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星期泰晤士報》（Sunday
Times）於倫敦的伯爵廣場舉辦全國書展，吸引了數千人前往參觀，其中還包括瑪麗皇后和肯特公爵等知名人士。書展大受歡迎，主要有一個原因，包括成名作家、新進作家在內，總共幾十位作家在那兒舉辦演講；其中也有新書《啞行者倫敦畫記》的作者蔣彝。蔣彝在擠得滿滿的演講廳內，向超過七百名聽眾就「一個中國人眼中的英國」發表演講。面對聽得入神的聽眾，蔣彝表示﹕「這個國家的人相信，中國人做事的方法完全不對。可有沒有人想過，中國人對這國家的人也有同樣想法﹖你們把名字擺在姓前面，我把我的姓蔣擺在名字彝前面。在中國，結婚之後開始談戀愛。在英國，結婚之後，戀愛似乎自然而然就終結了。」演講後，蔣彝以毛筆為聽眾在新書上簽下他的中文名字，逗得大家非常開心。《星期泰晤士報》報導，「他的簽名大受歡迎。」
二十世紀起始，東方逐漸引起人們興趣。藝展、書本、文章、戲劇演出、學院亞洲文化課程，在在擴大並刺激了英美人士的視野。多位漢學家也貢獻良多，前外交官劍橋的翟理思（H.A. Giles），編了著名《中英字典》，還針對中國歷史、文學、宗教寫了許多學術論著。莊士頓（Reginald
Johnston）爵士不僅是中國末代皇帝的老師，也是中國佛學、文學、儒家思想方面的學者；阿瑟?魏里（Arthur
Waley）譯介了大量中國古典巨著，非凡成就極得文學界重視。另外還有一些相關文化事件：1935年11月皇家學院史無前例的「國際中國藝展」，提供英國觀眾一次難能可貴的美學饗宴；1930年代中期熊式一成功翻譯中國劇作《王寶釧》，並搬上舞台，使觀眾充份領略中國古典戲劇獨特之美；林語堂的《吾國吾民》(1935)?賽珍珠的《大地》(1931)?依恩?傑克生（Innes
Jackson）的《昨日中國》（China Only Yesterday）(1938)?彼得?佛萊明（Peter Fleming）的《獨行記：中國之旅》（One’s Company: A Journey to
China）(1934)以及其他書，都讓西方見到了現代中國的社會面及文化面。這所有的事件和出版品加在一起，多少去除了難以數計的刻板印象和誤會，認為中國神秘又野蠻，也對這有著傑出文明與文化的國家，多了些了解。
這種氛圍自然有利蔣彝成為成功而受歡迎的作家。在寫出《啞行者倫敦畫記》之前，蔣彝已因前面幾本力作而享有文名：介紹中國藝術的《中國眼》(1935)、記述他至英國西北部湖區旅遊經歷的《啞行者湖區畫記》(1937)，以及《中國書法》(1938)。這些書全都以英文寫成，全都廣受歡迎。好比，他有關湖區的那本書，初版之後，立刻在短期內印了好幾刷。《中國眼》和《中國書法》也再版了好幾次，至今，許多國家仍視後者為該領域的經典著作。
本書作者僅僅用了三年時間，就獲得這種成功，自然值得敬佩。而只要想到，他1933年來到英國時，英文能力還非常有限，就更令人刮目相看了。蔣彝確實令人刮目相看，一位極不尋常的「普通人」，以文學、藝術成就為終生目標，而且不惜付出任何代價，堅持追求此一目標。
蔣彝1903年生於江西九江一個富裕家庭。其父為著名人像畫家，對於花、鳥繪畫特別情有獨衷。蔣彝自幼接受傳統教育，研習中國古籍，做古詩，練習書法、國畫。在他成長過程中，1911年的國民革命和1919年的五四運動，都為中國人的國家意識和文化生活帶來極大震憾。受到當時先進思想衝擊，認為唯有進步的科學才能造就新中國，蔣彝選擇就讀南京的國立東南大學化學系，並於畢業後在高中教了大約一年化學。不過，中國政治上的動蕩和社會經濟的不穩定，很快就促使他決定，投身政治，以便參與社會革新與革命。他加入北伐軍，掃除軍閥，統一了國家，隨後在三個不同地方擔任縣長，包括他家鄉九江。後來，為了地方上一家外國石油公司，蔣彝和一名極有權力的軍閥發生爭端。他辭去政府公職，於1933年離開中國，前往英國，並打算一、兩年內束裝返國。沒想到，他在國外一直滯留了下去，直至1975年，才有機會重回中國，當時，距離他離開國門已經四十二年。
1933年，蔣彝剛到英國，便進入倫敦大學成為學生。1935年起，他於東方研究院擔任中文系助理講師，當時莊士頓爵士是該系系主任。後來，由於了解到中國醫藥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衛爾康歷史醫學博物館（The Wellcome Historical Medical Museum）於1938年聘請蔣彝，為其設立中國部門，安排展出。兩年後，一場空襲中，他位於漢普思德林區（Hampstead
Heath）附近公園山路（Parkhill Road）的住處遭到炸毀，蔣彝才搬到牛津，直到1955年移居美國。
在英國二十年期間，蔣彝非常幸運，認識了許多藝術家、學者、詩人、劇作家，其中有中國人，有英國人。由於活躍的文化氛圍，倫敦是極少數能夠吸引中國流亡海外人士和知識份子的歐洲城市。他們經常聚會，討論各種時新議題，互相支援。且舉幾位蔣彝在倫敦遇到的人士作例子：藝術家徐悲鴻、劉海粟，著名京劇演員梅蘭芳，劇作家熊式一。同時，蔣彝也交了許多英國朋友，像是詹姆士．史都華．洛克哈特（James
Stewart Lockhart）爵士、威廉．米爾納（William Milner）爵士、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和莊士頓爵士。能夠進入這麼優秀的知識份子圈，對他自然大有助益，使他更明白文化交流帶給雙方的好處，也深層體會東西方文化的共通處。
到達英國不久，蔣彝就給自己取了「啞行者」這名字。傳統上，中文「啞」這個字隱喻了謙虛和智慧，在這兒，則強調出蔣彝在西方遭遇的種種困境，尤其是語言方面。這名字標示了蔣彝的新身份，也一輩子跟著他，經常出現在他的信件、明信片、簽名上。這名字還是他十二本旅行書的標題，書中記述了他在不同城市、國家的旅行經驗，以及他對東西方相似之處的探索。
經由他輕鬆幽默的筆調，至今世界各地已有幾百萬人認識了啞行者。整體而言，較之其他旅行書，他的書有兩個特點：首先，書中包含了許多蔣彝的圖畫、素描、詩作，多彩多姿的封面上還有他手寫的中英文標題；其次，蔣彝非常細膩地觀察了西方的文化活動，並與自己的母國互做比較。
《啞行者倫敦畫記》是繼《啞行者湖區畫記》之後出版的。湖區國家公園一直以令人摒息的自然美景，及與十九世紀英國浪漫主義的關聯聞名。蔣彝1936年夏天至該區旅遊後，即寫了一本書。這書原本以旅遊日記的方式寫成。蔣彝陸續將手稿寄給幾家不同出版社，得到的卻是一封接一封的退稿信。出乎意料地，過了幾個月，一家出版社決定給蔣彝的手稿一次機會，不過，他們要求修改「啞行者在湖區」這標題，因為擔心可能讓人聯想到刻板而負面的中國人形象，好比，邪惡的傅滿洲醫師。幾經折衝，出版商妥協了，同意留下標題中「啞行者」這名詞，但需加上副標「一名中國藝術家在湖區」。出版商對這書的銷售前景毫無把握，只同意給蔣彝六本書，還不打算付他任何版稅。藝評家赫伯特．里德寫了前言，稱讚蔣彝勇氣十足：「進入我們國家的殿堂，以自己的方式致敬。」里德讚美該書：成功證明「華茲華斯的詩作相當貼近某些東方情感和思想」(註1)。讓出版商跌破眼鏡的是，蔣彝的書大為暢銷，頭版一個月就賣光了。接下來再版的書，作者自然拿到了版稅，而「啞行者」這意念，也成了他隨後旅行書的標誌。
刁鳴健（M. T. Z.
Tyau）寫的《留英管窺記》(1920)一書也需在此一提。蔣彝前往英國前，他的朋友曾石虞送了他這本書，當作禮物。毫無疑問，蔣彝後來決定寫旅行書，以至他的寫作方式，多少都受了這書影響。不過，只要比較兩本書，立刻就會發現，它們在主題和風格上，完全不一樣。姚是1909至1916年間於倫敦學習法律的中國學生，回到中國後，才記錄下他印象中的倫敦、他懷念的倫敦。那書總共三十章，範圍廣泛，明顯偏重社會政治面，其中包括下面幾章：〈街名〉、〈下午茶〉、〈自由之邦〉、〈家庭制度〉和〈法庭〉。相對而言，蔣彝的《啞行者倫敦畫記》就詩意些，較重印象。這書顯示，蔣彝對自己旅行書寫的獨特風格相當自信，在主題安排及敘述方式上，也複雜得多。這書包含了兩部份：〈倫敦景色〉和〈倫敦生活〉。第一部份呈現了倫敦四季中和不同氣候下的市容，突顯了中國人對自然環境的敏銳感受；第二部份則遵循英文隨筆作家寫作傳統，對兒童、書本、美術館、食物、老年等各色題目進行深思。不過，整本書合起來，卻是中國觀察家以藝術化而詩意方式重建了的倫敦。他的描述印象化而片片斷斷，獨特卻精巧，一覽無遺畫出了這偉大城市的全景。
1930和40年代，《啞行者倫敦畫記》風靡了西方讀者，之前，他們只讀過歐洲人所寫關於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書。忽然，他們發現了一個全新而陌生的聲音在談論他們的文化──他們那經常自視為較優越較進步的文化。某種層面上，傳統上身為觀察者的西方旅行作家和人種學者，成了被觀察的對象。角色顛倒了過來。蔣彝一點都不隱瞞他的族裔身份，還經常提到自己的文化背景，提到中國人。這種文學技巧不僅大膽，而且極具創意。倫敦這本書，如同蔣彝其他的書，無論語言結構、文章內容或用字遣詞，都非常中國化，英文讀者讀來，必覺充滿異國風味。不過，這些讀者一定也會為他的幽默、智慧、簡潔，甚至極具技巧的自貶所傾倒，另外就是穿插文中迷人的圖畫和書法了。他們很快發現，啞行者呱噪又溫和，他筆下的中國人世故而具人性。
本書讀者一定不會忽略蔣彝新鮮而機敏的觀察。我得強調，這些觀察經常既顛覆又啟發，挑戰傳統思想，並點醒我們，必須重新評估自己和周遭世界。許多人喜歡抱怨倫敦的霧、雨和風，可是蔣彝卻在惡劣的氣候裡發現了美，發現了樂趣。他喜歡「雨中散步，因為可以真正欣賞自然之美。」他告訴讀者如何發現並欣賞現代城市之美。除了花、樹、湖、公園裡的鴨，皮卡得利圓環（Piccadilly
Circus）和攝政街（Regent
Street）上的人群這種都市裡常見的景象，也可以讓蔣彝驚嘆、開心不已。他說，他喜歡觀看雨中的人群。「我看不到他們的臉孔或身體，只見得到移動的雨傘。如果那些傘是深藍色的，我很可能將它們誤認為海潮，正由我立足的地方不斷往外沖刷。」英文名字那一章也充滿創意。蔣彝說，他花了三天時間，將倫敦電話簿上的名字由第一個流覽到最後一個，並驚訝地發現，英文名字和中文名字一樣怪。他留意到，英文名字可能自相矛盾，用字可能很奇怪，姓氏尤其如此。為了強調自己的意思，他以英文姓氏寫成一篇短文，只不過，「文法是中式的」，因為動詞時態不對，也沒有冠詞。
膽小鬼（Coward Man）和黑孩子（Dark Child）──不是好孩子（Goodchild）──上漁夫（Call Fisherman）那買魚（Buy Fish）。漁夫拿鯡魚（Fisherman Handover Herring）給孩子（Child），膽小鬼煎鯡魚（Fry Herring）由灰（Gray）煎成棕（Brown）。聰明狐狸（Wise
Fox）由孩子那接過鯡魚（Take Herring），和膽小鬼同樂（Full Joy）。膽小鬼拿刀子（Knife）走來（Walk Down），孩子大叫（Child Call Loud），有人（Man Want）要殺人（Man-Slaughter Child）。還有呢（Whatmore）？
表面看來，《啞行者倫敦畫記》說的是作者對一個城市的印象，實際卻是對英國文化和中國文化的比較。在討論倫敦景色時，蔣彝舉出許多鮮活實例，比較並說明東西方的相似之處。他寫道，他深知西方的種族歧視，也深感厭惡，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一些英文作家，對東方所知有限，卻錯誤百出地談論中國。蔣彝決心，以自己的筆，糾正遭扭曲的形像和謬誤的事實。與其義正詞嚴地指責那些謬誤，蔣彝選擇「找出世上所有人類的共同點」(註2)
。他自相異之處尋找共同點。在這本研究倫敦的書裡，當討論到工作時間、兒童教育，甚至對愛情的期盼時，蔣彝指出，儘管語言、膚色、宗教、習慣不同，世界各地的人還是有許多共通之處，而這些共通之處正是未來互信、和諧共處的基礎。
蔣彝也不吝於介紹一些基本的儒家思想，即祖國的傳統哲學思想給讀者。為了強調智慧、真誠、同情，他經常提到儒家思想和道德規範，好比，孝道，子女尊敬並照顧父母及長輩的責任。他提到儒家思想時，一點都不教條。相對地，他讓讀者感受到一點中國大眾哲學的趣味，並以一些精心挑選的實例、格言，喚起他們的好奇。
值得一提的是，蔣彝以不懂政治為由，幾乎在所有書裡，刻意避開這方面的話題。這種避談政治的態度並非無知，而是體現了他一貫的堅定信念，認為在促進世界和平上，文化，必將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那同時也是他的策略，在1930年代動蕩不安的時代裡，為自己尋得安身立命之道。
蔣彝一直讓人覺得，他是個快活的人。他臉上總帶著笑，文字總讓人捧腹。然而，在他內心深處，卻一直存在一股深深的悲傷、恐懼、焦慮和鄉愁。蔣彝從不讓人知道內心感受，直到晚年，他才承認，他並不似人們一直以為的那般快樂無憂（註3）。蔣彝書寫倫敦這書時，生活中發生了兩件不幸。1938年春天，二十年來教導他、支持他的兄長去世了，使他極度悲傷。接著，幾個月之後的七月，他的家鄉陷入日本侵略者之手。蔣彝的妻子和四名兒女都留在中國，他們的安危前途成了他永遠的牽掛。他將悲傷痛苦埋在心裡，只偶而觸景傷情，看到假日慶祝場面、兒童歡笑、楊柳、公園青草，這些深埋的情緒才會迸發出來，變得懷舊而善感。他懷念他的家人，他的故鄉。
書寫旅行書，解讀中國文化，在在使得啞行者乘著想像之翅，回到自己的故鄉。這種假想，猶如中國人中秋賞月的傳統，至少，能夠暫時疏解鄉愁，聊以自慰。因此，較為細心的讀者，應該可以自此書和其他書裡，自充滿活力輕鬆的語調中，感覺到一絲淡淡的哀愁。
《啞行者倫敦畫記》初版至今已超過六十年。包括二次大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冷戰、尼克森訪問中國、柏林圍牆倒塌等重大書件，都為世界和東西方關係帶來了巨幅改變。然而，在此高科技和全球化的時代，蔣彝的書仍然得以啟發今日的讀者。倫敦的景物早已全非，人生的美和本質卻仍一樣，仍有待我們去發掘和珍藏。文化價值和習俗變了，人性基本上最終渴求的仍是愛、諒解與和平。因此，重新出版《啞行者倫敦畫記》，不僅只是重新出版了一本好書，還象徵對蔣彝理念和文化貢獻的認同和欣賞。我確信，讀完這書後，蔣彝的結語仍會不斷縈繞我們心頭：「我在倫敦看得愈多，對四周景物愈覺親切；對倫敦生活了解愈深，愈堅信人道、慈愛和美。為什麼人們要因種族和國籍而產生間隙呢？」
鄭達
波士頓，2001年6月
1. 赫伯．瑞德，〈前言〉；蔣彝著，《啞行者湖區畫記》（倫敦：鄉村生活有限公司，1937），xi-xii頁。
2. 蔣彝，《重返中國》（紐約：諾頓，1977），49頁。
3. 蔣彝，《重返中國》（紐約：諾頓，1977），48-49頁。
鄭達，波士頓撒佛克大學（Suffolk University）英語系副教授，正在撰寫由文化層面切入的蔣彝傳，傳記名稱暫定《啞行者：來自東方的藝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