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的滋味

　　活在錯誤的字句中—截錄自作者於開普敦的演講

　　在這個聚會中，演說的邀請伴隨著傳遞主旨的嚴格要求。由於『錯誤的字句—對真實與和諧的要求』這樣的標題，我首先被要求要演說關於背叛，關於弱點以及那些潛藏在國家的真理問題之下的質疑。其次，我被要求提供一把鑰匙，那或許可以打開一些對這個聚會有意義的東西，藉由像我們這樣一個蹣跚走過三百五十年的殖民主義歲月的民族。我並沒有『鑰匙』。在這樣一個討論會中，在講台上面對範圍廣泛的議題，包括個人和集體的回憶、懺悔、失落和哀悼、治療與宣洩、天譴、遺忘、鄉愁、和多重的真理的架構，誰會有解答呢？

　　我所能提供的，只是某些個人的東西：它會和記憶有關，它會是懺悔的一部份，它會影響和招致失落與哀悼，它會是一部份的治療和一部份的宣洩，而且，它會自行暴露辨識真理的複雜本質。

　　我所說的這些話將導致憤怒、痛苦、困惑，和其他負面的回應。它會使我們被羞恥浸透。但是這對我而言，身為這個國家的一個公民，生存在一九九六年，為了貢獻在這個議題上，或任何更深入的公共議題，如果不提這些事，那似乎是空洞的。

　　我常常說，創作《蘋果的滋味》這個動作所代表的，對我而言，是和我自己的正面衝突的開始，也是我在這個種族隔離的體系中所提供的支持。我也說過，如果書的出版幫助過白種人在南非的錯誤中面對他們自己的過失，那麼就非常值得了。身為一個白種人，這對我特別重要。擁有廣大黑人讀者群的城市書報上的一篇評論中曾寫著，容我引用：「當政客們和其他高官們坐在真理委員會時，貝荷的書是委員們必須閱讀的一份文件，當他們企圖努力去了解、掌握、並治療南非種族隔離的靈魂時。」

　　從公眾的認同，到現在這本書擁有一些值得對這個國家說的建言，之間，我經驗到一陣短暫的解脫。然而，我也已經完全認知到，小說只帶給我真理的開端，特別是說得出來的、可以傳達的那些真理：從選擇由一個小孩的聲音來緊抓住種族主義、種族隔離、和殖民歷史。一個小孩的語言（即使經由成人敘述者和成人銘文的巧妙安排），我認為，能夠傳達一個體系的本質，包括我所生長的地方，我所支持的而幾乎不曾質疑的事情，以及最後成為南非國防武力中的一個軍人。

　　這個小孩的聲音，我覺得，可以藉由在同一時間持著一面鏡子而成功地指控施虐者。我希望，同時存疑，小說如果會顯示一個人如何在種族隔離中成長、相愛、背叛，那麼，為何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能夠從中解脫。但為了表達這些，我需要一個聲音，它能夠不找理由或藉口，完全不同於成人的語言，因為成人的語言中永遠包含了常規的墮落與腐敗，無論有意或無意；總是企圖宣稱清白或要求赦免。在小說中，成人的插入很短，而對主人翁而言，似乎沒有赦免的存在，不只限於他對這個體系的順從，還有對於成人的拒絕挑戰那些他早已經知道站不住腳的事。

　　在這一點上，就像我的敘述者，我想要向沈默屈服，在沈默之中也有真理的存在，就像停止生存之中也有。為什麼這會如此的困難，甚至不可能，藉由超過孩童期的或後青年期的人來訴說呢？這可能只是怯懦而已，當然，對我而言，似乎所有的語言，尤其是我的成人語言，總是會忽視掉這個國家的人民以及我身邊的人們的創傷。我在二十八歲的時候寫下︽蘋果的滋味︾，我現在三十二歲了，並且仍然感覺到這個文本所要說的東西太重要了以致於必須以語言傳達出來──這限制了它和真實、語言、和記憶的關係。

　　語言簡化了糾纏不清的東西，它企圖使困難的變得簡單，冒著變得平凡瑣碎的危險。就像藝術，語言可以曖昧不明，同樣也可以清楚光亮。當我設定今天要講的東西時，我很清楚地知道我正用著不值得的字句在說話。我說著、使用著早已錯誤的字句。但是，公開尋求類似真理的東西──最好是有志於治療的真理─我們必須使用語言，一種通常可以揭開傷口的語言，在治癒之前。那些宣稱要述說真理的藝術家們，都已經非常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

　　……說故事與創造歷史的過程，無論是為書本、為博物館、為告解、為一件藝術品，都是一種選擇，包括決定格式和媒介、以及選擇用字。身為一個小說作者，我很清楚這一點，一如我在架構所謂的安全報告的過程。當我在這裡書寫時，我進入一種所謂的『超知覺』狀態，一種敏銳意識的狀態，我所說、所做的每一件事都隱隱不安，因為坑坑巴巴，因為必然省略掉一半的事實，同時因為時間的限制。這其中，我太清楚還有多少事實繼續被消音著。我不確定有多少程度，我這麼做只是為了保護我自己，或是因為我不確定會有什麼後果。我不能要求這個演說包含所有的事實。其他人必定明確地表態並增加他們的傷痛、或他們的憤怒。這些字只是接近錯誤字句的準備，從此之後，所有的質問必然開始。當比我所說過的更完整的事實浮現出來時，當然事情必然如此發展，然後我將面對羞恥。我的話將進入與大量其他故事之間的戰役，這將一起決定南非接受的真理是什麼，不只關於我，而是關於這個國家的整個過去。而我將用我這一生剩下的時間回答這個問題。

　　沒有一個故事能夠堅持完整的事實或建立討論時，大眾的聲音與證言能夠帶著我們在某種程度上更了解這裡發生的事情：我們每個人都將面對自己和這個世界，以一個公民、一個藝術家、一個受害者、一個犯人的身分：以法院的、媒體的、真理委員會的、小說或歷史書的、人類學的、蝕刻或雕刻、或諷刺詩、或紀錄片、會話的、笑聲的、對話的，或者以沈默的語言。這所有的一切都必須被目擊，開始疏通錯誤字句的深處，探索它們的道路，穿越我們的歷史並通向我們的未來。從多元化的小說、許多的陳述、宣誓供詞以及誓詞中，我們也許可以完成某些可以共享的及可以理解的傷痛，或者，也許只有對懷疑的確信。

　　今天我開始與羞恥的恐懼公開對立，那包括了沈默，它無情地持續供給它的汁液。就像我的背叛，今天在這裡的公開演說，再一次等同於為了某種自我整合的自私而行動，以一部否認的自傳終結或散落。我只能希望，這是自私較有保證與判決的一種形式。這個鑰匙是恐懼的私人收藏的小小工藝品，它將從這裡開始加入其他人，排隊等候真理與和諧委員會的關注。如果我被要求在那裡演說，我會那麼做。我不相信對於過去會有什麼補償；但是，當這個國家有越來越多的人相信，挖掘與訴說過去是開始創造更好的一切的痛苦過程，我將願意去生存，去書寫，去言說，並且去聆聽。