於非法移民所造成的家庭問題和社會問題，也開始日益嚴峻。這些都是全新的時代課題。當我們讀了此書，能對當今非法移民以及新型態的移民問題多一番同情與理解，進而對我們自己社會的外勞和外籍新娘問題也多出一份同情與關懷，那才不枉讀這本動人肺腑的書吧！
　　
推薦序
第三世界母親心中共同的痛　　   
  
林照真【曾為資深記者，現為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系助理教授】

　　二十世紀後期記載了「全球化」的新神話。新神話宣稱，伴隨著科技的發明與財富的流動，人類的經濟、文化、政治、社會全部重新翻騰，科技可為全人類造福，財富得以重新分配。於是，更多人離家到異鄉尋找發財的美夢；落後地區人民得以在全球生產鏈中立足，獲得比祖先更多的工作機會。新神話昭告天下，整個世界都是競爭平台，不再有中心與邊陲的界線，人們跨界工作、進行各種流動、追逐夢想的天空。

　　這股全球化浪潮激勵了人類追求欲望，也為底層人民開啟脫貧的一扇窗。當這股樂觀烏托邦席捲全球、成為國際主流意識時，腳步更為劇烈的全球移民潮瞬間來到。處於邊陲、半邊陲的國家人民向第一世界國家流動，產生諸多來不及處理的法律、倫理、親情等新問題。全球化固然展開了時代新趨勢，卻也是傳統瓦解崩裂的開端。以這樣的心情閱讀本書，《被天堂遺忘的孩子》從書名到內文，提供了一個令人屏息、反思的真實案例。

　　《被天堂遺忘的孩子》是現代版的「苦兒尋母記」，旅程盡是陷阱與危機，本書從頭到尾充滿著緊張、險惡、與生死一瞬間的人生際遇，令人對渴望母愛的故事主角安立奎深深同情。然而，這趟旅行不僅是宏都拉斯少年安立奎的冒險之旅，也是一名西方記者的驚險之旅。作者索妮雅．納薩瑞歐以敏銳的記者雙眼與無比的新聞勇氣，帶我們進入偷渡客的世界。納薩瑞歐雖然因為記者身分能獲得更多保護，但她在採訪過程中還是經歷了許多突如其來的意外與驚險，如此過人的勇氣與膽識，說明這個世界永遠需要記者揭開更多真相。

　　納薩瑞歐身為阿根廷裔的美國新移民，對移民世界有著更多的同情與理解。透過納薩瑞歐的親身走訪，本書內文呈現的動人情節與小說般故事，卻全是出自記者之筆的真實紀錄。這本書展現了精密動人的寫作方式，作者以各式筆法呈現偷渡客遭受的磨難；其中直敘、倒敘手法並用，有記者的觀察、旁白，也有故事中人物的吶喊與對話。戲劇化的偷渡過程，卻因為故事為真，更對讀者心中產生強烈的震撼。作者嘗試以一個小偷渡客的故事為縮影，告訴我們發生在新移民身上的不幸。在這個精緻的特寫故事中，作者雖不像調查報導文體提出結構性的批判與追究責任，或是揪出害人不淺的人蛇與土狼集團，卻是以綿密的事實積累，說出移民真相。

　　「移民」是社會學理論的專有名辭，在劇烈的全球化浪潮中，他們真正的身分是「偷渡客」，他們可能躲藏在巨大貨輪的貨櫃死角中，或是破舊漁船的悶熱船艙中，這是台灣所熟悉的偷渡情節。而除了大海外，在內陸國界相接的國度中，他們則可能棲身在穿越不同國境的鐵路中；一列列死亡列車的車廂頂，卻是他們尋找新生活的希望。沿路的新舊監獄中盡是他們的足跡與故事，他們可能被抓了又放，放了又被抓，多數人沒有機會向人們訴說他們的故事，但是透過本書，讀者卻得以一窺偷渡客非人道的經歷，而他們所渴求的，其實是被莫名剝奪的親情與愛情。

　　從書名來看，這本書寫的是孩子尋找母親的故事，但從故事的發展來看，作者寫的也是第三世界母親的心聲。安立奎的母親露德是第三世界的母親，而在全球化的世界移民現象中，最常看見第三世界國家的女性，以工作或是婚姻等方式，進行各種跨國界流動。以本書來看，露德為了改善家庭經濟狀況，期待給孩子一個溫飽的童年，只得放棄陪伴孩子成長的家庭之樂，隻身到美國尋找全家溫飽的可能。身為母親的露德必須離開孩子的心痛，同為女性的本書作者索妮雅．納薩瑞歐自然能夠體會。但她一開始時也感到非常不解，她曾在自序中問到：「為什麼一個母親寧願拋家棄子，遠走至三千兩百公里之外的國度，不知何時才能與孩子重聚？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驅使她做出這樣的決定？」

　　讓我們也跟著作者一起思考：「是什麼原因，使得人們被迫離開生長的地方，母親要離開子女、孩子要在孤獨中成長？」如果原因是來自一個更大力量的世界結構所導致，那麼，宏都拉斯少年安立奎展開的尋母之旅，以及發生在他身上的親情、愛情、與對母親的思念等，都不會只是個案。由這些角度來看，作者雖然寫的是一個少年的故事，但顯然這些故事，卻是第三世界國家的街頭巷尾、隨手可拾的人生。

　　但我想作者最後一定找到原因的癥結了，故事的結尾等於提供了一個答案。當安立奎的女友馬莉雅也必須割捨三歲的孩子，到美國編織未來全家團聚的夢想時，在馬莉雅身上正重複著上一代的心情故事。這時，身為母親的馬莉雅離開孩子的心痛，讀者應該是相當能夠體會的了。本書在故事最後以三歲的小女娃雅思敏揮手向母親道別做為結局，讀者終會領悟這個故事最大的悲劇性，正在於這個命運的輪迴不已。這樣的結局，固然令人在情感上無奈，但，或許可以形成更多的理性反思。

　　台灣民眾曾經有過身為移民的心酸，如今基於某些經濟優勢，也有一些亞洲新移民來到台灣，其中亦包含來台灣工作的女性移民。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就是母親，卻必須痛苦地離開孩子，來台灣工作，才能為全家賺得溫飽。在全球化的氛圍中，這類故事在世界的不同角落有了共通性。身為兩個孩子的母親與關心世界移民的一份子，我向大家推薦此書，相信台灣民眾比起他國人民，更有能力體會第三世界母親的苦楚。
　　
作者序

　　星期五，早上八點。我在洛杉磯家中聽到前門一陣鑰匙轉動聲。是每兩週來我家打掃一次的卡曼（Mar?a del Carmen Ferrez）。她打開門，走進廚房。

　　卡曼身材嬌小、聰明，幹起活來迅速俐落。通常早上這個時間，我正急急忙忙地準備衝出家門去上班。但是每當她來打掃時，我倆的步調便對調過來。她在廚房四處整理打掃，我為了讓她方便清理地板，則是繞著她團團轉，幫忙撿起地上的鞋襪、報紙等雜物。這個例行儀式使得我和她得以共處一室閒話家常。

　　那是在一九九七年的一個早晨，卡曼與我在廚房中各據一角。她說她有個問題憋在心裡很久了：「索妮雅太太，您究竟有沒有打算要生小孩？」

　　「我不知道耶，」我說。卡曼有個兒子，有時候她來我家打掃時，會帶著兒子到我家來看電視。我問她是否還想多生幾個。

　　平日裡總是笑口常開、嘰嘰喳喳的卡曼，此刻突然安靜了下來。她眼神怪怪地直視著廚房的流理台，半晌後，才靜靜地告訴我一件我從來不知道的事──她還有四個孩子，兩男兩女，都住在遙遠的瓜地馬拉。當年，她以單親媽媽的身分，冒險來美國工作，把四個孩子都留在那裡。

　　至今，他們已經分開十二年了。

　　卡曼說，她離家的時候，最小的女兒只有一歲大。她無法陪伴大兒子麥諾（Minor）一起成長，只能在電話中聽到他的嗓音變得日益深沈。說到這兒，卡曼啜泣了起來。

　　十二年？我感到不可置信。為什麼一個母親寧願拋家棄子、遠走至三千兩百公里外的國度，不知何時才能與孩子重聚？究竟是什麼原因驅使她做出這樣的決定？

　　卡曼擦乾眼淚，開始向我解釋。她的丈夫為了別的女人而拋棄她。她雖然拚命工作，卻仍舊養不起四個孩子，「孩子們跟我要食物吃，我卻沒有東西給他們吃。」許多夜晚，孩子因為沒晚餐吃，得餓著肚子上床睡覺。她只好哄他們睡，教他們如何止住飢餓的折磨，「趴著睡，這樣你的胃就不會咕嚕咕嚕叫得這麼厲害。」

　　因為愛，因為希望讓孩子有機會脫離貧窮、唸完小學後能繼續升學，她才會離開他們來到了美國。一談起她寄回去給孩子的衣服、金錢和照片，她的神色中難掩驕傲之情。

　　然而她承認，她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每次和孩子通電話，她都覺得彼此間的距離越來越遠、感情越來越淡。在孩子成長過程中的長期缺席，也在孩子心中留下了無法抹滅的傷痕。她的大女兒第一次月經來潮時，整個人嚇壞了，不知道自己的身體發生了什麼變化。後來她責問卡曼：為什麼妳沒有在我身邊教導我？

　　卡曼一直無法存夠錢請走私集團幫她把四個孩子都帶到美國來。況且，這趟旅程危險無比。一九八五年，她自己北上美國的途中，就遭到走私者搶劫，結果一連三天都沒東西吃。她更擔心，自己的女兒在途中可能面臨強暴的威脅。更何況，她居住的地區，在洛杉磯屬於貧窮落後、吸毒與犯罪猖獗之地，她怎敢讓自己的孩子在這種地方長大？

　　由於擔心我不贊成她這樣的選擇，她一邊打開洗碗機電源，一邊告訴我，許多從中美洲或墨西哥來到洛杉磯謀生的移民女性都有著類似的命運──失婚的單親媽媽，為了養家活口，只好忍痛拋下孩子遠赴他鄉。

　　相對的，美國的中產階級或富有的職業婦女，大可以束緊腰帶度日，待在家裡，把所有的時間都拿來陪伴孩子成長，但她們卻寧可把大部分醒著的時間和精力都貢獻給工作，只用極少的時間來陪伴孩子。卡曼對此感到難以理解，她臉上帶著不可置信的表情問我：為什麼，為什麼會有人這樣做？

　　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九八年，卡曼的大兒子麥諾沒跟她說，就要出發到美國要找她。當卡曼離家時，麥諾只有十歲大。他沿途乞討，從瓜地馬拉、墨西哥一路搭便車北上，有一天出現在卡曼家門口。

　　麥諾極度思念母親。他再也無法忍受另一個沒有母親的生日或聖誕節，也受夠了母親編造的各種藉口。他必須知道：母親離開瓜地馬拉，是因為從沒真正愛過他嗎？不然還有什麼更合理的理由？

　　然而，他在瓜地馬拉的朋友們可非常羨慕他母親寄給他的生活費和禮物，「你什麼都有！上好的衣服、上好的網球鞋。」但麥諾卻回答他們：「這些可是用母親換來的耶。從來沒有人在我身邊寵我，也沒有人在我身邊嘮叨：『做這個、不可以做那個、你吃飯了沒？』母愛，是母親以外的人無法給予的。」

　　麥諾跟我分享他驚險萬分的搭便車經歷。他曾遭受恐嚇和搶劫。他說，儘管如此，他還算幸運的了。每年，有數千名兒童為了到美國尋找自己的母親，採取了更危險的方式：偷搭墨西哥載貨火車。他們給這些列車取了一個外號，叫「死亡列車」（El Tren de la Muerte）。
　　
一個常見的抉擇

　　拋下孩子，隻身前往異國工作，是多麼困難的一項抉擇。一想到這裡，我就感到十分震撼：這些母親當初不曉得面臨了怎樣的天人交戰？在拉丁美洲，家庭的地位極為重要，母親的角色對許多女性而言，更具有至高無上的價值。那麼，為何有成千上萬的母親願意離開自己的孩子？換做是我，我會怎麼做？我會選擇到美國來，賺更多錢，寄回去給孩子，好讓他們可以吃得更好，唸完小學三年級還可以繼續上學、讀完中學，甚至上大學？或者，我會選擇留在家鄉陪伴孩子成長，讓我的下一代繼續面對同樣的貧窮和悲苦？

　　另一個同樣讓我感到震撼不已的事情是：這些孩子竟然為了與母親相聚而膽敢踏上極端危險的旅程。我在想，究竟是出於何種絕望的心情，讓這些孩子──有些甚至只有七歲大──竟敢獨自上路，穿越危機四伏的土地，身無分文，唯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機智？

　　如今，美國正在經歷史上最大的移民潮，新移民正再度使美國轉型。據估計，每年有七十萬人以非法手段進入美國。而以合法方式進入美國、或取得居留權者，自二○○○年以來，則以年平均一百萬人的數目增加著。與過去的移民相比，這波移民潮至少有一項重大差異。過去，拋家棄子前往美國工作的通常是父親，尤其是來自墨西哥的客籍工人，所謂的“braceros”（譯註：合法進入美國從事短期工作的墨西哥勞工）；他們留下妻子在家鄉照顧孩子，獨自到美國工作。但是，近幾十年來，拉丁美洲的離婚率節節升高，許多家庭因此分崩離析，留下許多沒有能力撫養子女的單親媽媽。恰巧，美國有越來越多的女性選擇成為職業婦女，致使廉價服務和幫傭的人力需求大增。於是，大量的單親媽媽開始從拉丁美洲湧入美國，把孩子託付給祖父母或其他親戚、鄰居撫養照顧。

　　這類移民潮的第一波，出現在一九六○和七○年代。包括西印度群島、牙買加、多明尼加共和國等加勒比海沿岸國家，許多單親媽媽離鄉背井，前往紐約、新英格蘭、佛羅里達州等地，從事保母和安養院的工作。到了一九八○年代，美國首府華盛頓、休士頓、洛杉磯等都市的近郊，私人幫傭的需求成長至原先的兩倍，也吸引了大批中美洲女性前去工作。

　　卡曼的處境在目前其實相當普遍。南加大的一項研究顯示，在洛杉磯，百分之八十二的駐家保母以及四分之一的清潔工，都是至少還有一個孩子留在家鄉的女性移民。哈佛大學的一項研究則指出，以非法方式偷渡到美國的孩童，有高達百分之八十五都曾經和父母分離過一段時間，才來到美國。

　　另一方面，美國各界長久以來在移民措施和反移民措施等問題上的討論，則產了一個可悲的副作用：外來移民遭到非人化甚至妖魔化的對待。外來移民在美國的存在，根據各界觀點的不同，只剩下好處與壞處兩種看法。也就是說，他們被簡化成了成本效益的分析數字。

　　或許，藉由聚焦於一個移民身上──去觀察他的意志力、他的勇氣、他的缺陷──也就是他人性的一面，能有助於我們看清那些常常被簡化為非黑即白的討論。我開始思考，或許我能藉由我的報導，引領讀者登上那些死亡列車，讓讀者見證到現代移民一路上所經歷的驚險實況，尤其是那些孩童的危險經歷。一位在洛杉磯從事協助移民工作的女性告訴我：「這是屬於二十一世紀的歷險故事。」
　　
恐懼的折磨，跳蚤的叮咬

　　這個想法我考慮了一陣子。身為新聞記者，我喜歡親身涉入我要報導的事件過程，看著事件發展，帶領人們進入他們這輩子可能都無法涉入的領域。我想要親自去品嚐、去聽聞、去感受這段旅程的經過。為了要鮮明而詳細地敘述這段旅程，我知道我得親自和這些移民孩童登上穿越墨西哥的載貨火車。

　　也許，我可以從中美洲出發，緊跟著一個要到美國找母親的男孩。然而，卡曼的兒子麥諾告訴過我，列車上有幫派控制著，鐵道旁可能會遇上強盜土匪，各個火車站附近有墨西哥警察在巡邏，沿路可能會遭到強暴或搶劫，在火車行進中跳上跳下可能會斷條腿……。

　　總之，我怕死了。

　　更何況，我還有我的婚姻和諧問題要考慮。先前，我才剛結束一個有關毒品的專題報導。為了這個報導，我成天到黑暗的車庫和小房間裡，和一群吸食安非他命、海洛因、古柯鹼的毒蟲混在一起。為了我的安危，我先生擔心了好幾個月。每天晚上，當我從毒蟲的巢穴回到家時，他還得客氣地要求我在車庫把外出服換掉，以免我帶回一海票健康的跳蚤回家繁殖。要是我在做完這系列報導之後沒多久就告訴他，我想把自己綁在載貨火車上好進行採訪，我想他一定聽不進去。一年後，我希望他已經漸漸淡忘那些跳蚤，於是決定，是我該謹慎進行下一步的時候了。

　　是的，謹慎地。

　　首先，我得盡可能地弄清楚這趟旅程的所有細節。包括：確切的路線是什麼？在行程的每一階段，可能發生的最好狀況是什麼？最糟的狀況又是什麼？偷渡客在哪些地方可能會遭遇到最殘酷的待遇？在哪些地方又可能碰到最仁慈的對待？旅程中有哪些關鍵的轉捩點？黑道份子最喜歡在哪裡搶劫？強盜最可能在哪裡殺人？墨西哥移民局會在哪裡對火車進行臨檢？

　　此外，我到過四所分別位於德州和加州的監獄和庇護所，採訪數十位被美國移民局居留的非法移民孩童。他們之中有很多都搭過那些火車。我也到洛杉磯一所專門供近期移民學童就讀的中學採訪過一些學生。

　　在德州洛佛雷斯諾（Los Fresnos）的一個臨時拘留所中，我採訪了一對十五歲的雙胞胎兄妹，荷西?恩里克（Jos? Enrique）及荷西?路易?奧莉娃?羅莎（Jos? Luis Oliva Rosa），這段採訪迫使我放棄我先前的構想──從中美洲一路跟隨某個男孩，直到他抵達美國找到母親。因為，這樣做根本行不通。這對雙胞胎離開宏都拉斯，要到洛杉磯去尋找他們的母親。在墨西哥，他們有好幾個月的時間都在逃命，而且彼此失散了四次，卻運氣好到能夠再度聚首。但我，不可能跑得跟十五歲的孩子一樣快，也不敢指望自己有那樣的好運氣。所以，可行的辦法只有一個：找到一個已經安全抵達墨西哥北部的孩子，跟著他找到他在美國的母親，之後再重新建構他旅程的前半段。

　　透過這些在德州臨時拘留所的孩子，我更清楚了踏上這趟旅程會面臨什麼危險。在那家拘留所中，有一個名叫艾柏（Eber Ismael Sandoval Andino）的十一歲男孩，他身材瘦小，有著深邃的黑眼睛，從六歲起就在宏都拉斯咖啡農場打工，因此腿上留下了好多刀疤。他告訴我，在搭乘墨西哥死亡列車的過程中，他曾經五次看到偷渡客被火車碾斷手腳，一個男人在登上火車時斷了半隻腳，以及六個幫派份子拔刀將一個女孩子丟下列車。而他自己，也曾經摔下火車，跌在快速滾動的車輪旁，「我那時候以為我死了。我的身體像石頭一樣冰冷。」

　　德州這家拘留所的所長告訴我，我想要嘗試經歷這段旅程簡直是個白癡，我會丟掉性命的。他指著這些孩子說，他們根本不了解自己會面臨什麼危險，所以才盲目地踏上旅程。畢竟他們什麼都不懂。但我不同，我非常清楚這一切的風險，我一定是蠢斃了，才會想這麼做。

　　老實說，我不是個勇敢的人。我的童年有一段時間是在阿根廷度過的。當時，阿根廷正處於「污穢戰爭」（dirty war，編按：又譯為「不名譽戰爭」）期間，有高達三萬人被軍方逮捕後離奇「失蹤」。我上學得和朋友結伴而行，以防發生意外。我媽把家中的書整堆整堆丟到後院裡燒毀，以免軍隊來搜索我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家而惹上麻煩。我們家總是窗戶緊閉，以防鄰居聽到我們家的任何政治性談話。在那些失蹤甚或被殺的人當中，有一個是我朋友，才十來歲的他，聽說遭到嚴刑拷打，頭骨也被敲碎。我還有個親戚遭到軍方綁架、毒打，數個月之後才獲得釋放。

　　因此，我盡可能使自己遠離危險。要是我真得為了了解某件事而非得涉險不可，我也會盡量做好保護措施。

　　也就是說，我必須盡量把我在旅程中可能遇到的危險降到最低。譬如，我為自己設下了一個原則：絕不在火車行進時上下車（這個原則我只打破過一次）。

　　我在報社的一個同事幫我聯繫到墨西哥政府，拿到墨西哥總統私人特助的一封信。信中要求墨西哥各官方單位和警方配合我的採訪。因為這封信，我三度逃過牢獄之災，也說服墨西哥一個有武裝的移民人權團體「貝塔組織」（Grupo Beta），陪同我通過這趟旅程中最危險的地帶──墨西哥的契亞帕斯州（Chiapas）。貝塔組織屬於公家機關，裡頭的幹員出身自不同的警察單位，並隨身攜帶霰彈槍及AK-47步槍。當時，他們已經十四個月沒巡邏過列車車頂了。他們解釋，即使擁有這些火力，這麼做還是很危險。因為，光在一九九九年，他們的巡邏隊就被幫派襲擊了四次。但這次，他們破例答應了我的要求。

　　也因為這封信，我得到了墨西哥境內營運載貨火車的四家鐵路公司的允許，可以爬上車頂。這樣一來，我在車頂上的時候，列車長就會知道。我會告訴他們注意我的訊號。我將一件紅色防雨外套綁在腰際，一旦面臨極度危險的狀況，我會揮舞我的外套。我也設法在我會經過的每個地區都找到一個聯絡人，一旦遇上麻煩，便可立即打他的手機求助。
　　
找到安立奎

　　那些隻身穿越美墨邊境、卻遭到邊境巡邏隊逮捕的年輕偷渡客，平均年齡是十五歲，而且以男孩居多。因此，我想要找到一個這樣具有代表性的男孩，來作為報導的主角：他為了尋找母親，千里迢迢搭乘死亡列車前往美國。

　　二○○○年五月，我鎖定了十餘所位於美墨邊境、願意對偷渡客伸出援手的墨西哥庇護所和教堂，並親自造訪了其中幾所。我告訴每一位牧師和庇護所所長，我要尋找什麼樣的對象，並每天打電話詢問，是不是有這樣的孩子到了他們那裡。沒有多久，新拉雷多（Nuevo Laredo）的聖荷西教堂（the Parroquia de San Jos?）有一位修女打電話給我，說有兩個十來歲的孩子到他們那裡吃免費的餐點。這兩個孩子都是北上要尋找母親的，其中一個是男孩，十七歲，另一個是女孩，十五歲。她讓安立奎（Enrique，編按：為了保護受訪者，本書部分人名，作者僅列出首名）和我講電話。儘管他的年齡比一般年輕偷渡客大了點，但他的故事卻很典型──和那些拘留在美國移民局監獄裡的年輕偷渡客所告訴我的一樣艱苦。

　　幾天後，我前往新拉雷多，花了兩個星期在美墨交界的格蘭德河（Rio Grande）沿岸觀察安立奎。我也和其他孩童聊過，但最後決定鎖定安立奎。包括安立奎在內，許多我在新拉雷多訪談過的孩子，都在途中被搶走了他們母親在美國的電話號碼。他們沒想到過要把電話號碼背起來。比其他孩子幸運的是，安立奎想起了一個在宏都拉斯的電話號碼，可以問到他媽媽在美國的電話。這樣一來，他便有機會繼續他的旅程，甚至找到他的母親。

　　從安立奎這裡，我盡可能地搜集關於他的人生和他北上旅程中的每個細節，包括他記憶中去過的每個地方、遭遇過的每個經驗，以及沿路上曾經幫助他或阻擾他的每個人，我全都記了下來。

　　接著我開始追溯他的每一步，重複他幾個星期前走過的路。為了能夠更完整描寫出他的經驗，我想要親身見證、體驗他的經歷。我從宏都拉斯出發，訪問他的家人，去他常去的地方。學他搭上巴士，穿越中美洲，在墨西哥最南部的契亞帕斯州，搭上載貨火車。我沿著鐵軌走過他走過的路，搭上七輛不同的載貨火車。我像他一樣在聖路易波托西（San Luis Potos?）下車，然後在他當初搭便車的同一地點，墨西哥北部城市馬特瓦拉（Matehuala），攔下了一輛十八輪大卡車，搭便車抵達美國邊境。墨西哥的三十一州當中，我走過十三個州，行經的距離超過兩千五百公里──但其中有一半是在載貨火車上度過的。

　　我找到當初幫助過安立奎的人，去他曾經走過或待過一段時間的城鎮和重要地點。我給這些人看安立奎的照片，確認我們談論的是同一個男孩。在我搭乘的那些火車上，我遇到了其他同樣前往美國尋找母親的年輕偷渡客，例如一個十二歲的少年，他媽媽在他一歲時就拋下他前往美國的聖地牙哥工作。從宏都拉斯首都德古西加巴（Tegucigalpa）到墨西哥，我訪問了數十位偷渡客和其他專家；這些人包括醫療工作人員、牧師、修女、警察等。這些訪問充實了這趟旅程，使我得以建構、證實安立奎的故事。我回去找過安立奎三次，跟他確認我在旅行中的所見所聞，他是否也都見過或聽過。前前後後，我花了超過半年的時間，在宏都拉斯、墨西哥和美國之間來回奔波。到了二○○三年，為了蒐集更多資料，我再度從德古西加巴出發，大致沿著原先的路線又走過了一回。
　　
危險重重的旅程

　　當我隨著安立奎的足跡旅行的幾個月當中，我持續面臨隨時可能被毒打、搶劫或強暴的危險。有一次，一個雷電交加的雨夜，我坐在一輛載有燃料的火車頂上，一根樹枝直挺挺打在我臉上，讓我往後跌了個四腳朝天，還好我緊抓住列車上的欄杆，才沒有摔下車去。事後我得知，我後面的某個車廂頂上，有個孩子被樹枝甩落車底，生死未卜。

　　當我坐在火車頂上通過契亞帕斯州時，即使有貝塔組織探員的重裝保護，幫派歹徒仍舊在列車的尾端持刀搶劫人們。我一直擔心這些在列車上的歹徒。當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