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農莊））裡那些人模人樣的畜牲
德明技術學院應用外語系副教授 張瑩棻
喬治歐威爾原名艾瑞克布萊爾（Eric
Blair），公元1903年生於印度，1907年隨同家人遷往英格蘭，1917年進入有名的伊通書院就讀，那個時候他就投稿給幾本書院的雜誌。歐威爾年輕時曾到當時被英國統治的緬甸擔任警察工作，之後他過了好幾年貧窮的生活。他是貧苦大眾之喉舌，也被譽為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之政治小說作家。歐威爾於1949年出版的恐怖烏托邦小說（（1984））是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文學著述之一，曾被拍成電影。他的中篇小說（（動物農莊：童話故事））於1945年出版，到了1950年代變成一部家喻戶曉的作品。
這部小說的歷史背景是公元1917年的俄國大革命。當時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政權被瓦解了，帝俄時代被終結了。只是人民的生活並沒有如革命者當初所承諾地有所改善，而史達林在公元1928年前後更開始以獨裁者姿態恐怖統治蘇聯。歐威爾就是為那些受到史達林蹂躪的勞工們打抱不平，他藉這部小說警告人們極權主義政權是危險的，因為人們的生活是被嚴密監視控制的。
（（動物農莊））故事情節大致上是這樣的：一隻老豬在臨終前，召集農莊裡的動物，鼓動牠們革命顛覆農莊主人鍾斯先生，不再讓他繼續剝削牠們的勞力所得。果真一下子牠們合力將鍾斯先生一家及他的員工全部都趕走了。但是這些動物立即又再落入另一個困境裡，因為豬領導還是用類似前農莊主人鍾斯先生之管理方式對待牠們。
表面看來，這部小說一開始好像是寫人與獸之爭，好像在探討那歷久不衰之主題：「究竟人與獸誰才是主人？」亙古亙今人類與禽獸之間一直有著非常微妙的互動，人類與禽獸之間的爭鬥，也是不斷地上演。遠古時代人獸互吃，目的不外是為生存。今時今日獸吃人的機率大大下降，但是人吃獸並未停止，反而變本加厲，莫非是人類一直都沒進化？或許有人會抗議我這樣說，可能有人還會反駁並指出現代人道主義正大放異彩，就看狗與人之間的關係此一時彼一時，狗再也不是單純用來看門狩獵的，放眼望去只見林立著狗旅館、狗安親班、狗美容、狗spa、狗專用游泳池，天冷時養狗的人替狗穿上衣服，平日在街上養狗的人都替狗撿排泄物，這樣看來似乎狗才是主人。不過，狗常也是被虐對象，而施虐者就是人類。最普遍的虐狗事件就是飼主將已養到中老年的狗棄養，就此也製造了流浪狗之諸多問題。人類心思真的太複雜了，不像其他動物那樣單純。
（（動物農莊））並不是講人與獸之爭的。歐威爾是藉著小說裡帶著動物面具的角色批評人性的黑暗面，讀完小說只能讚嘆他將人性弱點刻畫入微。以下我從這部小說選了一些描繪人性面貌的片斷加以說明。首先，我們看到權力是會讓人腐化的。豬隻將乳品及蘋果留著自己豬群食用，不分給辛苦工作的其他動物，藉口是豬群要夠健康才能繼續帶動革命。又因為豬是領導者，所以小豬群得到優厚待遇。豬領導拿破崙偷偷養大九隻狗做牠自己的跟班保鏢。豬領導完全漠視革命當初訂定「所有動物生而平等」之戒律。豬隻後來搬進農場主宅居住，而且還睡在人類的床上，原先革命當時說好動物不使用農場主宅，而且動物不使用人類的床。由此可見人性弱點之一就是享受特權享受奢華。還有就是一旦掌權不願放手，豬領導拿破崙要其他動物歌功頌德，還要一人競選連任當總統。
歐威爾似乎也讓讀者思考「人是會思考的嗎？」這個問題。有一個場景很有意思，兩隻屬於領導層級的豬各說各話要拉攏群眾，農莊裡的那些動物無法決定那一隻說的才是對的，牠們只好支持正在說話的那一隻豬，牠們贊成牠說的一切，也就是，誰正在說話誰就有理。我們瞭解人類群眾心理常常就是這樣。但說來也奇怪，農莊裡的那些動物很多都學會人類書寫系統、但是這些會讀書寫字的動物似乎還是缺乏判斷事情的能力，似乎還未能獨立思考分析，牠們聽了豬領導說的話，就照單全收了，絲毫都不會質疑一下、衡量一下、評估一下。這其實是歐威爾在挖苦那些受過教育卻沒有判斷力的人們。
其他人性的黑暗面還有「巧言令色」、「見異思遷」、以及「愛好勾心鬥角」。
豬隻發言人史詭樂很會為豬隻辯護，牠有溝通技巧也很會運用溝通策略，只是毫無誠意，其他動物紛紛落入牠巧言令色之圈套。有一匹虛榮的母馬名叫茉莉，牠跑到隔壁農場被包養，農莊裡的動物再也不想提起見異思遷的牠。原先的農場主人鍾斯先生對別人說自己被動物趕走的事，其他的農夫只是原則上同情他，他們不但未給予鍾斯先生幫助，反而是在心裡盤算如何將鍾斯先生的損失變成自己的利益。這道出人心不古，人類之心懷鬼胎。就像史怒撥研究風車，拿破崙卻不以為意，這兩隻豬常意見相左，作者是否暗示人吃人（人欺人）其實不希奇？
（（動物農莊））故事的諷刺在於本來農莊的動物期待推翻以人為首的農莊主人能換得自由，可是以豬為首的管理階層讓動物們苦上加苦，這實在是牠們所始料未及。或許原先動物們以為以豬為首的管理階層會「獸面人心」罷。殊不知「人心」不等於「仁心」。小說中的一個情節是雞隻被迫要增加生蛋量，於是牠們準備造反，豬領導拿破崙以高壓手段把九隻雞餓死。以高壓管理後動物們都不敢說真心話，因為狗隻到處走動巡邏，而被迫承認是內奸的動物則一一被殺。不久，那匹最勤勞的馬伯獅因年老又工作過勞倒下生病，豬領導竟然要將牠出賣，利用牠最後之剩餘價值。伯獅是被一輛寫著「宰馬店」的馬車載走的，從此牠就再也沒回到動物農莊。有一天母馬科羅琺驚叫，大夥赫然發現豬隻都用後腿立著走，這是充滿象徵意義的。
人豬相像到難以辨別寫來十分精彩。或許（（動物農莊））就是要傳遞給我們「人只是獸」這個訊息，畢竟人與獸是同屬動物界，所以難免會人面獸心、衣冠禽獸。人類非常自私，馴養動物是為自利，食動物肉、勞役動物、買賣動物以滿足自己需求。以豬為首的管理階層，在鍾斯先生一家及他的員工全部都被趕走之後，就提出「人類即是禽獸主義」（Animalism）。如果我們試著將這些動物角色之面具掀開，揭露出來的是人性本質的一種面貌，被刻畫出之人性弱點有私慾、虛假、自傲、虛榮等。（（動物農莊））的結局使角色再次落入生活的混亂之中，是爭鬥之再起，於此觀之（（動物農莊））所反映的是生存本質，是一個諷刺文學作品（satire），它挖苦嘲諷政治黑幕與人性本質的黑暗面。歐威爾寫的這部小說（（動物農莊））有個副標題叫做「童話故事」。相信很多人都和我起先一樣以為這是一本為小朋友而寫的故事書，殊不知它是部相當嚴肅的小說，對象為成年讀者。雖然兒童不宜，卻是成人必讀，因為歐威爾藉由小說的娛樂效力，發揮出小說的教育作用，它是一部值得精讀的好書。
在革命廢墟的瓦礫裡尋找新芽
李明璁
在知道子彈正巧穿過脖子的那一瞬間，我覺得自己這下肯定完蛋了。我從來沒聽過任何人或動物被子彈從喉嚨正中穿透還能活下來的。血沿著嘴角滴下來……眼前的一切都模糊不清。」
一九三七年五月某日破曉時分，在西班牙韋斯卡戰區的壕溝內，一名哨兵於換班交接時中彈，他叫艾瑞克．布萊爾，是英國兩千多名自願前來參與這場反法西斯戰役的其中一位。當時他才新婚週年，且剛出版一部關於北英格蘭礦工貧困生活的深度報導，開始受到英國評論界的注目。「喬治．歐威爾」是他的筆名，也是他於一九三○年前後在倫敦自我放逐、流浪街頭時所用的假名。
在《向加泰隆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1938）的倒數第二章裡，歐威爾詳實記錄了自己差點喪命的經過與心情。儘管寫來一派輕鬆（一開始他竟然說中彈的過程「十分有趣」），顯然是他一貫的黑色詼諧筆調，但讀來還是令人驚心動魄，捏把冷汗。子彈的確射穿了他的喉嚨，但就差那麼幾釐米，幸好避開了頸椎和動脈，否則世人就無緣得見日後那座「動物農莊」的荒謬變貌。
然而，這場捍衛西班牙社會主義民主政權的戰役，真正讓歐威爾感到極大挫敗的，並非自己在鬼門關前走那一遭，或最終仍讓佛朗哥法西斯叛軍得勝，而是來自左派陣營裡的同志鬩牆，及其卑劣而殘酷的內鬥手段。從歐威爾的紀實書寫中，一開始我們看到初抵西班牙的他，是如此讚頌左翼志願民兵組織中的平等共享，其堅定的社會主義信念表露無遺。然而越到後面就越令人不寒而慄，「同一國」內部的權力競逐與險惡鬥爭，較諸日益緊繃的外部戰事更加危險。
握有統領和宣傳大權的共產黨，受到蘇聯史達林政權的控制，在內戰如火如荼之際，竟一再對歐威爾所屬的「馬克思主義聯合勞工黨」（被類歸為托洛斯基派）進行攻擊：貼標籤（「法西斯同路人」）、扣帽子（「和佛朗哥叛軍密謀」），先透過法律和文宣加以定罪，然後將幹部們一一逮捕入獄、甚至暗地處決。極其諷刺啊！他們最終竟是遭到「同志」所害，而不是被法西斯敵人所殺。
當並肩的情誼變成了互鬥的猜疑、甚至無情的殺戮，左派其實開始向右傾斜，同志根本不再是同志，而革命的理想也跟著迅速埋葬。親身經歷了這一切的歐威爾，面對當時歐洲主流的「進步論述」—認為蘇聯的嚴酷專制是建設社會主義國家「不得不」的必經之路，他內心充滿了矛盾與不安。在返回英國的接下來十年裡，歐威爾就一直思考著如何透過創作，摧毀這個「蘇聯迷思」，讓社會主義的理念及行動，從史達林威權統治下的禁錮與扭曲中得到解放。
於是，他採取了最平易近人的書寫策略：一個詼諧諷刺的寓言體，而且篇幅不能太長。一九四五年，《動物農莊》出版，佳評如潮。時值歐威爾以記者身分再次前往歐陸，見證了納粹德軍的潰敗；然而當年在新婚期間隨之共赴西班牙內戰的愛妻，卻在英國病逝。面對喜悅與哀傷的交織，世事與家事的兩難，在那樣一個巨變的年代，人或許渺小，但卻因作品而偉大。
動物農莊裡的角色設定極為鮮明，歐威爾並不過於隱誨，似乎就是要讓讀者們能直接聯想，將當時蘇聯社會中的各色人等一併對號入座加以檢視。例如只出場一幕但卻激動民心的「老少校」，是啟蒙者卻來不及參與和反省革命的列寧（或可上溯及馬克思）；兼具個人知性魅力與溫暖同志情誼的「雪球」，是主張不斷革命論但遭鬥爭流放的托洛斯基；至於豢養眾多惡狗、致力於剷除異己、擴權獨裁、最後甚至「人模人樣」與敵同謀的「拿破崙」，毫無疑問當然就是史達林。
而在情節安排上，歐威爾除了具備所有優秀小說家都有的絕佳說故事能力，更具有一種如Wright Mills所倡言之「社會學的想像」（sociological imagination）。在每一個短小的篇章裡，關於獨裁者的各式統治伎倆、如何「以革命之名行反革命之實」，其描述都相當犀利精準。
比如說，在面對內部成員產生質疑或提出挑戰時，統治者就會提醒「有一個外部強敵正虎視眈眈」（如瓊斯先生），從而訴諸團結向心；當大家生活困頓、無助徬徨時，當權者就藉由興建「偉大」工程（如風車）、舉辦大型儀式慶典遊行等群眾運動，來彌補群眾的失落；如果有人質疑分配不均，就會出現「統治菁英的勞心工作如何辛苦以致於需要較多酬報」的論述；而例行性的提示數據，證明「現在比過去更好、或即便現在仍沒有很好不久將來也一定會好轉」，則是一貫的宣傳洗腦用語；至於竄改歷史，將不受當權喜愛者入罪，或者逕行修法（如七誡之增刪）讓受質疑的統治者脫罪，更是粗暴但常見的威權治術。挑出這些書中例子，我們很難不進一步聯想到中國文革、以及戰後台灣政治發展中的對應怪象，而這正是《動物農莊》之所以能歷久彌新、四海皆準的傳世之處。
這是我第三次閱讀《動物農莊》，內心仍波濤不已。依稀記得，在一九九○年六月的某個夜裡，我坐在搖晃開回輔大的公車上，就著昏暗燈光從老上校激勵人心的穀倉演說開始讀起。那時我大一，連二十歲都未滿，不久前才參與了三月野百合和五月反軍頭組閣兩大學運戰役，是會在每一本筆記簿扉頁都寫上「全世界無產者團結起來」的那種衝鋒少年。車程有些遠，一路下來也就看了三分之二。動物農莊裡當權豬仔們「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嘴臉令我笑不出來，我不可避免地想到自己前刻才剛從一個學運集會中逃離，某些夾雜艱澀術語所進行的指控、訕笑、猜忌、套問、甚至驅逐的「批鬥」場面，對一個過度天真的革命菜鳥而言實在消化不良。
不過我後來並沒有因而犬儒卻步。我鍾愛歐威爾、米蘭昆德拉、村上春樹等小說家對不同時空裡革命行動的反思，但這些作品終究無法綁住我仍期望自己認真走過一遭的雙腳。我總覺得：引人發笑的嘲諷荒謬，其實是深沈的反省姿態。讓人無奈的感嘆失望，其實是最熱切的期待語調。表面上，《動物農莊》是不再信任所謂革命理想的犬儒主義，但骨子裡卻仍充滿對社會主義人道信念的基本堅持。也因此，這部作品一直是自己革命幻想裡最尖銳的提醒，也是挫敗經驗中最溫柔的救贖。
至於我第二次進入《動物農莊》是在一九九八年了，那是我即將負笈英國的前刻，剛好在整理書櫃時發現，忍不住就讀了起來。那一次的閱讀感受遠比第一次更為複雜強烈，大概是因為在那幾年裡，我從一個關心政治與社運議題的研究生變成了當時在野而今執政的黨的政策幕僚，然而卻又在一年深入的實務參與後，帶著滿身的無力與滿腦的疑惑離開。我只能說，自己似乎看到了它即將盛開，但也即將腐敗。就像是小說結尾那令人驚恐的一幕：豬抬起了前腳，開始學人走路。
後來我在英國陸續讀了歐威爾的其他作品及其傳記，慢慢發現若將之與《動物農莊》串聯來看，或許焦點就不再只是令人氣憤作噁的豬仔角色，或將故事機械式地對應時局予以嘲諷，更不是訴諸龐大而無奈的人性解讀。相對於這些悲觀傾向的閱讀心情，我其實更想在歐威爾既尖銳又幽默的筆觸中，找尋他獨特的社會哲學與生命情調。或許可以這麼說：抗拒社會的定型僵化與集體控制、要從這裡頭尋求真正解放的可能，就是歐威爾創作與生活的基調吧。
而今，又一個八年過去，三度「重返」《動物農莊》，我已三十四歲，恰恰就是歐威爾他在西班牙遭法西斯彈擊與共產黨夾擊時的年紀，放洋多年後我終於回到了這個既想擁抱又想逃離的祖國原鄉。我暗自發願（並揣想歐威爾應會同意）：島嶼上的「動物農莊」如果已是一座革命廢墟，那我們就該試著在瓦礫中尋找會發新芽的種子。
（作者為英國劍橋大學國王學院人類學博士，現為台大社會系助理教授）
關於《動物農莊》及其作者喬治．奧威爾
張毅、高孝先
《動物農莊》於一九四五年在英國首次出版。嚴格地說，它不是一部小說，而是一個諷刺性的政治寓言。它的特點是：在內容上豐富、深刻，在文字上卻十分淺顯、明晰。因此，它被公認為二十世紀最傑出的政治寓言，並在現代英國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動物農莊》不但流傳甚廣，而且影響極深。甚至於書中的有些語言還變成了人們的口頭禪。有關學者稱之為「《動物農莊》之謎（The Myth of ‘Animal Farm’）」。這本書一直吸引著眾多的讀者。在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裡，可以說它早已家喻戶曉，同時，它又被譯成二十多種文字在全世界流傳。
為了全面地瞭解《動物農莊》，這裡簡單介紹一下有關這本書及作者奧威爾的背景情況。
作者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是英國人，本名埃里克．亞瑟．布萊爾（Eric Arthur
Blair）。一九○三年生於印度，當時，他的父親在當地的殖民地政府供職，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家屬於「中產階級的下層，或沒有錢財的中產家庭」。一九○四年，由母親帶他先回到了英國。他自幼天資聰穎，1歲時就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詩作《醒來吧，英格蘭的小夥子們》，十四歲又考入著名的伊頓（Eton）公學，並獲取了獎學金。但早在小學時期，他就飽嘗了被富家子弟歧視的苦澀，從他後來的回顧中可以看出，憑他那天生就很敏感的心靈，這時已經對不平等有了初步的體驗。
一九二一年，布萊爾從伊頓畢業後考取了公職，到緬甸當了一名帝國警察，在那裡，被奴役的殖民地人民的悲慘生活無時不在刺激著他的良知。看著他們在飢寒交迫中、在任人宰割的被奴役中掙扎，他深深感到「帝國主義是一種暴虐」。身為一名帝國警察，他為此在良心上備受煎熬，遂於一九二七年辭了職，並在後來寫下了《絞刑》（★A
Hanging★，一九三一年，此為正式出版年代，下同），《緬甸歲月》（★Burmese Days★，一九三四年）和《獵象記》（★Shooting an Elephant★，一九三○年），這些紀實性作品，對帝國主義的罪惡作了無情的揭露。
但是，這一段生活經歷仍使布萊爾內疚不已。為了用行動來表示懺悔，也為了自我教育，他從一九二八年一月回國時起，就深入到社會最底層，四處漂泊流落。儘管他自幼就體弱多病，但在巴黎、倫敦兩地，他當過洗盤子的雜工，住過貧民窟，並常常混跡在流浪漢和乞丐之中。次年，布萊爾寫下了關於這段經歷的紀實性作品《巴黎倫敦落魄記》（★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一九三三年），真切地描述了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民的苦難。正是在為這部作品署名時，布萊爾用了「喬治?奧威爾」這一筆名。某種程度上說，「奧威爾」的出現，開始了布萊爾的新生活。
這時的奧威爾已經把自己深切的情感繫於無產階級的命運上，在思想上也開始傾向社會主義。他不能容忍勞苦大眾在英國處於一種「被忽視的」地位，他曾這樣深情地寫道：「他們才是真正的英國人。」趕巧，在一九三六年，有一位進步出版商聘請一位屬於「不是受害者自己，而是見證人」的作家，去北部工業區（蘭開郡、約克郡）對工人的窮困狀況作實地調查。被認為是最合適的人選的奧威爾欣然應聘，歷時數月，通過自己的親眼所見，並參考了包括恩格斯《一八四四年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在內的大量歷史文獻，終於寫成了《通往威根碼頭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一九三七年）──其中記述了大量的事實，深切地反映出工業區人民生活的悲慘和世道的黑暗。奧威爾不但據此憤怒地譴責資本主義工業化對人性的摧殘，還主張用社會主義來拯治社會的弊端。
一九三六年七月，西班牙內戰爆發。同年年底，奧威爾與新婚的妻子一同奔赴西班牙，投身於保衛共和政府的光榮戰鬥。奧威爾在前線擔任少尉，喉部曾經受過重傷。他為記述西班牙內戰而寫的《向加泰隆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一九三八年）一書，後來成為關於這場內戰的一個權威性文獻。
但是，這場正義的戰爭，由於左翼共和政府內部分裂，最後竟失敗了。沒有死於法西斯槍彈下的奧威爾，竟差一點喪身在共和政府內部黨派之爭的傾軋中。這個慘痛的經驗對奧威爾影響巨大。他曾說自己「從一九三○年起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了」，而這時候，他又開始考慮「捍衛民主社會主義」的問題了。這個思想出發點，一直影響到他後期的兩部名作！《動物農莊》和《1984》（★Nineteen
Eighty-four★，一九四九）的創作。
一九五○年一月，奧威爾病逝，享年四十六歲。
他為後人留下了大量的作品，僅以《動物農莊》和《1984》而言，他的影響已經不可估量。以至於為了指代某些奧威爾所描述過的社會現象，現代英語中還專門有一個詞叫「奧威爾現象（0rwellian）」。
如果說，貫穿奧威爾一生的作品主要是反映「貧困」和「政治」這兩個主題，那麼激發他這樣寫作的主要動力就是良知和真誠。
在西班牙內戰的前後時期，史達林在國內國際政治上的政策失誤給奧威爾刺激很大。一方面，史達林在國內大搞消除異己的「大清洗」，使無數忠誠的革命者死於無辜；另一方面，又費盡心機地在國際上企圖控制一切左翼勢力，其惡果也應對西班牙內戰的失敗負一定責任。在這種背景下，奧威爾開始思考「民主」問題。他認為，史達林的作法是對社會主義的破壞，而且會使「蘇聯朝著真正社會主義的方向背道而馳」。然而在當時，歐洲的進步知識分子普遍認為，蘇聯的一切都代表著社會主義。奧威爾把這種現象稱為「俄國神話」。因此，「為了反抗專制，捍衛民主社會主義」，他於一九四四年寫了《動物農莊》。他在一九四七年為烏克蘭文版的《動物農莊》作的序言中寫道：「在過去十年中，我一直確信，如果我們想使社會主義運動恢復生機，就必須得摧毀俄國神話。」但是《動物農莊》並未因此而一下得到應有的理解。一九四四年二月，在奧威爾剛剛寫完《動物農莊》的時候，二次大戰戰事正酣，正直的英國人認為，對史達林這位反法西斯的英雄戰士妄加非議就意味著對正義的背叛；同時，進步人士又認為，攻擊所謂「俄國神話」會有損社會主義形象。
當然，應該看到，奧威爾的思想也有很大的片面性。他既不是哲學家，也不是政治學家，他對生活的感受是出於一種敏感的直覺。當他鼓吹「平等、正義」的「不傷及自由而又消除了貧困的」社會主義時，他的社會主義「遠不是一種明確、清楚的政治或思想體系，而是一種深刻的心理經驗的粗糙歸納「（潘尼徹斯語）。而他在思想上對所謂「民主社會主義」的追求也因此反映出了他的某些褊狹，以至於他的同時代人在回憶他的時候，常常情不自禁地聯想到唐?吉訶德。這褊狹或許也是他那個時代的局限吧。
固然，歷史早已超越了他那個時代的局限。不過，正如馬克思所喜歡的格言所說的，「凡是人類所有的東西對我都不陌生」。用這種態度來看待《動物農莊》的話，讀書人誰甘於繼續對它感到陌生呢。
藉此機會，謹向蘇瑞美、李洪寬及其他諸友對譯本所給予的關懷和支持致以深誠的感謝；對康正果友所給予的指教，以及邵敏先生的大力支持致以深誠的感謝。
一九八八年春於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